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与邓颖超：并非一见钟情，相濡以沫51年，逝世后共用骨灰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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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与邓颖超：并非一见钟情，相濡以沫51年，逝世后共用骨灰盒                                                         2021-07-03 13:43                    

    周总理与邓颖超：并非一见钟情，相濡以沫51年，逝世后共用骨灰盒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因病去世。党旗覆盖下，总理满头花白的头发，面容憔悴，他为国为民操碎了心，鞠躬尽瘁。他的离去，令大家沉浸在无比的悲伤之中。
追悼会的现场，邓颖超邓大姐肝肠寸断，望着心爱的丈夫，革命的战友，她早已流干了眼泪，欲哭无泪，几近瘫倒。
遥想当年他们从相识、相知，再到相爱，携手并肩，历经风风雨雨，走过多少坎坷，51年来相濡以沫，但终究还是迎来了分离的时刻，怎么能不令邓大姐伤心难过呢？
周总理与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们都不是天津人，总理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邓颖超祖籍河南光山，出生在广西南宁。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大地，列强横行霸道，军阀割据相互争伐，饿殍遍野，普通的国人没有丝毫的尊严，想要有口饭吃，都显得那么可望而不可及。
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学生积极响应，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是 南开学校，以及直隶女师的学生们。而周恩来刚从日本回国，他以校友的身份，天天到南开学校去，组织参与学生运动，并且他还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常常登发一些文章，号召大家起来革除旧思想，创造新世界。
邓颖超则是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别看年龄小，她的能力可是出众的，年仅15岁就担任了“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演讲队长。她率领演讲队经常深入到天津的大街小巷进行宣传，为的是提高妇女同胞们的觉悟，唤醒广大姐妹们主动而勇敢地拯救自己，继而拯救国家。
五四运动中，周恩来、邓颖超都是骨干，他们由此彼此相识，只是留有淡淡的印象，并没有什么一见钟情。正如邓颖超后来回忆道：

  就在这次运动的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进步的学生，组织觉悟社，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

为了便于统一行动，在五四运动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在内的10名男青年和10名女青年组成了进步团体“ 觉悟社”，为避免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他们采取抽签的方式，每个人都取一个数字作为自己对外活动的名字。
邓颖超抽的是“1”号，按照谐音，她化名为“ 逸豪”，而周恩来抽到的“5”号，他便取名为“ 伍豪”。“伍豪”这个名字，在以后的大革命时期，周恩来还多次用到过。

觉悟社的会员们相约：在爱国运动期间，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而周恩来此时也抱定独身主义，邓颖超也对婚恋不感兴趣，因为在那个年代，一个女性如果结了婚，她的一生事业追求也就无法实现了，这与她心中理想与追求是不相符合的。
1920年1月2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调查员在 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时，遭到闯入店铺的3个日本人的毒打，引发社会公愤。当各界代表向省公署请愿时，当局非但不惩办日本人，反而殴打学生，逮捕代表20余人，继而查封了 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会所。
1月29日，3000余名各界人士，由 周恩来、郭隆真领导，从东马路出发，直奔省长公署，大家选举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为代表，去面见省长 曹锐。
年仅16岁的邓颖超也要求一同前往，周恩来考虑到此行带有很大的危险性，果断地把这位小妹妹留下来，没有带她一同行动。
在省公署的门前，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不准代表进去，双方发生冲突，周恩来等20余人被捕，当局采取既不讯问，又不释放的拖延战术，把他们一关就是两个多月。
4月2日，周恩来发动大家一起绝食抗议，消息很快传到监狱外，邓颖超为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安危感到担心，集合了24名觉悟社员和支持者，背着铺盖前往警察厅，要求代替被关押者坐牢。由于被捕的人当中既有学生，又有大学的教员，还有社会商人、学者，代表的面很大，加之大家据理力争，当局被迫于7月下旬把他们全部释放。
1920年10月8日，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决定赴法勤工俭学。临行前，邓颖超想到此时的欧洲天气渐冷，怕周恩来不适应，特意为他赶织了一件毛衣相赠，毛衣领侧内绣了一行小字：给你温暖——小超。
周恩来摸着毛衣，安慰邓颖超说：

  小超，别灰心，你年龄还小呢，以后还有学习机会，我到欧洲后，会给你写信。

此时邓颖超对比自己大6岁的周恩来，只是一种对 学长及战友的敬爱之情，而周恩来也只是把她当作战友和小妹妹，因为 他心中已经装下了一个心仪的人， 张若茗。他们彼此志同道合，年龄又接近，张若茗甚至都把自己的私人日记交给周恩来保管。
然而，世事皆会有变化，感情的事儿，也并非一成不变，人们在前行的道路上，随着一些事情的发生，心态与心境都会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彼此感情的影响。
张若茗与周恩来等人一同在法勤工俭学，并加入在巴黎组建的“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张若茗作为代表，在纪念列宁的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受到法国警察的追捕，加之她为家庭出身问题受到组织审查而感到委屈与不满，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她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组织，留在法国专门读书。
张若茗的举动，对周恩来触动很大，正如后来他对侄女所说的：

  我是认定马克思主义，一定不变的，既然我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我的终身伴侣，理所当然就必须是志同道合的、经得起革命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曾经非常在意的人，其实并非是最适合你的，兜兜转转一圈后，却发现那个最合适相伴一生人，原来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有如那首词所写“众里寻她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周恩来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做事缜密，又不失果断，邓颖超的性格、追求，以及三观都与他是极相符的，周恩来在多次的学生活动中，跟这个“妹妹”接触较多，感觉自己与她是合适的，于是他大胆地写信给她，表达了心中的想法。这封信写得情意深长，邓颖超被深深地打动了，长期以来，她与周恩来的深厚而纯洁的友谊，陡然升华为美妙热烈的爱情。

  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他们基本上少有见面，一切的心意相通，一切的思想交流，都是依靠书信来往，时间长达两年，通过一封封书信，他们的感情进一步得到升华，越来越感觉到彼此无法分离。1925年8月8日，遭受北洋政府通缉的邓颖超，历经艰险，辗转来到广州，与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结婚。

从此，这对革命伴侣携手走在人生路上，患难与共，风雨同舟。
作为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协助、配合、支持他的工作，无怨无悔，并且与他共担风险。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国民党曾重金悬赏捉拿周恩来。在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人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但她全力支持着周恩来的工作。
他们恩爱有加，邓颖超也曾经两次怀孕。婚后邓颖超被党组织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同时还要协助何香凝的工作。不久她又被委派为潮梅特委委员。
当1926年第一次怀孕时，邓颖超感到十分不安，她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时间顾得上生孩子、养孩子。当时母亲远在天津，周恩来又作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在汕头工作，这样一来，邓颖超身边没有可以音量的亲人。
几经认真考虑后，邓颖超认为自己才21岁，来日方长，不愁没有孩子，于是她上街买药，自行打掉了胎儿。
1927年4月，邓颖超再次临产，由于胎儿超重难产，那时医院还不能做剖腹产手术，只能用手术钳，致使男婴受到损伤，出生后即夭折，同时，在这一次生产中，邓颖超的身体也受到伤害，终生无法再生育。
失去了为人父母的权利与机会，这种难过肯定是刻骨铭心的，如果是普通人，定然是惆怅一辈子，遗憾一辈子。可是周恩来、邓颖超毕竟不是一般的人，他们以父母特有的慈爱之心，关心、培育革命烈士的后代。

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李少石的女儿李湄、李硕勋的儿子李鹏、蔡和森的儿子蔡博、钱壮飞的儿子钱江、钱一平、何洛的儿子刘则仁这些烈士的孩子都得到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莫大关爱，视为己出。他们喜欢小孩，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对孩子们的爱，又不同于普通人，对这些孩子，他们倾注了更多的期许，希望孩子们都能如父辈那样，成为对民族、对国家有用的人才，都能成为革命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在渝工作八年，身为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领导党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工作，常常奔走于重庆、延安两地，以及东南、西南部分城市。邓颖超担任国民参政会中共参政员，积极领导国统区的妇女救亡运动和战时儿童保育工作。
两个人的工作都异常繁忙，并且经常分开两地，工作之余，他们将对对方的爱与思念化成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书信。
1942年六月，周恩来因小肠疝气住进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邓颖超几乎每天都和周恩来写信，互相安慰。

  来：
  正以你为念，知你昨夜睡眠好，悬念着的心，如释重负，感到恬适轻松。真的，自从你入院，我的心身与精神，时时是在不安悬念如重石在压一样，焦虑冲击着我心。
  ......
  现在，你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而且即将出院，我真快活。我已经开始整洁我们的房子迎接你了。
  ......
  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颖妹手草
  七.七前夕

而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回信中，说“ 结婚十八载，至友兼爱妻；若云夫妇范，愧我未能齐”，夫妻情深，跃然纸上。
然而，就在周恩来住院期间，被组织护送至重庆的周老爷子突染疟疾，一病不起。邓颖超只得把老人生病的消息在信中告诉了丈夫，周恩来心神不宁，连续写信向邓颖超询问老人的病情。
7月10日这天，老人与世长辞。此时，周恩来仍在住院治疗，要不要把其父去世的消息告诉他，邓颖超犯了难。她知道周恩来是孝子，对父亲的感情很深，但是考虑到周恩来手术后伤口尚未痊愈，如果得知父亲病逝，精神上一定会受到强烈的刺激，对他养病不利，于是，她决定暂时对丈夫保密。
7月13日，周恩来出院了，当他听闻父亲已去世三天，身体不由得颤抖，放声痛哭，过了好一阵儿，他收住哭声，责怪邓颖超：

  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面对丈夫的责备，邓颖超只是流着泪，静静地听着，为了丈夫，她情愿忍受委屈。
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因为工作原因，还是聚少离多，1944年11月18日，邓颖超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周恩来写信：

  来：
  ......
  你离延已八日，怎么消息异常之少？个中曲折难道甚多？
  凡事深思熟虑是很对的，我望你慎酌情况，应归则归，勿作徒劳的留连。
  窑洞地坑已做好，窑内暖融融的，愿你能快回来享受一些温暖啊。
  祝福你，热吻你。
  超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晚

写这封信时，周恩来远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新一轮的艰苦谈判，邓颖超则独自在延安的窑洞里，静静地思念着挚爱的丈夫，回忆着往事。

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他们用往来书信，诉说着心事与思念，这些书信，可以说是情书，也可说不完全是情书，他们谈着革命，相互共勉，他们的爱情总是和革命交织在一起，他们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散两地，无论风雨如何变化，他们都坚定地、沉着地奋斗下去。
作为一位深受亿万人民喜爱的总理，建国后周恩来身居高位，却始终不谋私利，一片公心，严格约束家人，甚至于牺牲了家人的正常权益，而这一切同样t得到了邓颖超的大力支持，她理解丈夫，始终是总理的贤妻。
由于周总理曾经长期在“国统区”与国民党及有关爱国民主人士打过交道，而且他对革命队伍里的同志也十分熟悉，所以新中国第一届政府的“组阁”大任就落在他的肩上，主机组成人选基本上由周总理提名，然后报请会议通过，他提议 傅作义任水利部部长，提议 李书诚任农业部部长，提议冯玉祥的夫人 李德全任卫生部部长，对有才之士、起义将领等，他都量才任用，使他们各尽其能。
按照邓颖的才能、资历和威望，她完全能够在建国胜任更重要的工作，可是在人事安排上，周总理唯独没有给邓颖超安排相对应的职务。

就连留下来的国民党将领张治中都看不过去，代表起义将领们前来找周恩来。

  周公啊，人们都夸你是周（周到）总理，但你也有考虑不到的地方啊，那就是说什么也要给邓颖超同志安排一个部长职位才能让人心悦诚服啊。

周总理听了这番话，笑了笑，婉拒了他的提议。党内同志也看不过去，直言不讳地对他说：

  总理啊，我们共产党人提倡男女平等，你说什么也应该给小超大姐安排一个相适应的职位才行。

周总理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只要他当一天总理，就不可能让邓颖超到政府里面任职。就这样，各部的正副职，没有邓颖超的份儿，直到周总理去世，邓颖超始终只担任妇联副主席，她丝毫没有怨言，全身心地投入全国妇女的事业中，更多的则是竭尽所能，帮助周总理处理好家事，好让总理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国家大事。
周总理对妻子严格要求，对自己的兄弟、子侄等亲属一样严格要求，绝不准他们享受丝毫特权。
侄女 周秉建下乡到内蒙古草原，周总理与邓颖超非常高兴，希望她好好做工作，与草原人民打成一片，为他们服务。可是两年后，周秉建穿着军装来看望他们，原来是地方党委推荐她参了军。看到她参了军，周总理有些不高兴，硬是让她脱下军装，重新回到草原去，回到广大农牧民当中去。
侄儿 周尔辉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工作，为了解决夫妻分居，尔辉的单位准备把他的妻子调入北京。周总理得知后，要求侄儿也调回淮安去，都不要留在北京，告诉他们：办事情不能首先考虑个人方面，要想到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北京本来人多，国家随担的负担就重，多一个人就多一个包袱，还是回到地方去，好好建设地方。
为了教育好后代，周总理与邓颖超专门制定了“十条家规”，严格要求他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对于自己，总理也更加严格自我约束。他和邓颖超进入北平城后，就一直住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当时这处房屋幽暗潮湿，年久失修。1959年，趁总理出国访问的机会，有关部门对他们的住房和办公室做了必要的修缮。
周总理回京后，把工作人员狠狠批评了一顿，他对主管人员语重心长地说：

  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恶劣影响？

为了这件事，他还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反省自己没有把好关。
平时，周总理与邓颖超相约，用餐时主食至少吃三分之一的粗粮，每餐只有两个菜，除了工作服装、外事服装外，他的衣服也是补丁连补丁，袜子也是补了又补，皮鞋也是修了又修。他常对邓颖超感慨，我们的生活已经比人民群众好多了，比起过去革命战争岁月，更是好多了。
周总理与邓颖超就这样把革命、建设与爱情有机地统一起来，邓颖超曾经说过，“我是新的夫唱妇随，他说什么，我都照办，恩来虽然是总理，但他说得对，我就要听他的。”多么朴实无华的话语，半个世纪的夫妻情缘，邓颖超是了解总理的，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夙兴夜寐，始终夙夜在公。

周总理去世后，卫士高振普和西花厅工作人员受邓颖超的委托，到八宝山选购骨灰盒。曾经有人提议用贵重材料制作的骨灰盒，认为总理的伟大功绩，唯有贵重的骨灰盒才能相衬。但是这个提议被邓颖超否定了，她还是选择了一个普通的骨灰盒，因为她太了解丈夫周总理了，如果总理在世，他肯定是不愿意自己搞任何特殊化的。
处在极其悲痛之中的邓颖超，对众人说：

  这个骨灰盒，恩来用完后，把盒子拿回家来，保存着，等我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

1976年1月16日凌晨，一架飞机，将总理的骨灰撒向多个地方，包括海河、黄河的入海口等处。此后，邓颖超一直珍藏着这个骨灰盒，每年清明节都把它拿出来，仔细地擦拭一遍。在此期间，邓颖超多次讲过，她死后就用这个骨灰盒，不要再买新的，不要浪费钱。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遵照她生前的遗愿，工作人员用周总理的那个骨灰盒，把邓颖超的骨灰盛装着，撒入海河入海口。

中南海西花厅，按原样陈设的客厅里，至今仍然悬挂着邓颖超生前十分喜爱的一幅画《腊梅》，这幅画是著名社会活动家何香凝在1950年8月为祝贺周总理与邓颖超银婚而绘制的。这幅国画上，在一株老干上面画着两朵怒放的梅花，相依相偎，像极了周总理与邓颖超这对模范夫妻的一生：历经艰难险阻，无论风雨，始终相守不离。
只是，如今两位贤伉俪皆已离去，物是人非，画可以长久，而人生却无法长久，无论多么恩爱的夫妻，终有曲终人散的那一刻，想来，令人无限嘘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