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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遍临近百人,为何偏偏不临怀素、苏轼、黄庭坚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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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8 04:50:3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2017-09-17 20:34                                                                          苏轼                                                                  /博物馆                                                                  /隶书                                                  
                  编者按 据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薛龙春研究,王铎留下了近300件临作,他的取法范围包含了近100位书法家,这在王铎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从某种程度来说,他的临摹带有一种炫耀性。我们今天所知的宋代以至明末清初的刻帖,王铎都曾学习过,此外还有大量的单刻帖。

这些名家,我不临
今天所知最早一件,是1624年他刚刚庶吉士散馆任翰林院检讨时期,最晚一件则是他去世前一年,也就是1651年9月。

1624年与1651年临摹
王铎临“二王”、临张芝、临柳公权等,临了这么多书法家的作品,但这几位的作品他是不临的。


1646年八月初二日,十五帧
怀素
怀素是唐代书法家,以“狂草”名世,史称“草圣”。自幼出家为僧,经禅之暇,爱好书法。与张旭齐名,合称“颠张狂素”。王铎也擅长草书,可是他认为怀素坏了规矩,故不加临学。

在上海博物馆一件作品的题跋中,他说有人认为他学了怀素,于是连续写下了2个“不服”:
丙戌三月十五日,戏书于北畿,为天政贤坦。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王铎五十五。

王铎 临张芝《冠军帖》 17×51cm 1649年 温州博物馆藏
苏轼、黄庭坚
王铎不学怀素也许是大家熟知的,但有两位是大家想不到的:宋代的苏轼和黄庭坚在明代非常受追捧,但王铎的临摹作品中,我们真的一件临摹苏黄的都找不到。
这或许与王铎对苏黄的诗文不屑一顾有关。他认为宋元弱嫩,不敢宗法。又说“诗文不愿观苏轼”,“学诗誓不傍苏、黄”。
这些字,我不临
看王铎临写作品时,作品旁边的诗文,你是不是常常会觉得读不懂?因为他多有割裂原帖的上下文,将诸帖杂糅,这是为什么?原因有二。
一、忌讳。悲、哀、恸、痛、毒等字“不吉利”的字眼。王铎在立轴中是很避讳的,基本上就会跳开不写。因为这是一个立轴,立轴是要悬挂的,王羲之写的“坟墓”即使再好,应该也不会有人挂到家里,这是一般人的忌讳。


王铎割裂了部分原文
原帖第一句话是“献之死罪”,写信时的套语,接下来是悲、哀、恸、痛、毒等字,都是让人看了很难受的。当王铎发现帖中有这些字的时候,他一定把这些句子全部删掉。下面又遇到了“凶问”,这两个字在立轴中也消失了。
薛龙春教授曾对近300件王铎临作做过统计,发现凡是有这一类型的字,他的立轴临摹作品,就会将这个段落删除,这造成了文句的完全割裂。
王铎一生临摹了那么多法帖,但王羲之《奄至帖》、《嫂弃背再周帖》、《兄灵柩帖》、谢安《每念帖》等忌讳字极多的法帖,在王铎的传世临摹作品中却从未出现过。
二、背临时经常发生串记的情况。比如他临摹褚遂良的帖,在“即日遂良”这个地方,突然串到下文的“即日蒙恩”。


王铎 临《阁帖》 26.5×202.5cm 1647年 广东省博物馆藏
另一件临作则因为都有“散骑”二字,便直接从王羲之《小园子帖》调到了王献之《阮新妇帖》。这件临作先后涉及王羲之《小园子帖》、《适太常司州帖》、《此诸贤帖》、王献之《阮新妇帖》,分别见《淳化阁帖》卷7、6 、6 、9,各帖不相连属,所临分别为18字、5字、3字与9字。这种情况必然在临时写字应酬,背临自己熟悉的法帖片段时才会发生。
临帖出现错别字?那是在回归“正道”
看王铎临写作品时,作品旁边的诗文,你是不是常常会觉得读不懂?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临帖尽管临的不完全像,但应当尽量像。
可王铎临摹的时候,往往连范本的字样都被改动了。字样就是一个字的基本结构,它的部首和搭配方式。以临摹《兰亭序》为例,在1620至30年代,王铎留下了四件临作,分别收藏于吉林、绍兴、东京与美国。

字样比较
图示上面三排取自于刚才看到的临本,和最下面一排的完全不一样。王铎为什么要改呢?是因为他认为王羲之许多字都写错了。
在为篆刻家司马巍写的《释汉篆字画文》中,王铎讲道:“羲、献不过姿之秀婉耳,画不知古也,未之学也。”在一段临摹郗愔书法的题跋中,王铎也说:“书未宗晋,终入野道。必又参之篆籀隶书之法,正其讹画。”

王铎 自作诗《远怀》《净业寺西洲》 258×52cm×2 1642年 故宫博物院藏
从1643年开始,王铎开始接触汉碑,在《乙瑛碑》的题跋中,强调“隶法本篆,根矩宣王《石鼓》”。1644年避难的途中,他题《尹宙碑》“淳朴遒逸,篆法黎然”。都是针对隶书中的篆书字形而言。事实上,隶书从篆书出,它的结构确实有一套严格的文字学上的规矩,今天人随意变形,是很荒唐的。

临褚遂良书杜甫《曲江对雨》诗 17.5cm×52.5cm 1634年 天一阁博物馆藏
王铎还有一本文字学著作,叫做《字牖》。他讲述编纂的目的在于,今天研究字学的人少了,所以毫厘之差就产生很多错误,“盖俗字、野字、吏书、商贾字及演义传奇一种邪书,浸淫以夺正体。”

临王操之等帖 17cm×53cm 1650年 故宫博物院藏
正因为如此,在临摹时,他不惜将古人法帖的字样进行修改。

这是《拟山园帖》里收录的临卫夫人等人的小楷,从上表中,我们发现临本与范本有很多字的写法不一样。比如“皇”从自不从白,“孔”则是子加人,“恒”字本是宋人避真宗讳,最后一横缺笔,但这些都为王铎所遵照。
由于王铎的时代文字学研究的水平不高,所以许多他写的古字——如“素”其实是个错字。他拼命想维护正体,可最终不免也有错误,在乾嘉以前,整个文字学的研究成果不足以支撑王铎的愿望。

王铎 自作诗《舟中望黄鹤楼》315×48cm 1643年 广东省博物馆藏
| 俞越
微信编辑| 铄铄
资料由浙江美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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