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四渡赤水才奠定了毛泽东在红军的指挥权，而不是遵义会议

华忠

实际上，四渡赤水才奠定了毛泽东在红军的指挥权，而不是遵义会议                                                         2019-09-12 08:35                    

                          

大家都非常清楚，遵义会议奠定了毛泽东在工农红军中的地位，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实际上，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才真正奠定了毛泽东在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尤其是，这种奠定不是从胜利走到胜利，而是从失败走向胜利。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中，蒋介石因陈济棠反蒋而实行总退却，中央红军追歼蒋鼎文第九师和蔡廷锴第六十师、六十一师。

蒋鼎文师为蒋军嫡系，红军未集中主力便歼其一个旅，俘2000人枪；毛泽东集中红军主力（彭德怀的三军团、林彪的红四军及方面军直属红三十五军）打非嫡系的蔡廷锴，未料到竟打成了一场持续数日的血战。

战场在距离兴国40里的高兴圩。从白天到黑夜再到白天再到黑夜，红军反复发起冲击，双方数十次用刺刀拼刺。放牛娃出身的红军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驱策战马，挥舞战刀，身先士卒，率队奋身冲击；医牛病出身的蒋军一军团代总指挥蔡廷锴手持双枪，声嘶力竭，亲率指挥部人员压在第一线督战。

高兴圩血战，成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中持续时间最长、战况最烈的一次战斗。特别是徒涉高兴圩以西河流时，红军遭受重大伤亡。红三军团四师师长邹平、红四军十一师师长曾始莪均不幸阵亡。

后来红军主动退出战斗。蔡军也因伤亡过大，未加追击。

国民党政府战史汇编在《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的作战总结中，称高兴圩战役“实为剿匪以来最胜利最激烈之血战”。

毛泽东1956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坦承的四次败仗，第一个就在高兴圩。

南雄之战发生在1932年7月，乘蒋军围攻鄂豫皖苏区，中央红军进攻粤军余汉谋部，也是损失较大，未达到作战目的。

毛泽东所举的四次败仗，高兴圩战斗发生在第三次反“围剿”末期，南雄战斗发生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之前。

其他两个，则都发生在四渡赤水之间。一个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另一个是三渡赤水前的鲁班场战斗。

《长征组歌》中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两次败仗与用兵如神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弄透这个问题，才能知道一个领袖人物，其伟大是从哪里来的？长征的队伍之所以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溃散，最终夺取胜利，其生命力是从哪里来的？

遵义会议不但产生了红军新的领袖，而且产生了红军新的方向：经川南渡江转入川西北，协同四方面军实行总反攻，争取赤化四川。同时致电四方面军，指示其“向嘉陵江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北上。

但是，新的方向一开始就潜伏着非常大的危机。此计划的重大缺陷，是严重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

当时中央红军对川军比较了解，因为刘伯承长期在川军中工作过，聂荣臻对川军也很了解，他们都是四川人。川军与红军交过手，尤其是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川军出川作战后，懒懒散散，拖拖拉拉，作战效能很差。这样，中央红军就产生了错误的估计。

长征之前，当川军田颂尧部对红四方面军的三路围攻失败后，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就称川军“全部瓦解”，“战斗力全无”；甚至一支妇女赤卫队也“缴了一团白军的枪”；川军各部“兵无斗志，纵令开到前线难保不以送枪送弹而终”；对川军极其轻视。

长征到贵州后，红军打了黔军王家烈的部队。红军称黔军叫“双枪兵”，双枪即枪杆子和烟杆子，觉得黔军战斗力太差。于是，又认为川军与黔军差不多，内部四分五裂，普遍吸食鸦片，纪律涣散，只会打家劫舍，奸淫妇女。对川军装备优良、注重训练、各级均设军官教导团或教导队的情况，以及四川从1912年到1933年470余次混战，刘湘部几乎无役不与，作战经验相当丰富的情况，中央红军的主要领导者基本不了解。

对川军的战斗经验和战斗力估计严重不足，所以赤化四川的计划一提出来就潜伏着失败。

1月25日，红一军团进占土城，并向赤水城推进。赤水城却被川军将领郭勋祺率领的两个旅先期占领。

有必要审视一下红军的对手——川军将领郭勋祺。此人与四川籍共产党人、刘伯承、陈毅等人都有很深的交往。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川军也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郭勋祺曾将几名共产党人安置在自己公馆，把他们装扮成弁兵，亲自护送上船去武汉。陈毅被困在重庆，找到郭勋祺。郭留陈毅住一夜，次日将陈毅化装，坐上郭的轿子，派亲信副官护送上船赴武汉。郭又得知杨闇公也要去武汉，转告千万不可外出活动。但杨去武汉心切，化装上船后不幸被捕遇难。

郭勋祺是共产党人的同情者，他的这一系列活动被人向刘湘告密，说这个人通共，跟共产党员联系密切。为了自己的利益，刘湘把郭勋祺留了下来，但是他做了防范。刘湘便撤其旅长之职升为副师长，不让他掌实权。刘湘之所以不把郭勋祺一撸到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郭与共产党有关系，日后也许有要用之处。这就是地方军阀用人的逻辑。郭勋祺通共，刘湘照样用他。为了生存，当时地方军阀需要和各方面协调关系，不能完全听从蒋介石的指挥，手中要有牌。

刘湘的思虑的确不浅。机会真的来了。

1935年1月，蒋介石命令刘湘派三个师入黔阻击红军。刘湘先派一个旅，但蒋不满意，要刘增派两个师。刘湘决定再派两个旅入黔，但这两个旅要既能在表面上积极行动以应付蒋介石，又能暗中保存自己，不主动攻击红军；如果红军果真要渡长江入川，则又要能打硬仗以阻止之。

刘湘选定了郭勋祺。刘湘专门把郭勋祺叫到自己的公馆，向郭交底，两人密谈了一晚上。他认为郭勋祺与共产党关系不错，跟共产党作战要保持弹性，没有必要拿川军的实力往上硬碰硬，而让老蒋从中渔翁得利。他深信郭勋祺绝对不会拿川军的老本和共军相拼，让他去执行“剿共”又“存共”的任务，可以放心。

刘湘把郭勋祺看准了。

1月26日，毛泽东到达土城。郭勋祺也尾追红军至土城以东地区。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研究后，决心在土城以东青杠坡与川敌决战。

提出“决战”，本身就是轻敌的产物。红军长途跋涉，立足未稳，人生地不熟，在这个地方与敌军决战，本身就很不利。对这一仗，对川军的战斗力，红军主要指挥者思想准备不足。

1月27日，向北奔袭的林彪红一军团在赤水城南与川军激战，打算先占领赤水城。李聚奎的红一师被川军三面包围，伤亡较大；陈光的红二师战斗也不顺利。

在南面，1月28日，红三军团、五军团按预定计划，在土城东青杠坡与川军郭勋祺展开决战。三军团担任主攻。彭德怀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与川军反复争夺阵地，双方伤亡很大，战局极其艰苦、剧烈。指挥川军作战的郭勋祺不知道对面担任主攻的红军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就是杨闇公的弟弟；杨尚昆也不知道对面川敌首领曾经冒着危险掩护过他的哥哥。

红军不但对川军战斗力估计过低，而且对川军参战的实力侦察不确，以为四方面军在川北牵制了四川军阀的全部军队，川军“不可能及时地以优势兵力在沿岸各处封锁长江”。

事实证明青杠坡的川军郭勋祺部，不是红军原先估计的4个团6000余人，而是6个团1万余人；不是“战斗力全无”，而是战斗力甚强。原想围歼郭部，郭勋祺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下，步步进逼土城，局势危急。

本来是红军的进攻战，转成了郭勋祺的反攻；本来是红军要围歼郭勋祺的部队，反成郭勋祺的部队往上一压，红军变成了背水作战。局面非常危险。

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成败关系全军士气，对于树立毛泽东的威望影响很大。紧急时刻朱德提出上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连吸几口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大声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朱德、刘伯承上了前线。毛泽东急令奔袭赤水城的红一军团火速回援，同时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冲锋。因为很多红军战士伤亡，部队压缩了很多干部，他们都集中到了干部团，干部团战斗力非常强。

当时川军已经攻到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贺子珍等老弱及女同志组成的军委干部休养连未及撤离，陷入险境。幸得陈赓率红军最后的老底子军委干部团冲上来奋力救援，才使休养连撤出险境。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也是在一个排掩护下，仓促撤出来的。

红军总攻变成了川军反攻，进攻作战变成背水作战。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回忆：“当时张宗逊师长已住进了卫生所，我又赶上害病，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适逢朱总司令前来督战，看到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朱总司令非常恼火，对我大发了一通脾气。”

朱德这位从来以宽厚著称的总司令，对躺在担架上带病指挥部队的指挥员发火，可见当时局面之紧张危急。

增援的川军还在陆续到来。鉴于局面已十分不利，毛泽东与政治局几个主要成员28日傍晚开会，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沪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1月29日拂晓前，红军停止战斗，迅速渡过赤水河。

紧急情况下决定的一渡赤水，成为红军著名的四渡赤水作战开始。

一渡赤水是在敌情严重、战斗失利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仓促的行动。为迅速摆脱追敌，部队再次轻装。一些笨重物资、机器被抛进河中。当时三军团还有全军最后一门山炮，是1930年打长沙前缴获的，这门炮由彭德怀和朝鲜族同志武亭两个人共同开炮。这门连湘江封锁线都闯过来的山炮，被迫投入赤水河中。红军就此没有了口径75毫米以上的火力，只剩下迫击炮。

这是从中央苏区出发长征以来，中央红军被迫第二次大轻装。

1月30日，郭勋祺率部进入土城。得知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并未北上入川后，便借口休整部队，停止了前进。这就是蒋介石宣传的“土城大捷”。

遵义会议设想了赤化四川，却没有设想要四渡赤水。

如果一渡赤水前在土城把川军打垮，红军从宜宾、泸州间渡过长江，就不会有后来的金沙江、大渡河，红军也不用过雪山草地了。

但那不是历史。历史从来是在挫折中轰隆前进。

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打了第一仗就被修正了。

土城之战失利，修正了过江地点。原定从泸州至宜宾之间渡过长江不行了，便西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寻机，准备从宜宾上游渡过长江。

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设想依然维持不变。但此设想也无法维持太久。因为红军的战略方向正好与川军的作战原则迎头相撞。

刘湘确定的川军作战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入川、或入川只是借道，便虚与周旋，保住实力，绝不对消；如果红军真要深入四川腹地建立根据地，就只有不惜忍受蒋介石的控制，硬拼到底，在鱼死网破中求幸存。所以当他看到红军反复寻找渡江地点，大有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趋向，便准备硬拼了。西起横江、东至古蔺一线，刘湘先后调集数十个团切断通往长江南岸的要道、隘口，严密封锁红军前进方向。

这时红军才知道，川军的战斗力绝不弱于蒋系中央军。土城战役后川军气焰嚣张，一个团也敢上来向红军挑战。

2月6日上午，一军团二师一部行至天堂坝，竟被尾追的川军一个团三面包围。三军团五师听到枪声迅速赶来支援，从两翼对敌军实施反包围。激战一天不能解决战斗。入夜，该团敌人乘机转移阵地。红军发现川军另一个团已在增援途中，也只有撤出战斗。

面对川军的顽强阻击，从宜宾上游渡江入川已明显不可能。

2月6日凌晨，朱德电令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并就下一步发展方向征求各军团首长意见。

领导层已经感觉到原定战略方向实现的严重困难。

后来在扎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著名的 ，会议重新调整了遵义会议确定的前进方向。

2月7日，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回电，向军委建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即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建立根据地。

这个建议及时且重要。它坚定了毛泽东转变遵义会议原定战略方向的决心。中革军委立即接受彭、杨建议，决定暂缓渡江，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集中，开始准备与滇军作战。

至此川滇黔取代了川西北。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发生改变。

今天很多描述四渡赤水的论著，对一渡赤水后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被迫改变一事略而不提，似乎提了就会影响遵义会议的伟大、领袖的光辉，影响用兵如神。这种“好心好意”的回避，恰恰把共产党人最富生机的灵魂抽掉了。

其实，领袖的方针是在不断地调整的，根据实际情况修正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

应该说一渡赤水给了红军领导人以很大的教训。遵义会议一结束就提反攻、提决战，是不明智的。敌人内线作战，力量雄厚；红军外线作战，人员装备严重不足。川军以逸待劳、人地两熟；红军则长途转战，人地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反攻”和“决战”，完全不现实。以为解决错误的军事领导、确定正确的军事路线就无往而不胜的认识，被土城战斗的现实警醒。长征本身就是战略退却。为保存实力以图发展，红军只有想方设法避免与敌决战。

更何况与川军决战，是蒋介石求之不得之事。

伟人不是从来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能够及时纠正的人。从土城战斗失利后立即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到古蔺、叙永一带受阻马上采纳彭、杨建议改取川滇黔边境，皆可见工农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为走”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又回来了。红军请回来的不是一尊万无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人。

这是一段红军紧张地选择立足点的日子。

这段时间红军还有一个后来党史军史著作很少提及的重大进展：军委二局一科破译了敌军通信密码，基本掌握了敌人的行军路线、出发时间、前进方向等等，毛泽东亲自主管一科，给指挥部队行军作战带来极大便利。后来毛泽东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解放战争时期在西柏坡与他们合影，照片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毛泽东站在旁边，以示对他们的尊重。

运用技术侦查获得的信息，再加上川军沿江布防的态势，毛泽东就决定要改变原来的方向。

2月9日，政治局扎西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乘敌人注意力和主力都集中在川南之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较空虚的黔北进击。

2月10日，中央红军扎西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16个团。除一军团还保留师的建制外，其他各军团一律取消师的编制。新的编制是一军团两个师6个团；三军团4个团；五、九军团各3个团。

这一精简缩编，为下一步大进大退做好了准备。红军像一个不倒的力士，裹紧绑腿，勒好鞋带，准备用疾步流星向敌人挑战了。

真正的四渡赤水从这个时候开始。

摘自金一南《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