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苏辙推迟考试时间的北宋名臣

江水

【将相吏民】韩琦：为苏辙推迟考试时间的北宋名臣                                                         

2019-05-09 17:36                    

                          

韩琦（1008—1075年），字秩圭，河南安阳人。历相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拥立英宗、神宗即位，以其文武全才，忠义情怀，阔大胸襟，实干精神，镇安国家，救民疾苦，呵护英俊，立德、立功、立言，为世垂范。封魏国公，谥曰“忠献”，世人常敬称之谓韩公、魏公、韩魏公、韩忠献。

一、功安社稷

孟子说：“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韩琦以“安社稷”为自己的使命，也在“安社稷”中享受着一个儒者的人生快乐。

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中进士，虚岁方二十，史称其“弱冠举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在每一个职位上，都有杰出表现。任右司谏时，连上十疏，揭露当时宰执班子用非其人，“众以为非才，上独以为可任”，仁宗终于听取了他的忠言，同日一举罢掉两个宰相和两个副相。又上疏请仁宗停止随意降旨封官赐爵，不要助长侥幸之风。总之，只要发现政事有不当，韩琦未尝不直言谏阻，三年间连上七十余疏。名相王曾从不轻易夸奖人，对韩琦却十分赞许，对韩琦说：言官谏诤不激烈，畏畏缩缩，怎么能纠正皇上的失误？“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夏国独立后，宋王朝西北边境受到严重威胁，不久，韩琦就被派往前线。从康定元年到庆历三年（1040—1043年），在西北四年，韩琦和范仲淹并肩作战，成为著名的军事统帅，朝廷倚之为长城，夏人惧之，边民颂之，歌曰：“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韩琦这时才刚三十出头，还是个小年轻，人们已把他尊敬地称作“韩公”。直到二十余年后，韩琦做宰相时，他对西夏相关事宜的处置，仍令西夏使臣“耸服”，令僚属由衷赞叹，称其“真贤相，非他人可比也！”

庆历三年四月，韩琦和范仲淹一起回朝任枢密副使，人们为之兴奋不已，“士大夫歌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接着，韩琦又和杜衍、富弼一道，协助范仲淹，主持了著名的庆历新政。

君位世袭时代，新旧接替之际，最易生变，社稷安危，往往决定于呼吸之间，此时的执政大臣最受历史考验。韩琦于仁宗嘉佑六年至英宗治平四年（1061—1068年），连任首相八年，期间，这种考验，严峻地把他审视了两次，两次他都被历史判了特优。纵观韩琦一生，可圈可点之处特多，远非同时代其他名臣可比。就中尤以两次拥立新帝即位，表现出的那种为安社稷，置个人身家性命全然不顾的忠义精神；那种急难关头，不避不惧，舍我其谁的担当勇气；那种处变不惊，履险如夷，庖丁解牛式的政治艺术，最为青史生色。

太子历来被视为国本，太子不立，社稷不稳，国家不安。宋仁宗连丧皇子，直到晚年，还没有立太子，朝臣无比焦急，仁宗却无动于衷。韩琦于嘉佑六年闰八月被任为首相，九月间，就说服仁宗，确立养于宫中的宗子赵曙为太子，长期困扰朝臣们的国本问题，被韩琦迅速敲定。

一年半后的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仁宗暴崩，韩琦和几位辅臣先快速给太子披上御服，又急召翰林学士王珪起草仁宗遗制。仓促间，王珪“惶惧不知所为”，拿着笔只是战抖。韩琦平静地问王珪：“大行皇帝在位几年？”韩琦的问话，不仅缓释了王珪的极度紧张，也暗示了遗制写作的惯常套路，王珪立刻醒过神来，知道怎么写了。韩琦召集百官，宣布仁宗遗制，拥太子继位，是为英宗。到仁宗大敛那天，英宗突发狂疾，号呼奔跑，吓得“左右皆走，大臣骇愕，痴立莫知所为”。也难怪，天子至尊，竟会如此！人们不要说见过，听也没听过呵！韩琦见状，毫不犹豫地直趋过去，将英宗抱进帘内，交给宫人，叮嘱其用心照管。又告诫现场诸人，不得将所见外传。随之带领人们恢复旧序，哀哭如仪，“若无事然”。韩琦见英宗病得不轻，第二天，又与同僚奏请曹太后，在皇帝病愈前，“权同处分”，垂帘听政。因新皇帝突发狂疾可能引发的政治危机，都被尽心而细心的首相韩琦及时做了预防。

然而，英宗却病得日益深沉，经常面壁而卧，拒绝吃药。韩琦率领同僚到英宗病榻前，自己亲手捧药，俯身恳劝，英宗就是不听，有时还将药倒到韩琦衣服上，韩琦照旧坚持。因为在这样的时候，新皇帝重病多一天，政治危机就会多一分。英宗病中烦躁，待身边宦官少恩，一些宦官便在曹太后前说英宗的坏话，曹太后对英宗日益不满，一些当初没有参与立英宗为太子的大臣，遂趁机向曹太后进废立之说，曹太后也渐生此意。一次，韩琦在帘前向曹太后奏事，曹太后忽然问起西汉昌邑王的事。汉昭帝无子，死后，第二代昌邑王刘贺得立为帝，因荒淫无道，刚立不久，便被大臣和太后所废，改立汉宣帝。韩琦心知曹太后用意，却假装不知，故意在“昌邑王”三字上做文章，答道：汉朝有父子两个昌邑王，不知问的是哪个？借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待曹太后自知理亏后，韩琦便直言相劝道：您没有亲生儿女，今皇帝自幼养在宫中，皇后又是您的外甥女，是老天把这双儿女安排给您的呵，“岂可不自爱惜？”接着又说：今皇帝的长子（即后来的宋神宗）已经长大成人，也要请您照管呢。韩琦的意思，是要告诉曹太后，您护佑今皇帝，可说是得皇子又得皇孙，划算着呢，以坚定其对英宗的好感。谁知曹太后却气不打一处来，怒道：还想在旧窝窝里抓兔子吗！在场的人都被吓得倒退几步。惟有韩琦，非但不退，还迎面顶上，曰：“太后不要胡思乱想！”颇有得理不饶人之概。过后，韩琦又在向曹太后奏事之余，旧话重提，而且说得更为直白：“若更怀犹豫，听谗佞，祸乱必起！”立别人的儿子为帝，当然不如立自己的儿子，“然太后既无子，不得不自认业！”指明护佑英宗父子，是曹太后唯一明智之举，别无它路可走。曹太后只好听从。过了些日子，韩琦觉得英宗帝位已经牢固，曹太后却无还政的意思，便请英宗以祈雨为名，出幸相国寺，以向士民暗示：新皇帝龙体已安，完全可以亲政了。接着，又引古例感动曹太后，曹太后无奈，只好批示说，定于某日再不到殿上来了。韩琦一见批示，立马就令卷帘撤座，曹太后即便想要后悔，也没了机会。一次女主干政可能导致的政治危机，被韩琦快刀斩乱麻般地排除了。

三年多后的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驾崩福宁殿，韩琦等辅臣急忙派人召太子来继位，太子尚未到，英宗的手却突然动了几下，另一宰相曾公亮见状愕然，急告韩琦，想停召太子。韩琦不为所动，答曰：“先帝复生，乃一太上皇！”更令快召太子。太子赶到，韩琦即率百官拥之即位，是为宋神宗。一次君位接替之际突发的罕见异状所可能诱发的政治危机，再次被韩琦以超人的镇定果敢排除了。

韩琦在遭遇突发大变故时的作为，令同时代人深受感动，也特为其担心，有人提醒他：您干得的确出色，但所冒风险也太大，“万一蹉跌，岂惟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韩琦感叹道：“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预忧其不济，遂措不为哉！”表明自己的志趣，唯在社稷之安，只顾尽力为之，成败祸福，均不在“预忧”之列。

欧阳修称赞韩琦“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确乎是也。

二、德被生民

韩琦无论任职朝廷，还是地方，皆旨在为民，凡所至，皆多德政，百姓对韩琦也敬之亲之，视他为自己人，称呼韩琦，常在其官位前加上“自家”两字，以表示敬意和亲切。《韩魏公别录》对此作了生动记述：“公昔在定武时为资政，定武故老至今曰‘自家资政’；在并州时为太尉，则曰‘自家太尉’；在相、魏时为侍中，则曰‘自家侍中’，其所至得人心如此！虽去镇十余年，相远千里外，每公诞日，为寿者常不绝。”

在韩琦一生诸多德政中，尤以擅长救灾，最为时人称颂。

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两川大旱，自夏至秋，没下一滴雨，民大饥。八月间，朝廷任命韩琦为利州路体量安抚使，前往赈灾。韩琦把救急与除弊结合进行，一边发放赈灾物资，在各地施舍稠粥，一边革除害民恶政，以加速赈灾进程，提升赈灾质量。过去在当地，有关部门督催赋役，既烦乱，又急迫，在市场上采买给皇宫进奉的绮绣等诸多物品，不按价付钱，韩琦对此作了纠正，并逐退一批贪残而不称职的吏员，废除冗役六百多人。到十二月，救灾圆满结束，救活饥民一百九十余万，人们感动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韩琦同时发现，简州地区在四五年前，曾诱骗百姓向政府交粮备荒，而将这些粮食卖了，得钱十六余万，全部归当地国库常平仓所有。韩琦说：“是乃赈济之余，非官缗也。”打开库藏，把钱全都发给了贫民。这年，仁宗得一子，按惯例，天子得子，各地都要进奉钱物表示祝贺，因了韩琦的上奏，利州，以及同时遭受旱灾的益州、梓州、夔州四路，都被朝廷免于进奉，百姓得以卸掉一项额外负担。

庆历新政失败后，韩琦被贬到地方任职，所历皆留心民瘼，在知定州任上，尤多著善政。韩琦素闻定州兵骄横，不加整治，将会生出祸乱。一到任，他就“用兵律裁之”，恩威并用，一手抓惩处，查出残暴成性，教而不改者，斩之军门外；一手抓激励，对死于边防的士兵，给其家庭一定的补助和奖赏，并抚养其子女，让其继续领取死者的衣服和粮食供给。赏罚既明，随之加强训练，定州兵很快由乱兵一变而为精兵，名冠河朔，在保境安民，乃至国家边防中积极发挥作用。期间，朝廷从京师派往戍守保州的一支部队，军纪很差，沿途盗窃百姓衣物，吃了人的饭也不给钱。韩琦说：保州是边防前沿，那里原本出过叛乱者，岂可再让这样的骄兵添杂其间！当这支部队途经定州时，韩琦果断地将其扣下，改派定州经过严格训练的数百士兵前往保州。而对扣留下的兵卒就地训教，不到一个月就达到兵律要求，再不敢犯法了，这才让其开往保州。皇佑三年（1051年）大饥荒，韩琦在定州热诚赈灾，救活饥者数百万，仁宗下诏褒奖，临近的州城和路（近似今天的省）纷纷拿定州的施政为样板，一时之间，定州“隐然为雄镇，声动外藩。”

嘉佑元年（1056年），韩琦回朝任枢密使，主掌全国军政，仍心系百姓疾苦。当时，朝廷为了指导季节性流行病的防治工作，正向各地颁发医书。韩琦久在地方任职，悉知民情，深感以贫下户的经济状况，根本无力负担相应费用，建议由国家每年向节度使驻地和并州、益州、庆州、渭州拨款二十万，其他州十万，并“委长吏选官合药，以时给散”，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各地贫苦百姓的疾病防治，遂得以制度性的保障。韩琦重视图书编辑和整理，认为：“历古以来，治天下者莫不以图书为急，盖万务之根本，后世之模法，不可失也。”他任枢密使不久，便根据军务和政务急需，发起编集和删定宋朝历代政治军事文件，接着又建议朝廷专门设置“校正医书局”、“校正医书官”，对《神农本草》等历代医药文献进行整理校订，纠其“讹舛”，按定本颁行。在韩琦视野里，医务和政务、军务同样重要，都是治国为民不可或缺，须臾马虎不得的。

三、恩泽英俊

韩琦一生，最爱助人，不少英才大才，都受过他的恩泽。

提携范仲淹

读史人都知道，抗御西夏，主持庆历新政，是范仲淹彪炳史册的两大闪光点，却少有人知，是韩琦的提携，将范仲淹推上了难得的大放异彩的大舞台。

范仲淹一心报国，入仕后却一直宦途不顺，先是得罪刘太后，接着是触怒权相吕夷简，二十多年间，屡遭重挫，空怀文武大才，无从大施展。宋王朝与西夏每战必败，西北边防急于用人，康定元年（1040年），时任陕西安抚使的韩琦，抓住这一时机，向仁宗建议召用范仲淹。这时，已经五十二岁的范仲淹，正背着被强加的“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的罪名，远贬越州（今浙江绍兴）任知州。专制君主最怕臣下结朋党，唐文宗至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之叹。故政敌相攻，常指对方为朋党，以期置之死地而除之。范仲淹初被贬，欧阳修等出于义愤为其鸣不平，当即被政敌指为朋党，紧随范仲淹之后而赶出朝廷。所以，韩琦此时推举范仲淹，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为解国家急难，为让高德大才不被时代埋没，韩琦已将一己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他在给仁宗的奏疏中，动情地慷慨激昂地写道：“方陛下焦劳之际，臣岂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当族！”仁宗被感动了，不久就将范仲淹调到西北前线，委以重任。《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记载“范仲淹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后，特意缀叙一笔：“始用韩琦之言也。”范仲淹和韩琦并肩作战，在抗御西夏的斗争中，展示出过人的军事统帅才干，渐得仁宗倚重，三年后即被调进朝廷，任参知政事（副相），主持了著名的庆历新政。显然，倘若没有韩琦那甘愿以灭族为代价的大义凛然的一荐，范仲淹的这一切，均无从谈起。

力荐欧阳修

韩琦多次向仁宗举荐欧阳修，仁宗不听，韩琦照说。一天，又向仁宗言之。韩琦把欧阳修比作韩愈，说：韩愈为唐朝名士，天下人都希望能让他为相，而唐王朝没有，至今人们还拿这事批评唐王朝不能用贤。欧阳修就是当今的韩愈呵！而陛下不用，臣怕后人会像批评唐王朝一样批评本朝呢。陛下何不试用一下欧阳修，让天下后世知道本朝能用贤人？韩琦说得动情，仁宗听得动心，终于在嘉佑六年（1061年），在任命韩琦为首相后，即任命欧阳修做了参知政事（副相），且一做就是六年，成为欧阳修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

呵护三苏

苏轼《祭魏国韩令公文》称：“父子昆弟，并出公门。”嘉佑元年（1056年），苏洵领着苏轼、苏辙兄弟进京，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将苏洵的文章推荐给时任枢密使的韩琦，韩琦大加赞许，和欧阳修一起，极力向朝廷推举。次年，苏轼、苏辙同榜考中进士。一时之间，三苏文章轰动京师。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兄弟正满怀信心，准备参加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试，苏辙却生病在床。时任宰相的韩琦得知后，向仁宗奏言：今年应试者中，唯苏轼、苏辙声望最高，苏辙却偶然生病，一时无法应试，“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所以应当将策试时间推迟，以等苏辙病好，仁宗同意了。苏辙病中，韩琦几次派人问讯，听到已经痊愈，方才开考。这年的策试，因之比惯例推迟了二十天，本应在八月中旬，结果推到了九月，而且“自后试科并在九月。”苏辙年方二十二岁，血气方刚，在应试的四个人中，对策之语最为切直，指陈得失，无所顾虑，矛头直指仁宗皇帝，兼及宰相，考官中有人因此力主黜退苏辙，后虽得仁宗宽容，以最低等次授官，负责起草文件的知制诰王安石，却怀疑苏辙是“右宰相，专攻人主”，将苏辙比作西汉依附外戚的谷永，拒不下笔。韩琦又一次出面援助苏辙，笑道：“彼策谓宰相不足用”，请换唐朝娄师德那样的人，“尚以谷永疑之乎！”干脆另命他人写了文件。

治平三年（1066年），宋英宗想打破常规，将苏轼直接召入翰林院，委以知制诰的重任。时任宰相的韩琦不同意，谏道：“苏轼，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朝廷要培养他，以使天下的士人莫不对他仰慕倾倒，那时再重用他，人们就不会有异议，如今突然就把他擢升到显要位置，“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为然，适足类之也。”英宗急于用苏轼，问韩琦：知制诰不宜立即委之，任命为修起居注的史官可以吗？韩琦仍不同意，认为修起居注和知制诰一样是显要职位，也不可骤然任之，建议先让苏轼到史馆兼职，但是按近来的规矩，这也得考试合格才行。英宗说：因为不知道要用的人行不行，才让其参加考试，像苏轼还有不行的吗？韩琦说：正因如此，所以不能不考。结果考试通过，才让苏轼入直史馆。后来，欧阳修把这个过程告诉苏轼，苏轼十分感动，叹道：“韩公待轼之意，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的确，苏轼一生之所以仕途特别坎坷，除了因为他的性格和政见树敌过多外，诚如韩琦所言，苏轼才能太大，皇帝和太后们又太爱其才，也“适足类之”，因为这两点最易招人嫉妒，而且不仅小人出于本能嫉之，常人也往往莫名其妙妒之，如此这般，东坡的人生能顺得了吗？韩琦反对骤用苏轼，真是“爱人以德”呵！

赏识和擢用直臣。韩琦知定州，帅河东，有属吏陈荐，史称其“性木强简淡”，木讷倔强，仪表简朴，人多不知，“独琦知之最深”，经常在人前赞扬陈荐“廉于进，勇于退，嫌疑间毫发不处，与人交久而不变”，像陈荐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到韩琦入朝辅政的时候，就提携陈荐当了京官，并任清要之职。

培养奖掖一大批优秀边将。北宋中期名将狄青、郭逵，都是经他和范仲淹重用而成长起来的。一般将领，经他提携鼓励后，不少都在边防卓著勋绩。他奖掖过的边将安俊，在西北边防多立战功，威震西夏，一次，环州刺史种世衡问西夏俘虏，在宋朝边将中最怕谁？种世衡乃宋朝名将，本以为俘虏会说最怕他，谁知俘虏竟脱口而出：最怕安太公。说罢，又指着安俊补充道：就是这位长胡子将军。被韩琦赞为“真将帅才”的赵滋，不仅“强力精悍，有吏能，所至称治”，且具卓识，能正确对待民族关系。在磁州任上，有一年，边临的辽国境内大饥。旧制，米出边境，不得超过三斗。赵滋说：“彼亦吾民也。”令出境的救灾米不受数量限制，辽民得救，深受感动。

另外，韩琦胸襟阔大，量容百川，时人称其“德量服一世”。

【作者系《汉中日报》前副总编】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