为何民国多大师？ 2017-02-13 14:31

张也

               

　　民国，是为乱世，从清朝灭亡到大陆解放，不过短短38年，期间数次革命，中原大战、北伐、抗日战争以及内战，中国几乎一刻不得安宁。
　　然而，尽管时局动荡，条件恶劣，中国近代学术大师却层出不穷，闻名后世的胡适、刘文典、吴宓、钱穆、金岳霖、冯友兰、傅斯年、马寅初、李叔同、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辜鸿铭、梁实秋、张恨水、林语堂、沈从文、鲁迅、周作人、翁文灏、李四光、丁燮林、朱家骅……皆成名于民国，造就了中国最后一个大师时代，甚至有“民国以后，再无大师”的说法，那么，这一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天公如此抖擞，不拘一格大降人才？
　　01改变从《大学令》开始
　　1912 年元旦，在孙中山盛邀下，蔡元培绕道西伯利亚归国，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除了一纸任命状，再无其他。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

　　蔡元培翰林出身，旧学深厚，回绍兴办过新式学堂，在上海教过书，做过革命党人。赴德留学的 5 年，他看到了大学在德国崛起中所起的作用。他说：“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
　　蔡元培以总长之名发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学令》等法规，更有大名鼎鼎的《大学令》，后者为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提出了“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的办学宗旨。
　　更重要的是，它对现代大学的制度化管理作出了规定，撇开行政管制，学术自治成为民国时代的基本治教原则。
　　“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大学全部事务，各科设学长一人，主持一科事务。大学设评议会，审议学科设置与废止、讲座种类、大学内部规则、大学院生成绩与学位授予，以及教育总长和校长咨询事件。”评议会的构成，既是牵制校长的权力，更是为了防止“教育总长”的权力干预，目的在于维护学术自治。
　　蔡元培任职不久，袁世凯上台，蔡辞官。1917 年 1 月 4 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脱下礼帽，谦逊地向迎接他的校役们鞠躬，这是这所官僚大学的头一遭，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北大校长蔡元培演讲

　　很快，蔡元培在北大大刀阔斧的改革，引来社会的高度关注。
　　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他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观点各异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周树人兄弟等陆续被请入北京大学的大师阵营。
　　当时，与蔡元培同样眼界宽广、胸怀家国的大学校长们也都是唯才是用的典范。诸如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曾主动到陈寅恪家里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事宜；敢于当面与蒋介石对骂的刘文典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梅贻琦随即请他担任清华国文系主任；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也是梅贻琦亲自邀请。
　　他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此氛围之下，能本色的大师自然不少，清华大学的教授闻一多讲中国古典文学，非常受学生欢迎，往往窗户上也坐满了人。他身穿黑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才开始讲课，学生如痴如醉。
　　梁启超上课时大声用粤语问道：“点解呢？”鲁迅的绍兴口音，王瑶的山西腔调，在北大师生们看来亦无不妥，反到平添了课堂的活泼。
　　02出手阔绰的教授们
　　当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产生大师，光有自由之思想还不够，还得有自由之“生活”，整个民国，教授都是高收入群体，当时的政府哪怕财政捉襟见肘，也不曾亏欠这些学者们一分银子，他们的幸福生活足以令时人艳羡。
　　鲁迅为了全家团聚，和弟弟周作人花了 3675 块银元买下北京八道湾 11 号一座“三进的大院子”，这不过用了他一年的工资；后来他与周作人失和，花不到 1000 银元买下阜成门内三条 21 号一家小四合院，不过数月的工资（显然他不会想到，数十年后同是北大教授，在北京买一套商品房得花上毕生的积蓄）。

鲁迅的私人大书房

　　这是当年大学教授普遍的待遇，根据民国时期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 , 大学教员的月薪 ,“教授为 600 元 -400 元，副教授 400 元 -260元，讲师 260 元 -160 元，助教 160 元 -100 元。”教授的薪资与政府部长持平。当时的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 220 元、120 元、30 元，而上海普通工人月薪在15 元左右（而此时的那位北大图书管理员工资只有8元）。
　　大学教授们不仅薪水高，福利也逆天，1932年，34岁的闻一多重返母校清华任教，此间他的薪酬是340块大洋。
　　两年后，清华新南院西式住宅建成，其中就有闻一多的一套。“福利分房”后的闻一多迁入新南院72号，这是新南院最大的三套寓所之一，“有卧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大大小小十四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等设备一应俱全。房前甬道两侧有绿茵草坪，周围是冬青矮柏围墙，草坪中央置一大鱼缸。书房宽敞明亮，四壁镶以上顶天花板的书橱，窗下是书桌。这里是先生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环境，许多研究在这里进行，疲劳时到门前大阳台上散步，或到草坪上拔草，观赏一下金鱼。冬季里，也曾和孩子们一起滚雪球、堆雪人。”
　　在这段安定的日子里，闻一多做了很多学术工作，这是闻一多一生中最出成果的一段时光。据谢泳的《清华三才子》记述，闻一多此间的成果共有：1、毛诗字典;2、楚辞校议;3、全唐诗校勘记;4、全唐诗补编;5、全唐诗人小传补订;6、全唐诗人生卒年考附考证;7、杜诗新传;8、杜甫(传记)。
　　那是知识分子真正的黄金时代，给教育工作者涨工资甚至写进了宪法， 1940 年之后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要知道，此时的国家财政已到了勒紧裤腰带过活的关头，但教育仍摆在了财政支出的重要位置。
　　03战乱下的自由奇迹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多数人只记得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抗日宣言，却不知道他曾召开一个谈话会。召开庐山谈话会的时候，蒋介石请了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主要代表，来商讨应对国家危机的一些策略。代表中就有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胡适、张伯苓。
　　中日之战，在所难免。当时以军人为主的国民党内部有一种意见，国家进入战争状态，高等教育应该停办，理工科办成短训班，全面介入军事，比如说学化学的，就生产炸药，学物理的，就去制造枪炮。
　　校长教授们以一战时期的欧美国家为例，欧洲诸国将青年学生送到前线，变成战争炮灰。战后，国家恢复困难，就在于知识出现断层，青年人才匮乏。国防教育就是平常的教育，就是常态的教育。
　　胡适说了两条建议，第一条，国防教育就是平常的教育，应该如常态而行，第二条，他讲了主要就是政党的势力，不能介入高等学校的活动，官吏不能兼任校长。即便是中小学校长，哪怕教员，也不能考虑党派的影响。
　　这两条建议始于《大学令》中的原则，以保全大学不受权力垄断，以保持自由独立的精神。
　　校长们说服了蒋介石。蒋介石决定将北方和南方一些著名大学进行联合，向大后方转移。
　　此前的 13 所国立大学中，数所大学合并，仅一所国立大学山东大学停办。9 所省立大学转为国立大学，厦门大学和复旦大学由私立大学转为国立大学。此外，还新增了 3所国立大学。

合并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尽管战事吃紧，但这一时期的大学数量并未减少，数量上持平，这可谓是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最初的临时大学设置为三所，长沙，西安，与待定城市。
　　战局极速恶化，日军占领武汉，长沙不保，临时大学继续西迁。北平的三所大学组成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在太原失陷后，迁往陕南，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此后，各大学开始了艰难的迁校历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最终在昆明会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国破山河在，与其他诸所大学一样，抗战救亡成为激励民国大学的精神图腾。
　　西南联大在自己的校歌《满江红》中写道，“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而《勉词》中也有：“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
　　抗战爆发后中西部地区涌入了 5000 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 30%，民生工业只占 5%，却要养活一半的人口。在此条件下，西南联大坚持学生免学杂费，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并且有助学救济金，大学教员的工资待遇也始终不变。
　　西南联大在简陋的茅草房中开始教学，整日与跳蚤臭虫为伴，还有日本飞机炸弹和燃烧弹的威胁。
　　但学术奇迹却能不断产生。淞沪会战之时，陈寅恪之父为抗战绝食而死，他守孝丁忧；寄往长沙的藏书被文夕大火烧尽，随身背负的书籍又在昆明被盗。他在毫无资料的情况下，凭借记忆，在一只木箱上完成他的中国中古史学术著作。
　　除了面对生活和战争的威胁，还要始终警惕权力的干预。
　　1939 年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以战争为由，要管制西南联大，要求院长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法商学院的院长陈序经马上提出辞职。陈立夫要统一教材，下了命令，却没人理他。
　　之后，蒋介石想要拉拢傅斯年成为国府委员被拒绝，转而想拉胡适。傅斯年写了一封信给胡适，“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写了一句重话：“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1947 年 4 月，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 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国家内忧外患的处境，反使得当权者不敢也难以做到在思想上施行专制。即使是袁世凯、蒋介石这样被视为“独夫”“民贼”的统治者，也不敢对文化人太过不敬。西南联大盛行议政之风，而 9 年间，却无一人因言获罪。
　　9 年时间里面，西南联大一共 5 个学院，26 个系，有2 个专修班，还有 1 个先修班，毕业了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 3882 名学生。
　　1955 年，新中国选拔第一批学部委员（即今天的两院院士），233 名学部委员中，三分之一来自西南联合大学。“两弹一星”的 23 名成员中，有 8 人来自西南联合大学。作家汪曾祺，哲学家何兆武，学者王力，美国的著名社会学家何炳棣、王浩，还有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殷海光，最早完成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邹承鲁，1957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也出自西南联合大学。
　　04当这一切成为过去式
　　在始终能与外部风雨飘摇的时局保持距离的大学校园内，大师们都潜心向学，他们上继旧学传统，下立新学祖庭，使大学校园里呈现出从未有过的丰富性。

民国大师们

　　民国大学给予教授们的自由环境，推崇他们的孤傲与高洁，激发天赋，不受或少受政治势力的左右，以确保他们的学术研究纯粹、精细而个性，结果如后世所见，他们所学之艰深，其中多数令后辈难以索解，加之以乱世中的“魏晋风度”，使得后人无尽怀念。
　　民国大学本就诞生于救亡之声中，自发愤图强之使命而伊始。当时学人的爱国情怀之浓烈，今人无法想象。他们有保存本国文脉与思想的责任，也有钻研西方科学和技术的热情，他们当在艰苦中创造奇迹，以实现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最高理想。
　　1952 年年底，留英回来的王竹溪到山东大学讲学，他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就名气很大，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老师。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

　　讲座中途，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 40 分钟。王竹溪站在一边，认真听讲。
　　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然而，就在这一年，中国的大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史称“院系调整”。
　　从年初开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大规模调整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全部高校体系改造成苏联高校模式。大力发展工科院校，减少综合性院校，私立大学、教会大学退出历史舞台。
　　那些为在乱世中仍能保持学术之独立而奔走的大学校长，奉自由之精神为学术主旨的教授学者们，由此成为了永远的过去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