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甲骨文春天的第一朵报春花”：从“冷门绝学”到热销图书

凌云

“迎接甲骨文春天的第一朵报春花”：从“冷门绝学”到热销图书                                     2019-12-03 09:51                    
                          

文 / 郭时羽（中华书局 编辑）

商《狩猎涂朱牛骨刻辞》正面

2019年是甲骨文发现120周年。
在11月1日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召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电：“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而早在2016年的“5·17”讲话中，习总书记便高度关注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这一“冷门”学科，强调要保证有人做、有传承，充分显示了对甲骨文的重视。座谈会上，中国古文字学界群贤毕至，其中有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教授；与此同时，我在中华书局工作系统中看到了刘教授主编的《甲骨文常用字字典》二印售罄的信息。

《甲骨文常用字字典》中华书局，2019年1月出版

《甲骨文常用字字典》的推出，用刘钊老师的话说，是“迎接甲骨文春天的第一朵报春花”。而短短10个月间，这部“冷门”的甲骨文字典两次售罄，出乎我们的意料，期间还一度断货。从“冷门绝学”到热销图书，作为责编，我为读者回顾一下这个奇妙的历程。
2018年年中，中华书局得知刘老师在编一本“甲骨文常用字小字典”，或许因为我毕业于复旦大学，又刚做过“甲骨四堂”之一王国维先生的书，便将调查选题的任务交给了我。说实话，对甲骨文这样的“冷门绝学”究竟能否被大众接受，当时很多人都抱有疑虑。这个选题到底要不要做？它真的能有市场吗？如果我接下来，是否能把它做好？
作为一个古代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必须坦率地承认：我对甲骨文没有常识之外的研究。但作为一个编辑，我知道这是好东西，知道主编靠谱，这就足够支撑一场兴致勃勃的市场调查了。而不查不知道，一查有惊喜！统计已出版的甲骨文字典信息：首先品种并不多，且大多已断版，多年未重印。其中有个别名家之作，但也是厚重、昂贵的大部头，面向群体主要是学术界，上手难度高，不适合大众。其次，当下销售正旺的一种，确实较为通俗，但并非出自专业学者之手，缺乏可靠的学术背书，在古文字学界稍一咨询，便得知问题很多。也就是说，既具备严谨可靠的学术支撑，又适宜大众使用的甲骨文字典，是一块有待填补的市场空白！更不用说，这些字典出版时间大多较早，无法体现最新的学术成果。而根据书稿信息，刘钊教授所编的这本字典，是将近年成果一网打尽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到校样时会再做修订，把发稿后新发布的释读成果也吸收进来，真可谓是更新到出版前最后一刻了！
综合种种因素后，我正式提交了选题意见，建议争取这一书稿，且要尽快运作，赶在2019年年初出版，抓住120周年的好机会。同时提出书名不要“小”字，径称“甲骨文常用字字典”，以及成书形式思考等具体意见。很幸运，这些意见得到了书局领导和刘钊教授双方面的认可，书稿便紧锣密鼓地开始加工起来。
2019年1月16日，此书如期出版，首发式暨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在中国文字博物馆召开，多位古文字学界的一流学者出席了会议。令人惊喜的是，如吉林大学吴振武教授、清华大学李守奎教授、中国社科院赵鹏研究员等许多学者，不仅对《甲骨文常用字字典》的学术价值给予高度评价，还尤其表扬它从内容到形式上对读者的体贴：版式疏朗悦目，大小和厚度均适中，轻巧并便于携带。而从拼音排序到书眉设计，细节的设计令读者有着舒适的阅读体验。
作为编辑，看到出书过程中的用心处得到认可，真是最开心的事情了！这也正是我在决定做这个选题时，给自己的定位：甲骨文我不懂，不懂的事交给专家；但做书是我的本职，必须尽力做好。翻阅当时的工作记录，大约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一、根据已有编纂体例，做进一步统一和完善。比如，字典中所收字按照汉语拼音字母排序，但时常会碰到多音字的情况，跟作者商议后，我们在“编写说明”中增加了一句：“同一字头有多种读音者，甲骨文字形仅列于字头第一次出现处。”这样可避免重复陈列，节约篇幅，而其他读音处仍出字头，并注明见第x页，则不会给读者的使用造成不便。又如正文中多有“卜辞用x字为y字，重见x字下”的情况，我们在“重见x字”处注明页码，可免读者翻找之劳。
二、设计开本、版式
《甲骨文常用字字典》最终采用的是正32开（130mm*184mm），相对于目前出版界惯用的国际大32开（147 mm *210 mm），更为小巧便携。一开始，我和刘钊教授反复讨论，找了许多种尺寸的书做参考，最终从字典的实用定位出发，才确定采用这一开本。而版式上，则从阅读舒适性考虑，先做减法，又从使用方便角度，再做加法。当然，加减的内容不一样。
先说减法。样张来了，视觉效果太满，于是每页减去一行，还是太满，怎么回事呢？左看右看，原来一个字头下放三列甲骨文字形，挨得紧紧的，尤其有些字形下标注的出处较长，简直左右都要碰在一块儿了！但是，这个改版可不容易，三列改两列的话，第一反应是整本书的篇幅要增加近三分之一，厚度直接关系到书的坚固、美观，以及成本。我计算了一下，原稿300多页，修改后增至400多页，即便用纸已经从字典纸、胶版纸讨论了一圈而基本定于高克数纯质纸，精装也完全拉得住。此外，字头下所列字形若是双数，分两列刚好对称；若是单数，两列下多一行一字，也比三列下多一行一字美观得多，不会显得孤零零地单挂。请排版厂里重出样张，果然两列疏朗清新，令人眼前一亮。刘老师看后也深有同感，于是我们当即拍板：改。从成书效果来看，这一决定应当说是明智的。

改为两栏排版后的内文

再说加法。《甲骨文常用字字典》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充分考虑到普通读者检索、使用的便捷，这也是刘老师在跟我沟通做书思路时再三强调的。全书按拼音排序，除了拼音、笔画两种索引外，正文书口处仿效《现代汉语词典》等经典辞书，加了灰框字母，书眉上则列明当页所有字头，如此，读者即便不查索引，只要知道想检索之字的读音，就能很方便地直接翻到。当然，碰到不认识的字，还可以去查笔画索引。
三、引进外审
从接触这部书稿的一开始，我就清楚知道并坦率承认：我不懂甲骨文。如果作者不是刘钊教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和冯克坚研究员（时任中国文字博物馆党委书记）这样的一流专家和专业团队，我想我是不敢接这部书稿的。但是，有过出书经验的人都知道，无论多出色的学者，都不可能写出一本完美无缺、一个错字都没有的书。这正是编辑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也是出版社为什么要强调三审三校的原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多一双眼睛，总能多发现问题。因此，我一方面抱着“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心态，买了一些相关图书，又借来了《新甲骨文编》；另一方面，还是向刘老师提出，能否再找一位专家来做外审。刘老师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且很快推荐了一位出色的人选——青年研究员蒋玉斌。
从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开始，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于省吾、裘锡圭、刘钊、陈剑等前修时贤已做了大量工作，释读出一千余个字形。到如今，要再释读出一个新的甲骨文、破译数千年的密码，实在是无比艰难的事。近年来，古文字学界开出一字十万元的奖金，然而跃跃欲试者众，真正能有理有据、得到学界一致认可的却寥若晨星，而蒋玉斌老师正是该奖项至今为止唯一的一等奖得主。虽然他很谦虚地表示是因为诸多大牛都不下场参与，但我在大致学习其论文内容之后，仍然表示无比佩服！蒋老师功底扎实，做事认真，在审稿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甚至还慷慨地将自己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刚刚提交论文、尚未正式发表的字形释读成果也贡献出来，为字典再添含金量。
其他工作如审读稿中除了甲骨文之外的其他所有文字，调整字形出处表的顺序，检查索引等等，均属常规，此不赘述。
做完这本书，我认识了一些甲骨文字形，在和作者们的交往中，也学到不少古文字释读的基本原理。不过，重要的不是这个，于甲骨文来说，我仍是门外汉。但通过《甲骨文常用字字典》的热销，是不是有更多普通读者能够亲近甲骨文，会不会有一些孩子通过这本书，逐渐走上甲骨文研究的道路呢？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清华大学言恭达教授曾提到，在国家级书法展览和比赛中，每年都有大量甲骨文书法作品被直接淘汰，因为字形都写错了。现在有了这本简明又准确的字典，是不是今后的国展中，能够出现更多精彩的甲骨文作品呢？让甲骨文这样的中华文明瑰宝走进千家万户，更好地传承下去，这才是这本书最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