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精神：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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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精神：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 | 社会科学报                                                         

2019-02-09 17:00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迎来经济腾飞，引发了人们对东亚儒家文化与现代工商业的关系的思考。进入21世纪，中国涌现出一大批高度重视并充分利用儒家思想资源、追求传统商业伦理价值的企业家。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发文，强调研究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尊重企业家地位和发挥企业家积极作用。儒商研究的开展与推进，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商业伦理、建构新时期企业文化、涵养企业家精神世界的重要理论探索。
原文 ：《儒商精神：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
近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主办，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承办的“从儒学到儒商——当代儒商精神研究的时代价值和国际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来自多国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共同探讨儒商文化研究，并发布《国际儒商文化交流合作上海共识》。《共识》指出，应把儒商精神作为全球性人文经济学术课题加以深入研究，这对于实现世界经济的互利共享和共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这正如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蒋传海所强调的，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中的仁爱思想、和合思想、正德思想、厚生思想、义以生利的思想，非常重要，与西方经济学的零和、博弈、理性利己等理论，存在着巨大的理论整合的空间。儒商精神更是具有强大的责任意识，关注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福祉，关注时代发展，强调经济理性与商德情操共济。

发挥传统儒学历史积极作用的关键环节
张雄（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院长）
传统儒学其历史积极性质的发挥，取决于现时代转换的三个关键环节：
其一，精准切入当下中国现代性发育和发展的实践。这种感性活动的确定性深刻地反映在当下中国工业化、货币化、市场化以及世界交往的进程实践中，世俗化的生活实践为儒学的利他主义精神提出了诉求，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意识：传统的义利之辨与现代市场经济框架中的义利之辨有何本质区别？当下实践对儒学义利之辨有哪些丰富发展？有着优秀人性哲学传统基因的儒学精神，如何矫正由现代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伦理道德滑坡的偏斜运动？如何拯救由人性危机所引发的人类现代性发展哲学的危机？
其二，赋予现代儒学精神的新内涵与外延，把现代儒学精神与传统儒学精神看成是一脉相承又彼此相区别，既看到传承的连续性，又看到当下转换的本质不同，不同在于：前现代与现代性背景状况不同，现代儒学精神不是单一的儒学传统的复制，而应当将儒学精神视为代表着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历史灵性”之一，它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引导并转化，同时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儒学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远不褪色的价值。新时代儒学在传承儒学道统的同时，应当积极汲取其他优秀文化元素、直面时代现实问题。因而，现代儒学精神既以孔子为精神路标，也是当代中国人从历史走向未来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智慧凝聚。

其三，新时代的新实践，我们创新了哪些当代儒学精神的新思想、新理念。追求人类利益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是儒学精神当代转换的成功文本。对此诠释、证明和深度研究，应当成为我们亟待探讨和深度研究的重大课题。
从儒商看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以农立国，以农耕传家。春秋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四民结构。在四民中，士为四民之首，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精英，成为农工商利益的代表者和文化代言人。

孔子强调“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孟子也认为“士”即“尚志”，“仁义而已”。意思是，士阶层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是代表了农工商阶层的社会整体意义，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文化崇尚道德、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在儒家学派当中，有儒而商者，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儒商的早期代表。但是儒与商的结合，并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受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经济结构一直是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可见，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取向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这里的“民”主要是指农工商阶层。其中，商，虽作为四民之一受到重视，但往往会被等而下之。宋代范仲淹曾作《四民诗》，表达对商人的同情，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世俗风俗对于商还存在一定偏见。这种农本商末的思想，到了南宋时期浙东学派那里有所变化，即认为农、商都是百姓之本业。尤其在明清之际，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即工商和农都是民的本业。

对于商的看法的实质性转变，发生在1840年之后。中国进入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应对变局，近代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商业的重要性，郑观应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郑观应主张“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他还讨论了商战问题，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等。他认识到了商对于国家的基础地位。在我看来，这对于中国近代重商的转化起到重要作用，真正打破了农本商末的认识。
开拓儒学当代复兴的新途径
梁承武（韩国艮斋学会会长）
所谓“儒商”，是指儒家人士经商或商人信奉儒家思想。儒商精神根源于儒学思想的核心——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儒商既具有儒家的道德观念与价值意识，也具备自强不息的创造精神。他们能够将内圣与外王相结合，将儒家的价值理想与市场的运行法则相结合，在商业活动中实践和发展传统美德。
当今多元化的世界,不但需要东亚经济的崛起，更期盼根源于东亚儒家文化的儒商精神的复兴。当代儒商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在具有先进技术的同时，努力实现儒家价值理想，正所谓“士魂商才”。当代儒商应以儒家道德规范商业行为，进行内部管理，怀有文化意识、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具备创造能力、理财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战以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经济崛起背后都有着鲜明的儒家思想色彩，同时这些地区的经济崛起也丰富了儒商精神。

很多日本企业将现代市场经济和儒家思想成功地联系起来。在二战后的一片瓦砾中，日本企业通过将全体员工团结为一个大家族，使员工对企业怀有强烈的归属感，从而实现企业与员工的戮力同心、荣辱与共。在这些企业身上，我们看到了儒家家族观念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也看到了儒家家庭式企业管理的成熟。
在中国大陆，也有许多当代儒商精神引领企业成功的鲜活案例。在当前最为热门的电子商务与高科技行业中，华为、阿里巴巴等企业努力以传统儒家价值规范自身行为，又因其对儒家价值的坚守迎来了更大的发展。这些新兴产业中的儒商精神，是对儒家“王道”理想社会的绝佳脚注。

在韩国，信奉儒家理念的企业家们也与天主教、新教、佛教等宗教团体一道，秉承博爱和慈悲的精神，走向世界，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地区遭受疾病、贫穷、鳏寡孤独、劣恶环境的民众施以援手，发扬着仁爱之心。
当代儒商把儒家的治国理念转化为现代企业的管理哲学，以儒学之道驾驭现代管理科学之术，不但解决了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问题，也为儒学在当代复兴开拓了新途径。他们将自身的发展与国家、世界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儒家思想与儒商精神不再局限于东亚一地。
近世时代的儒商与社会
吴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在传统中国社会职层划分中，商人处于士农工商最底层，为什么商人会跟儒士合为一体？这一现象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与中国近世社会的变化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近世社会，在日本学界看来，主要是指中国从中古到近代之间的阶段，从时间跨度上讲，是指从9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这样时期。以往学术界认为儒商大概到明末清初才形成，但在我看来，可能在唐宋之后，随着中国跨入近世之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发展，市民之间的互动已经变得越来越频繁和普遍，儒商群体开始逐渐形成。
在唐宋变革之际，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奠定和稳定，平民阶层向精英阶层的过渡，至少已经变得可能。也就是说，市民之间互相流动，身份互相转化，由商人的身份变成士的身份成为现实。

将“近世中国”概念扩展到整个东亚背景下来看，在东亚历史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认为，除了中国有近世时代之外，在东亚地区，韩国朝鲜时代、日本江户时代也步入近世时代。以日本的江户时代为例，我们可以研究当时社会对商人有什么样的看法，有哪些观念上的转变。江户时代出现了“町人”概念，町人是指离开农田，居住在街道社区，不从事农业，而从事手工业，或者更主要指从事商业贸易交往的人群。町人文化，在日本近世16世纪以后有极大发展。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看，日本人对待町人的态度，与中国明清时代对于商人的看法存在差异。当时日本社会对于商人非常重视和欣赏，而在中国明末清初，商业虽然有了极大发展，当时的社会文化观念里还隐存着对商人鄙视的心态。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43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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