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唯一没有专著的国学大师：以骂人为乐，将胡适怼到怀疑人生！

大漠

民国唯一没有专著的国学大师：以骂人为乐，将胡适怼到怀疑人生！                                                         2021-11-02 18:10                    
                                  没有专著的民国大师：以骂胡适为乐，学生想听干货得请他下馆子！黄侃：没有专著却成国学大师，以骂人为乐，将胡适怼到怀疑人生！
民国初年是大师辈出的时代，而真正的大师细数起来，也就为数不多的那几位。论国学，就少不了这几位的名字：章太炎、辜鸿铭、陈寅恪、黄侃……
前三位的名字大家都耳熟能详，对于黄侃，可能会有部分读者相对要陌生些。但是，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人，在民国的政学两界，黄侃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1/拜师章门

黄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
他的出生地为什么是成都呢？因为他老爸黄云鹄年轻时也是学霸，咸丰三年癸丑科(1853年)的进士，曾做过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为清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繁多。
黄侃出生时，其父在四川任上。黄父为官清廉正直，被世人誉为"黄青天"，因与当时官场不同流合污，得罪了权势，黄的官越做越小， 最后辞官返籍，回湖北潜心经学、书法。为两湖、江汉、经心三个书院院长，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密友。
黄侃3岁开始背诵唐诗宋词，4岁就延师教读。黄侃聪颖好学，从小就显示出过人的才气。1903年，18岁的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这所学校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新式中学。因父亲与张之洞有旧，1905年，黄侃被官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

在早稻田大学，他遇到在武昌文普学堂时的同学宋教仁。当年8月，同盟会于东京成立，黄侃列名会籍。1906年5月章太炎到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民报》总编辑。黄侃经常看《民报》，对章太炎的文章极为钦佩。黄侃也开始为《民报》撰稿。

章太炎看到黄侃写的一篇文章，大加赞赏，立即写信约见，许为天下奇才。于是，黄侃投身章门，成为章太炎的顶门大弟子。
其后，二人亦师亦友，章太炎非常欣赏黄侃，曾经当面表扬黄侃说：“常言学问进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
黄侃虽师从章太炎，但并不拘泥，他认为：“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综广揽。”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中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不为所动。

2/一个半路革命家

黄侃治学求精，但他并不是个死读书的书呆子，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黄侃也是个为民鼓与呼的热血青年。当年，他为同盟会会刊《民报》撰写的稿子，大多是抨击时弊之论。在日本期间，他先后发表了《哀贫民》《哀太平天国》《专一之驱满主义》和《讨满洲檄》等文章。
1910年，黄侃回到湖北老家蕲春组织孝义会，发表演说，鼓动革命，响应者达万人。因系名门之后，又善演讲，大家推他为首，乡党称其为黄十公子，俨然一名年轻的革命活动家。
1911年 7月，黄侃应约为《大江报》撰写了一篇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引起广泛震动，结果导致《大江报》被封，主编占大悲被捕。
有史家认为，黄侃为《大江报》撰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社论，是武昌起义的序曲。如果说，武昌起义打响了反清的第一枪，那么，黄侃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就是轰向清王朝的第一炮。
10月10日，武昌首义，黄侃与黄兴等人会于武昌，并参加军政府工作。1912年1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黄侃当选为参议员。同年，黄侃出任上海《民声日报》总编辑，边办报边研究小学、经史等。
旅居上海时，黄侃对辛亥革命后的种种进行了深刻反思后，遂弃政从文，埋头国学。

成为著名教授后，黄侃再也不言当年为推翻清廷而左冲右杀的年轻往事，以至许多人只知他是个性格张狂的教授，而不了解他曾是个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激愤青年。
黄侃为何对他从前的业绩只字不提？在他逝世后，他的学生兼女婿潘重规道出了他的心声：
“他认为出生入死，献身革命，乃国民天职。因此他觉得过去一切牺牲，没有丝毫值得骄傲；甚至革命成功以后，不能出民水火，还感到深重罪疚。他没有感觉到对革命的光荣，只感觉到对革命的惭愧。恐怕这就是他终身不言革命往事的原因吧！”

3/师生三“疯子”

一个一心救民的热血青年消失了，另一个学冠群英的著名教授诞生了。
在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疯子”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黄侃。
这个刘师培，其实也是黄侃的老师，虽然，他只比黄侃大两岁，但是他以自己的学识让狂傲的黄侃折服。

说起黄侃拜刘师培为师，中间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当年，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然而每次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场，刘师培就三缄其口。很快，黄侃就猜透了对方的心思。
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
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
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 礼。”
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

黄侃乃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 物，且只比刘师培小两岁，却肯拜其为师，这说明，在学问上，他的狂傲并非不分场合，不择对象。
后来，大学者杨树达要杨伯峻（杨树达的族侄、文史学家）拜黄侃为师，杨伯峻只肯送贽敬，不肯磕头。杨树达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事。”杨伯峻不得已，只好磕头如仪。
拜师完毕，黄侃笑道：“我的学问也是从磕头得来的，你不要觉得受了莫大委屈。”

4/“黄门侍郎”与“黄调”

1914年秋，黄侃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至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等课。
黄侃治学非常严谨，生活却不堪讲究。黄侃在北大任教时，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终日潜心研究“国学”。
他吃饭也很少出门，准备了馒头和辣椒、酱油等佐料，摆在书桌上，饿了便啃馒头，边吃边看书，吃吃停停，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
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了砚台、朱砂盒，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一位朋友来访，捧腹大笑，他还不知笑他什么。
当时的北大有两个怪人，第一怪是辜鸿铭，第二怪就是黄侃。
比如，黄侃在北大教书，课堂之上，当讲到要紧的地方，有时会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对不起，专靠北大这几百块薪水，我还不能讲。课堂上，我只做好工资内的事，谁想知道，得另外请我吃馆子。”
当然，这只是戏言，但是，黄侃的许多行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实是离经判道之举的。

再如，教学之余，黄侃喜欢和弟子一起游览风景名胜。游兴大发之际，吟诗抒发胸臆，能作诗者深得他的欢心。陆宗达因能喝酒、能抽烟，深得黄侃喜爱，常和他一边吃一边论学。有时一顿饭要吃四五个小时，陆从中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黄侃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被称为“黄门侍郎”。著名者如范文澜、傅斯年、杨伯峻、徐复、程千帆、潘重规、陆宗达、殷孟伦、刘赜、黄焯、冯友兰等。

黄侃教学不拘一格，给“黄门侍郎”留下深刻印象。他常常利用郊游吃饭喝酒的机会，畅谈学问，海阔天空，于闲谈中给学生莫大启发。
他讲学也是天马行空，没有章法，讲到哪里算哪里，但又处处都是学问，非一般人能理解。
学者程千帆对此也有同感：“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纭，深受教益……”

黄侃在北大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
他的学生冯友兰回忆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
黄侃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不仅如此，冯友兰放假回家，还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他的妹妹冯沅君（后为陆侃如夫人）讲解，教她“黄调”，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5/胡适应改名“往哪里去”

黄侃学问大，脾气也大，这一点很为时人诟病。周作人谈到这位大师兄时，也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其中，黄侃怒怼陈独秀与戏骂胡适的故事最广为人知。

1908年前后，陈独秀拜访章太炎，正在陪侍的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谈到清代汉学时，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来话题转到湖北，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
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听到后，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了默然而去。
1919年，胡适海外学成归国，任教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胡适的横空出世，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学的阵营。
黄侃属于守旧派，向来看不惯胡适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据说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
有一次，黄侃给他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另有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十分尴尬。
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黄侃却截住胡适的话头，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帐王八！”胡适尴尬至极。这还不算完，黄侃接着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帐王八。”
胡适听罢不由勃然大怒。黄侃却大笑道：“你且息怒，我只在试探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 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黄侃此语一出，举座哗然大笑。
胡适著书，有始无终，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下半部付之阙如。黄侃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调侃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
学生不解其意，问他何出此言？黄侃的回答颇为阴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学生这才听明白他是讽刺胡适的著作没有下部，遂传为笑谈。

6/“三不来教授”

1928年，黄侃受聘到南京的中央大学任教，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要看他的名片。他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在中央大学兼课的名流颇多，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唯黄侃进出，每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
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钉鞋。“钉鞋”又称“木屐子”，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厚木块为鞋底，再钉上铁钉防滑。
这种钉鞋在乡下走烂泥路极佳，而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了。课后，天放晴，黄侃便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出校门。
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此公土气，且携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放下纸包而去，此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
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则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报告校长。

黄老师要罢课了，这还了得。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侃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
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名流们劝驾，黄侃才答应回校上课，但是，他提了个附加条件：“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
没想到，校方竟然答应了他的求，被时人称为“三不来教授”。没有一点牛气，谁敢向校方提出这样的要求啊？
此后，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便猜测黄侃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7/孝子与义士

黄侃虽然为人不拘细节，但他却是个有名的孝子。章太炎评论黄侃时说：“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是善良的。”
1908年，黄侃生母周孺人病重，家中电召其还家侍疾。黄侃还家六月，生母去世，大恸，乃至吐血。
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因叛徒告密，两江总督端方听说黄侃在家乡，即密电湖广总督陈夔龙速逮之。黄侃得知消息，迅即离家，辗转到日本。
黄侃返回日本后，仍思母不已，乃请苏曼殊绘一图，名《梦谒母坟图》，自为之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这幅画也成了他的随身宝物，一刻不离。
是否可以这样说，黄侃像爱母亲一样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他对国学的天然情感。
为生计所迫，黄侃经常四处奔波教学，随行都会带着一口棺材，一时成为时人谈资，黄侃却依然我行我素。这口棺材是黄父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的，后因棺材太小留给了田夫人。
田夫人系黄父正室，黄侃对田夫人视若生母。1922年夏，田夫人去世，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1914年2月，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在钱粮胡同的居所，章太炎可读书写作，亲友和弟子也可前来探望，但就是不给他出门的自由。
黄侃此时正接受北大之聘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前往探视。见章寂寞一人，主动要求留下来伴宿，侍奉老师，同时请他讲文学史。
此时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黄却主动前来作伴问学，患难见真情，章深为感动。一连数月，黄早出晚归，白天外出教书，晚上师生秉烛谈学，直至深夜。
但在一天深夜，警察却强行把黄侃驱逐了出去，且不准其他客人来访。章氏见黄被逼走，见客自由又被剥夺，愤而绝食，后在马叙伦巧妙劝说下才放弃绝食。

像父亲黄云鹄一样，黄侃一向为人正派，从不趋炎附势。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其同盟会故友多系国府显贵，他耻与往来。惟有居正当时受蒋软禁，形单影只，不胜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时候，他却常至居正囚地，与其谈心解闷。
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复登高位之后，他竟不复往见！居正念他的友情，亲赴量守庐诘问他为何不再来玩，他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8/没有专著的国学大师

志士之狂、名士之狷，当然不是黄侃的全貌，他对学术的谨严与虔敬，恐怕才是其性情的根本。黄侃治学非常严谨，对待著述十分谨慎、认真。
黄侃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遍，熟悉到能随口举出具体的篇、页、行数，几乎没有差误，即便如此，依然不轻易为文。
他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
黄侃还经常教育学生，中国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作为一个学者，当日日有所知，也当日日有所不知，不可动辄曰我今天有所发明，沾沾自喜，其实那所谓发明，未必是发明。
黄侃治学勤奋，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他重视师承，但不墨守师说，常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以自警。

虽是名声赫赫之学者，且身体虚弱，仍致力学术而不倦，“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黄侃发愿50岁后才著书。遗憾的是，黄侃没能挺过50岁就意外身亡，著书之愿遂成泡影。
1935年10月5日，黄侃因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于三日后去世，年仅49岁。
就在其去世的前一天，虽吐血不止，他仍抱病点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五册。
可以这样说，读书问学，研究国故，既有时代潮流的需求，更重要的则是黄侃有发自内心的动力，支持他度过半个世纪的人生。
黄侃病逝时，章太炎不胜悲痛，亲为弟子撰写墓志铭，称其：
“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
黄侃去世时年不足50岁，他去世后，后人整理出版了他生前的教案与遗稿，诸如《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著》等数十种。黄侃生前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没能影响他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图片来自网络）

兰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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