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的师父，京城第一玩家，二战后单刀赴日追讨文物

清梦

马未都的师父，京城第一玩家，二战后单刀赴日追讨文物                                                         

2021-12-05 07:30                    
             侵华战争中，日本掠夺了大量中国文物，数量之多骇人听闻。二战胜利后，为了缓和日本战后恶化的经济情况，日本商工省发布消息说，计划用从外国劫掠来的艺术品和古物作为抵押，向西方贷款购买粮食。
用抢来的文物换粮食，这是对中国公然的羞辱。
为此，当时政府组建了“清损会”，以追讨被日本劫掠的文物。但很奇怪的是，最终为了节省一个翻译的费用，就将赴日追讨文物的重任就交给了精通英文、新婚燕尔的王世襄头上，也就是说王世襄单刀赴日追讨文物。
我们都知道，马未都是著名收藏家，但鲜为人知的是，马未都师傅就叫王世襄——一位古今罕见的爱国玩家。

有人说：“一百年能出一个钱钟书，但一百年未必能出一个王世襄。”王世襄是一个标准的奇才，比龚自珍期待的“不拘一格降的人才”还要奇特。
王世襄籍贯福建，生于北京，“官二代”与“富二代”的结合体。父亲王继增是张之洞秘书，北洋时期著名外交家，担任过墨西哥、古巴公使，后来还成为民国国务院秘书长，这是一位要写在近代史中的著名人物。母亲金章精于绘画，尤精于鱼藻，《金鱼百影图》的作者，在江浙一带名气很大。祖父王庆云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工部尚书等。伯父王仁堪是1887年科举状元，徐世昌（后来民国初任大总统）与梁启超出自他的门下。
优越的家庭环境和年少好奇好动的性格，让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往，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风貌。晚年的王世襄自嘲说：“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王世襄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一般人玩，只是玩玩而已，但王世襄舍得花钱，舍得花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也在所不辞，并与许多平民交上朋友，于是就有了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等头衔。
比如在他十岁时，玩鸽子走火入魔，除了每天玩鸽子之外，还在自己英语作文里篇篇言鸽，久而久之老师终于忍无可忍：“汝今后如再言鸽，无论写得好坏，一律不及格！”长大后还写了一本《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几十年后，王世襄一次在郑州参加会议，无意中见到一群包含各种品种的鸽子，就上去与鸽子玩，没一会就与鸽子亲近了，鸽子主人指着其中一对黑中泛紫的鸽子问他是什么品种，王世襄脱口而出“铁牛！”鸽子主人当场要把这几近绝迹的品种送给他。
总之，王世襄不但能玩，也能写，他玩物并研物，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让很多井市“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论及涉猎范围之广，真才实学的头衔之多，“雕虫小技”的境界之高，古今文人也没几个比得过他。

1938年，王世襄获得燕京大学国文系学士，1941年硕士毕业。当时，北京已经沦陷，由日本人控制，这位富家公子没有留在北京为日本人效力，而是毅然辞别老父，放弃了安排好的工作，一路颠沛南下到四川，梁思成邀请他担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
由于他是北京人，又懂国学古玩，精通各种国学，非常适合文物清理工作，于是抗战胜利后被聘为“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追讨日伪期间被掠夺的文物。但追讨文物难度很大，首先要知道丢了什么，其次要知道如今在什么人手里，第三要追讨回来，或者让当时拥有者“捐”出来。最终，王世襄代表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之文物2000余件，其中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等皆为国之珍宝。
王世襄追讨的办法，以追讨德国人杨宁史的青铜器为例。当时，很多“接收大员”都是坐在办公室，但王世襄经常混迹于古玩市场，四处和古玩商们“闲聊”以寻找线索，最终得到一条情报：禅臣洋行经理、德国商人杨宁史掌握大量重要青铜器。于是，王世襄就去禅臣洋行暗访，恰好见到外籍在打一份青铜目录，就一把把目录抓住，或许是德国人罗越安排的。之后，王世襄逼着罗越与他一起到天津，与杨宁史当场对质，杨宁史哑口无言，最终经过多方努力，杨宁史收集的127件古青铜器和136件古兵器正式“捐献”，被收藏在故宫。

王世襄在平津地区追讨文物时，日本宣布“从外国劫掠来的艺术品和古物作为抵押，向西方贷款买粮”，这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连蒋介石都坐不住了，指示“应向敌提出赔偿之要求”。为此，当时政府组建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
想要讨账，得先知道有哪些账。根据“清损会”历时一年的统计，战时我国被劫被毁的公私文物，查明有据的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仅北平市，就损失公私书籍586万册，古物2800余件，碑帖21万余件。兵荒马乱时，究竟损失了多少文物，尤其是私人文物数量，根本就说不清，以上只是查明有据的文物，冰山一角而已。
如此百万计以上的文物追讨，别说派几百人队伍了，就是派上千人队伍都很正常。最终情况令人诧异，只派了一个专家赴日追讨，原本准备派博学精鉴的老专家徐森玉单刀赴日，但徐森玉年老又不懂英文，必须带一个翻译，这样就加大了编制，于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对王世襄说“你懂英文，派你去如何？”
1946年，年仅32岁、新婚燕尔的“清损会”专员王世襄，带着差旅费、置装津贴、文物回国运费、100元月薪在内的总计2000美元单刀赴日追讨文物。临行之前，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对王世襄说：“你去日本工作，追寻文物应和在平津区一样，要非常非常的aggressive（敢作敢为）。”然而王世襄的确敢作敢为，但他面临的困难却是骨灰级的。

泱泱大国，追讨百万计以上的文物，只派一个而立之年的小年轻，怎么都说不过去，再穷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真实原因很简单，原本有500万拨款，准备了13人的专家团，王世襄不在其中，但在东渡之前，驻日盟军总部称：“目前如果派一两名专家隶属于总部联络员之下，从事工作就较切合实际。”其中，“只派一两个专家”是麦克阿瑟将军本人的意思，他认为“目前不便从事大规模调查活动”。于是，追讨经费一减再减，最后就派了精通英语的王世襄赴日。
当时，麦克阿瑟有意扶持日本，加上日本很多文物转卖给了美国文物商人，因此麦克阿瑟根本不想中国人去追讨文物，也不愿把文物还给中国。当时盟军总部规定：必须提供文物在抗战期间被劫掠、文物名称、制作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照片，并列出文物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劫夺，以及掠夺这些文物的日军番号等，只有完全达到这些要求，才算材料完整，联合国才能督促日本政府去追查其下落。毫无疑问，这些条款对日本有利，对中国极为不利。
但实际上，即便提供了完整资料，也追不回文物，比如在“北京人”头盖骨一事上，日本人说丢了，美国人就“相信”了，然后就不再去调查。
对如此苛刻的条款，王世襄自然十分气愤，但国家弱小时说话根本没人听，最终只能不屈不挠地拿出“不合格”的材料追讨，结果自然是屡战屡败。当然，王世襄也讨回了107箱珍贵书籍，其中包括《永乐大典》等28种国宝级古籍。之所以能追回，一方面是书籍上盖有中央图书馆藏书章和中英庚会的印记，一方面是中国人战后在日本发现了盖有这些印章的书籍，日本人无可抵赖，否则日本人怎么可能将这批珍贵书籍还给我们？

1947年，处处碰壁的王世襄，追讨任务“已近乎失败”，只能带着遗憾回国，继续在故宫博物院工作。
1949年，远东委员会将文物补偿案（用同类或等价的文物作为赔偿）提出表决时，11个国家中，9国赞成，苏联弃权，最终因美国反对而不了了之。
由于有这么一段赴日追讨文物的经历，在上世纪50年代的特殊历史时期，王世襄成了重点清查对象，历时14个月的清查，没有发现王世襄贪污，但也没有得出清白的结论，最终王世襄被故宫开除工作。
新世纪后，已经90高龄的王世襄回忆往事时说：“自日寇投降后，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当属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或许，等到中国真正强大的时候，这些当年被掠夺的文物，就能慢慢地“主动”回来吧，届时也能告慰王世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