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大梨树 英雄史诗（之二）

张其华

·连载·

大梨树 英雄史诗（之二）

         华 舒

我的第二次“插队落户”

        我有一个很重的农村情结。曾经的“插队落户”生活对于我是一段铭心刻骨的经历，是一个难以平复的创伤，更是一次五雷轰顶般的打击。当我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并因此而积极改造世界观，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时候，突然的，而且完全是强制的插队落户，彻底摧垮了我年轻的美梦和热情。理由很简单：我大学本科毕业，是世界观需要改造的知识分子。插队落户后，我认认真真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力争脱胎换骨，成为贫下中农中的一员。由于我的努力和成绩，参加了辽宁省的学毛著讲用会，成为插队落户“五七战士”的模范典型。这段农村生活经历是我的农村情结的根源。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的农村情结一直在时刻提示我，我属于那片土地，永远不能同她割舍开。

     早在“轰轰烈烈”的“文革”年代，1970年1月10日，“三九”的第一天，我顶着漫天大雪，灰溜溜地携家带眷，带着户口、粮食关系、工资关系到本溪县的一个偏僻山村道扎子生产队插队落户。一切关系都在生产队里，我不再是市教育局机关的视导员，不再是大城市里的一员。而且，我可能从此以后，包括我的子孙后代都不再属于城市。那么多的美好希望，那么多的关于未来的设想，将永远与我无缘。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小学生。在那个年代，只要是大学毕业，就戴上了一顶终生摘不下去的黑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就是改造对象，而且永远改造不完。

    在本溪县下马塘公社爱国大队道扎子生产队的三年无疑是流放的三年。但这三年却让在城市里长大的我知道了农村，知道了农民，知道了那个偏僻、贫穷、落后的世界。劳动的艰苦、笨重，生活的艰难、愚昧。人们没什么理想，只盼着吃饱饭，哪怕是最粗劣的食品。在春荒的时候，我吃过榆树皮面合麦麸子做的窝窝头。从此，中国简陋的农村，中国原始的农业，中国苦难的农民，成为我心中永远解不开的死结，就像伤疤在阴雨天常常隐痛一样。从此，一提起农村，我便想起了道扎子的日日月月，想起那个封闭的小山村，想起眼界只在房前屋后的那些村民们，想起笨重、乏味的农业劳动。而且，道扎子的日子成了我比照一切农村的参照标准。

    34年后的2004年4月30日，我再一次“插队落户”。不过不是被迫害，而是自觉自愿的。我和老伴儿在大梨树村买了一处房子居住下来，成为大梨树村的居民。而且，我常常为此而心满意足。

    不少朋友问过我：你怎么跑到大梨树村去买房子定居呢？事情很偶然，我和老伴儿看了辽沈晚报上的广告，当即从沈阳乘火车赶到大梨树村，而且当即定下了房子。当时我们连定金都没带，临时通知一位朋友，请他给我们送过来。偶然里面也有必然。一是这里的房价比沈阳便宜得多，我们能够承受得起；二是这个地方的自然社会环境和风土人情的确很好，是个理想的休闲的地方；三是因为我的那个农村情结，想亲近一直萦绕我心头的土地，和那土地上辛劳的人们。

    当然，到农村去定居更是我的一种人生选择。人们都向往城市现代生活，我也不是不喜欢城市，但我在某种意义上厌倦了城市，因为它曾经给予我一些伤害。我的真诚没有市场，虚伪垄断着一切；我的劳动得不到承认，我反而因此受到非议；我的热情无法释放，弋斜的目光令我后背发凉。所以，我到农村定居是一种抗拒。我在选择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顾及其它。好多朋友以艳羡的目光看我的新生活，但是要他们像我这样生活，他们又下不了这个决心。我曾对朋友们正式宣称，我绝不是想作现代的陶渊明，我所追求的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我只想塌实地站在泥土上，真诚地同最低层，然而也是最淳朴的人们生活在一起。

    第一年很忙碌，装修，当然是极其简单的装修。然后，马不停蹄地搬家，忙成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第二年春天，忙于整地，春耕。我在院子里开垦了一块菜地，在后山上又修整了两小片梯田，统统种菜，然后再前桃后李一番。乡下这个家弄得算是有点眉目了，心中免不得有些自鸣得意，成就感颇强。

    也就是这年春天，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邵永胜先生打电话给我，让我找大梨树村党委书记毛丰美沟通沟通，能不能接待几位作家到大梨树村考察考察。我是第一次面对毛丰美。以前不是没见过，他的忙碌，他的干练，他的辛苦，我是耳有所闻，眼有所见的，只是没有面对面地同他交流。我远远地看见过他，而他也许根本不知道我姓甚名谁。

    会面很客气，也很简单。这位造福大梨树村的毛丰美很容易接近。毛丰美愉快地同意了省作协派作家来考察，并表示一定接待好。在一般情况下，会见可以结束了，宾主都会很满意。但毛丰美并没有结束这次会见。他同我交谈起题外话。他先是说知道我这个人住在大梨树村里，然后又问起我对大梨树村的印象。最后切入他的正题，让我说一说大梨树村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

    好赖我在一个城市当过10年的宣传部长，虽然我离开工作岗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宣传部长的职业习惯还保留着。我只讲了一个看法：迄今为止，人们，包括有的领导机关和媒体，一直把大梨树村简单地看做艰苦奋斗的典型，总是讲大梨树村如何贪黑起早，如何苦干实干，如何在荒山上建成万亩果园。就像宣传一个学大寨的典型似的。但是，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仅仅这样讲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10余年的艰苦创业后，大梨树村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科学发展阶段，探索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经济体系，有一套有别于其他农村的管理体制和办法。这是应该深入总结，广泛宣传推广的。

    毛丰美听我这番夸夸其谈后说，你当我的顾问吧。他说得很轻松，并不是很严肃认真的样子。我随口说了句，我已经是你的村民了，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尽管吩咐。他送我出来的时候，又指着紧挨着他办公室的一个房间说，这就是你的办公室。我说，我的家离这不远，你有事儿喊我一声就行了。到这个时候我依然没把这当回事儿，以为这只是毛丰美的客套。而且，让我当顾问，好像是个玩笑似的，我毕竟离开工作岗位已经七八年了。哪知道，第二天早晨我刚起床，村里来人通知我，让我7点半到村里去。天呀，已经60多岁的我居然有人让我上班工作！

    第一天到村里上班，就遇到了三件事情让我难以忘怀。

    早上刚走到村委会大院门口，见大院门旁张贴着一个告示，说的是村五味子烘干厂的工程招标已经结束，某某公司中标。如村民有疑义，可同凤城市某领导机关联系，电话是多少多少。如果找村里也可以，可同村某办公室联系，电话是多少多少。文字不多，叙述得也很平常，就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似的。当时我很感慨。这么一件具体的事情，村里居然做得这么严密，这么公开，这么民主。如果在过去，就是村头头一句话，何必费这么多口舌。

    在办公室里没什么事情，多少有点坐不住，毕竟已经多年没蹲办公室，自由自在惯了。正无聊的时候，有人敲门，进来一位老太太，年纪在50岁以上，农妇模样，但穿着打扮多少有些刻意。她怯生生地问我是不是毛书记，我如实回答不是。但我有些警惕。常言说，当兵的怕带长的，当官的怕上访的。我曾经当过不大不小的官儿，有这个心理。我想，这个家长里短的老太太肯定有什么事情要找书记纠缠。她又问毛书记在哪个办公室。我不好告诉她，又不能骗她，只好说毛书记的办公室就在旁边，但他可能不在。

    她谢了我，出去敲毛丰美的门。毛丰美居然在办公室里，而且给她开了门。我听不到他们的交谈，但我想，这老太太的事情一定很难解决，乱麻一团。接待上访常遇见这样棘手的事情。过了好大一会儿，门开了。毛丰美客气而热情地把老太太送到楼梯口。毛丰美回来的时候见我的门开着，便推门进来。我好奇地问：“那老太太找你什么事儿？”毛丰美说：“那老太太是别的村的，她来反映他们村的道路一直不好，找有关部门多次也没解决。她知道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找我替他们呼吁呼吁，把这路给修一修。我答应向有关方面反映反映。”我立即肃然起敬。一是那老太太为村民的事情跑这么远来找人解决，这份责任感够感动人的了。一是毛丰美自己村里事情都忙不过来，还热心地帮助别的村，而且这么平易近人，也够感人的了。

    傍晚，快下班的时候，有人通知我到会议室开会。我进去的时候人已经坐满了，毛丰美在首席坐着。会议很简单。毛丰美谈了几件近期需要抓紧的工作，然后把我介绍给大家。我照例客气一番，算是正式就任顾问了。然后毛丰美问大家还有什么事情要说的没有。几个村干部都说没什么。正要散会的时候，坐在末端的毛正新说，我有件事儿需要跟大家打个招呼。他是毛丰美的儿子，也是村实业总公司的经理。他大学毕业，是凤城市的公务员，被村里借回来抓实业总公司的工作。工作很有成绩，村民反映不错。他说，我父亲的新房子已经交完钱买妥了，需要装修一下，今年还想住进去。可是我父亲抽不出时间，我也太忙没工夫，只好请某某帮我们张罗张罗。某某是村里的工作人员，我们不能白用，我们交一千元钱。这钱不是给某某个人，是给村里的。这事儿向大家说明一下。然后散会了。我好生纳闷儿。在村里，一村之长让村里给自己办点事儿，还用这么郑重其事地说明一番吗？这么公开透明吗？这么认真，一丝不苟地花钱吗？但这就是毛丰美不同常人的地方，更是村民对毛丰美信任的地方。

    我不仅住进了大梨树村，而且在大梨树村工作起来了，真是意想不到。看来我的第二次“插队落户”比第一次还彻底，不仅“身”入农村，而且也“心”入农村了。我能不能对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有更多、更深刻的了解呢？能不能平服上一次“插队落户”给我造成的心灵创伤呢？这应该是我第二次“插队落户”的主要目的。

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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