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王安石文集背面隐藏的“宋代安庆”

惜晖

刘东：王安石文集背面隐藏的“宋代安庆”     2020-11-24 00:00                    

  王安石（1021-1086）（图1、图2），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他曾主持轰轰烈烈的变法革新，史称“王安石变法”。同时，他又是著名文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中学课本上，我们都学习过他的名篇《游褒禅山记》。

图1：王安石画像

图2：王安石画像
皇祐三年（1051）起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前后三年。北宋舒州的地理范围相当于今安庆市及辖县，州治在今潜山县。应该说王安石与我们安庆是渊源颇深的，如今天柱山下的山谷流泉摩崖石刻中还留存有王安石的刻石（图3、图4），其诗文集中也有很多描写舒州的诗篇。而王安石与舒州的“情缘”还不止于此，本文就来介绍一部宋代龙舒本《王文公文集》。

图3：天柱山山谷流泉摩崖石刻中的王安石诗文石刻（拓片）

图4：天柱山山谷流泉摩崖石刻中的王安石题记石刻（拓片）

一、《王文公文集》流传始末
集结逝者诗文刊印是古今纪念先贤的一种重要方式，王安石的文集，宋代刊刻并流传至今的有两种版本，分别是杭州本《临川先生文集》和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前者是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孙王珏任两浙西路转运司时所刻，明代以后各版本的王安石文集都是以宋代杭州本为底本传承而来。而后者的龙舒本则在宋代以后湮没无闻数百年，直到1962年中华书局以国内和日本两处所藏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残本补足完整的100卷，再度出版刊行（图5）。也就是说宋版龙舒本《王文公文集》，目前所知全世界仅有两部，而且都是残本（国内残本存72卷、日本残本存70卷），所幸的是除去重卷仍可得一部完书。

图5：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王文公文集》
关于这两部宋版龙舒本《王文公文集》残本的流传与合璧颇有故事可说：国内残本原藏清代内阁大库，光绪年间，宝应刘启瑞与吴县曹元忠负责清理时，为刘启瑞所窃取，藏之于其家“食旧德斋”。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有这样记载：“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宋刊本……余故人颖川君居江淮之交（谨案：指宝应刘启瑞翰臣），家藏王文公文集……寮本（指日本东京宫内省图书寮藏本）缺七十以下各卷，此本七十卷以下完然具存，正可补寮本之缺。余常言于东都耆宿，约异时寮本刊行，余当为作缘，俾以目录及后三十卷增入，以尽珠连碧合之美，无使盈盈一水，终古相望，使后人抚卷而增叹也。”1931年前后，傅增湘先生还多次致信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先生，反复商讨刘氏食旧德斋藏本与日本图书寮藏本合印出版之事。然而，不久刘启瑞将其藏书卖出，合印之事也直到三十多年后的1962年才得以实现。此后，该书先后转入南浔、南通等地藏书家手中，之后为武进王南屏先生收藏。1985年，王南屏夫人房淑嫣女士将宋版龙舒本《王文公文集》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从此化私为公，成为该馆重要藏品之一。
图6：宋版龙舒本《王文公文集》书影
从上海博物馆网站上公布的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部分书影（图6、图7），可以看到书页内钤有“宝应刘氏食旧德斋藏书之记”“宝应刘启瑞秘笈之记”“蒋祖诒读书记”“南通吴氏收藏书画印”“思学斋”等印章，从中也可以看出该书的流传情况。
图7：宋版龙舒本《王文公文集》书影
二、《王文公文集》背面更有乾坤
宋版古籍本就是世间珍宝，而这本龙舒本《王文公文集》背面更有玄妙，该书900多页中有780多张书页的背面为宋人书简或公牍，属公文纸印本。公文纸印本，指利用官府废弃的公文档册账簿或私人书启等旧纸背面，进行印刷的古籍。这种风气始于北宋，盛行于南宋，元明时期均有。可以想见这是由于古时纸张的紧张，而出现的现象，当时人的无心之举，却给今人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
正是基于如此重要的文献价值，1985年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入藏上海博物馆后不久，古书画鉴定大家谢稚柳先生即建议将文集背面影印，由古籍版本学大家顾廷龙先生作序，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宋人佚简》为名出版，于是湮没于书背八百年之久的宋人书简、公牍，终于公之于众。
而更值得我们安庆文史界关注的是龙舒本《王文公文集》背面的内容也与舒州有关，包括南宋舒州官府公牍50余件和南宋舒州官员、文人的书简300余通。公牍中有关于南宋舒州及所属各县财政、税收、酒务等方面的文书（图8），如《舒州在城酒务造酒则例》《舒州衙西酒店须知册申闻状》《怀宁、太湖两县巡检巡捉私茶盐矾董荣谨具须知册申呈状》《桐城县务致舒州使府须知册申呈状》《舒州兵马司木朱记须知册申呈状》等，且有明确的落款时间，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九月至隆兴元年（1163）六月。另外，这些公牍中还提到一些具体地名，如天庆观、兴化禅院、山口镇、许公镇酒场等，都值得我们结合地方史进行研究。

图8：舒州《衙西酒店卖酒收趁则例》局部（宋版《王文公文集》背面）
书简方面多为舒州知府向汮自己及与同僚们的信札，如向汮的《别易久怀札》（图9）、枢密使洪适的《啬调札》、兵部侍郎钟世明的《才猷济世札》、礼部侍郎吕广问的《铃斋清间札》、南宋名臣张运的《孟冬札》《赴镇札》《岁晏峥嵘札》等等，总共涉及60余人，其中见于史籍的人物就多达20余人，是研究南宋历史人物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是极好的宋人书法作品。

图9：舒州知府向汮《别易久怀札》局部（宋版《王文公文集》背面）
三、“龙舒本”与舒州关系考
1962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王文公文集》，前言中著名文献学家赵万里先生根据原书版心留下的诸多刻工姓名，结合宋杭州本《临川先生文集》王珏跋文中所提到的“比年龙舒版行，尚循旧本”的记载，推定此宋刻本《王文公文集》应为龙舒本。并说：“龙舒即今安徽舒城，宋时属淮南西路庐州，南与舒州接壤。”认为龙舒本《王文公文集》为南宋舒城县刻印。
赵万里先生“龙舒即舒城”的看法，是基于宋代一些地理志的记载，如《元丰九域志》有载：“舒城，古龙舒也。”但实际上，龙舒县只是汉代的一个古地名，宋代时早已消失。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汉龙舒县，地属庐江郡……舒城，开元二十三年分合肥、庐江二县置，取古龙舒县为名。”可知：舒城县为唐代开元年间所设，是从合肥县和庐江县各划出一部分组合而来，与龙舒县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取古龙舒县为名”只能说明舒城县之“舒”字取自于古龙舒之“舒”，古龙舒可能只是在舒城附近，或范围更大一些。
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对“龙舒本为舒城县刻本”提出不同看法，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伟国先生在《绍兴末隆兴初舒州酒务公文研究（之一）》一文中，以该书背面的一则太湖县知县信札内容“龙舒五邑，唯敝邑极难料理”，结合当时舒州辖下有怀宁、桐城、太湖、宿松、望江五县，分析认为：“南宋初人以舒州为古龙舒地，并无疑义。”
不仅如此，笔者还发现在安庆地区出土的宋代墓志中，也有“龙舒”二字出现，如1963年宿松县北宋元祐二年（1087）吴诠（字正臣）墓出土的墓志中记有：“世为龙舒松滋邑恭化乡许田人也”，龙舒、松滋均为古地名，这里显然代指当时的舒州宿松县。看来文人好以古地名代指当下地域，是一贯的传统，以显示文化传承，又如明清以来“皖江”常代指安庆，直到今天亦然。

而且，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背面书简和公牍，几乎每一页上都钤有“向氏珍藏”印，结合书简内容多为舒州知府向汮与同僚们往来信札的情况来看，这批书简和公牍应为向汮所有，刊印《王文公文集》时，利用了这些书简和公牍的背面作为印纸。这进一步增加了龙舒本为宋代舒州刻本的可能性。再者，王安石曾在舒州任通判三年，南宋舒州人为纪念王文公而刊印他的文集，非常符合情理。
四、余论
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朝廷在舒州设立安庆军，此为“安庆”得名之始；庆元元年（1195），舒州更名为安庆府；嘉定十年（1217），知府黄榦建安庆府城（今潜山县），今年正好八百周年。
深入了解宋代舒州、安庆府的历史文化，有赖于更多新文献史料与出土材料的发现。本文抛砖引玉，期待安庆建城八百周年的良好契机，地方文史界更多关注宋代的安庆，延展皖江历史文化研究的时空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