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民国大师们讲课，你会听到以下开场白 拾闻客 2017-10-23 16:03

清梦

“民国之后，再无大师”，是岳南的名作《陈寅恪与傅斯年》封面底部的副标题，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辜鸿铭、章太炎、刘师培、黄侃、蔡元培、沈尹默、沈兼士、傅斯年、陈汉章、马建忠、刘文典、潘光旦、陶孟和、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吴金鼎、胡适等，都在这本书里存活着。这些大师们在乱离之世，万里流亡，辗转於途，他们为学术的自由和进步所付出的辛勤汗水与不懈努力，都是当今学术界所缺乏的。在喧嚣而浮躁的年代里，让我们一起感念大师们的学术人格、体验他们的泪笑人生。面对前辈大师风范，我们在敬仰感念的同时，也为这种人格风范的绝响而悲鸣！

民国大师们是怎么讲课的？虽然没有留下任何视频记录，但从许多人对他们的追忆中，依旧可以领略其气冲牛斗、舌灿如莲的讲授风采。他们各有千秋，既见秉性，又现风格。有的一开始就把课堂气氛搞活跃了，有的幽默地介绍自己，有的是精心设计的，一张口就不同凡响，有的则是随意而为，好似信口开河，其实意蕴深矣，有心者才能意会。

启功：在下所讲，全是胡言

启功先生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平时爱开玩笑，上课也不例外。一次他外出讲学，第一句便是：“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逗得学生们哈哈大笑，一下子并拉近了自己和学生的距离，让学生觉得分外亲切和轻松。

沈从文：你们睡觉可以，不要打呼噜

沈从文文章写得好，一生有五百万字的著作文章，《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是他的代表作。他晚年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他也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这么很谦虚地一说，反倒赢得满堂彩。

陶行知：我以为，教育就跟喂鸡一样

陶行知是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有一次他受邀到武汉大学演讲，一上讲台，就拎出一只还在“喔喔”叫的公鸡。并掏出一把米往公鸡的嘴里塞，公鸡拼命挣扎，一粒米也不肯吃。但陶先生一放开手，恢复了自由的公鸡扑哧了几下翅膀，自己吃起了米来。　　

在听众一头雾水之际，陶行知从容不迫地说道：“我以为，教育就跟喂鸡一样，先生强迫学生去学习，把知识影灌给他，他是不情愿学的，即便学也食而不化，过不了多久，他还会他知识还给先生的。但是如果让他自由学习，充分地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那效果将一定会好很多！”

梁启超：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稍微顿了顿，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着，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头一句话谦虚得很，后一句话又极自负，他用的是先抑后扬法。

辜鸿铭：割心里的小辫子难

民国奇人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似天花乱坠，果然有学问，果然名不虚传。

章太炎：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架子最大的开场白，则非章太炎先生莫属。他的学问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老头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尽管他如此的狂，却丝毫不影响他备受众人敬仰的状况，可能是太炎先生狂得有资本的缘故。

刘文典：《庄子》我不懂也没人懂

刘文典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时，日本的飞机经常神出鬼没地轰炸大后方的昆明，西南联大也是日机轰炸的目标之一。一次，警报又响了起来，人们纷纷往防空洞跑，刘文典跑着跑着看见沈从文也在跑，按理说逃命是人的本能，无可厚非，谁知刘文典对着沈从文呵斥道：“我跑防空洞，是为《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跑什么？”其狂妄之言，让人啼笑皆非，也让人不得其解。所以他每次讲授《庄子》，上课的第一句话便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

大学并不仅仅是知识的集中地！知识的获得，也不仅仅在于师生之间。我认为，大学之道，在课堂，在饭堂，亦在洗澡堂；在舞场，在情场，亦在小操场；在教室，在寝室，亦在洗衣室；在书中，在笔中，亦在睡梦中。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民国时代，大师辈出。那是个充满启蒙创新、星光璀璨的时代，也是个风雨如晦、个体命运交织著家国恩怨、飘零如叶的时代，那个时代留给后人无穷尽的想像，那些大师们，遂成绝响。
现在信息传播速度和宽度都大了，人们知识的平均水平也比以前高出不知凡几。所以“大家”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就没有了，导致我们就觉得没有了“大家”。你真把吕思勉、陈寅恪，李四光等人放到今天的社会，我们也未必会认为他们超出常人多远的距离。在这个交流平台日渐众多且方便的时候，任何一个学术观点的反对声音都能迅速传播，“大家”的权威性无稳固法形成，就成了持有一家之言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