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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能否代替南昌起义,作为建军的起点?主席坚决反对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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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8 10:07:14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秋收起义能否代替南昌起义,作为建军的起点?主席坚决反对                                                         

2022-06-29 09:55                                       
作者:相忘于江湖
在我军的创立过程中,南昌起义具有标志性的历史地位。
但是,我军建立第一支武装力量,早于1927年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也不是1925年11月成立的第4军叶挺独立团,而是1924年11月建立的大总统府铁甲车队。
大总统府铁甲车队,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军事部长周公创建,具体负责人有队长、海南琼山人徐成章,党代表、陕西平利人廖乾吾,副队长、海南乐会人周士第,以及湖南浏阳人赵自选和山西应县人曹汝谦。其中,周士第和赵自选都来自黄埔一期。
铁甲车队仅有163人,但在消灭地主武装、平定叛乱、省港大罢工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在短短几年4位领导者相继牺牲,到1955年授衔时唯一幸存的周士第被授予开国上将。
1925年11月,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加入一批黄埔和滇军的青年军官,扩建为有2000余人的独立团,团长叶挺,参谋长周士第。叶挺独立团出了79位开国将帅,除了开国上将周士第,还有三位元帅朱老总、陈毅和林总,以及两位开国大将粟裕和许光达。
但是,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尽管早于南昌起义,却不是建军的起点。

周士第
第一个原因,当时我军还没认识到“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
众所周知,“枪杆子”这一论断是主席在南昌起义后的汉口“八七会议”提出来的。在此之前,无论我方高层还是主席本人,对“枪杆子”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
在近代中国,还有谁比主席更早地认识到了“枪杆子”的威力呢?
第一人,就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还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借鉴德国先进训练方法,严防军官贪腐,通过《劝兵歌》成功洗脑,袁氏本人还和士兵一起吃住、训练。从新军走出了30多位大员,还有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10几位首脑。
第二人,就是被袁世凯欺骗的先行者中山先生。武昌首义后,由于内部不团结和国内外压力而把大总统拱手让给有“枪杆子”的袁世凯。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借助军阀力量但无一取得成功。于是,才有了1924年的“联俄联共”筹建黄埔、组织东征和北伐。
第三人,就是城府很深、深藏不露的蒋氏。中山先生刚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就不幸病逝,深得信任的蒋氏一步步把“枪杆子”抓在手里。虽然我军也建立了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但2000人和13万北伐军相比就是九牛一毛,彼时我军还没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

蒋氏
第二个原因,提出“枪杆子”论断的主席,早年也未意识到军队的重要。
无论是各种著作还是影视作品,主席都是给人一种“羽扇纶巾”的书生形象。很少有人会想到主席青年时期也曾弃笔从戎。那还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主席也曾当过半年多时间的兵。
主席后来回忆参加湘军的情景:新军在长沙发动起义后,正在长沙中学读书的主席毅然弃笔从戎参加了新军,学会了扛枪、放枪、瞄准、射击等基本要领,每月还能拿到7元的饷银。
正当主席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中山先生和袁世凯达成和议,解散了临时政府。年仅18岁的主席以为革命结束,便离开军队重回学校读书。但是,新军阀代替旧军阀的革命显然没有成功。
1919年“五四”运动,李大钊和陈独秀一北一南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此时,初出茅庐的主席时年26岁,风华正茂,挥斥方遒,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旗帜鲜明发表了自己的主张: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率。
这个时期,主席尽管满腔热血,但是对武装革命还认识不深,他在《湘江评论》上呼吁热血青年投身“呼声”革命、“面包”革命和“无血”革命。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第三个原因,“四一二”前,陈独秀也没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
陈独秀是一大到五大的最高层,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但对“枪杆子”并不重视,甚至备受批评。
1924年春,中山先生在苏联和莫斯科帮助下创建黄埔和新式军。
莫斯科出钱、出人、还出枪,北伐军得以以少胜多,仅半年就打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奉系的张作霖。但是,渔翁得利、掌握“枪杆子”的蒋氏开始大肆排斥异己,先是“中山舰事件”,接着是“整理党务案”,对革命群众磨刀霍霍、露出了锋利的獠牙。
在此期间,主席敏锐地觉察到“阶级”问题,经过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以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1926年,主席进一步认识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做文章、绘画、绣花,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提出联合农民作为同盟军。
与此同时,周公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成功。但是,心怀叵测的蒋氏强令解除工人的武装。而陈独秀为了息事宁人命令工人纠察队放下手中的武器,最终导致30万人被杀戮。

陈独秀
第四点,上海、武汉的大屠杀让“枪杆子”问题提上了议程。
“四一二”后,蓄谋已久的蒋氏招招致命,电报全是“斩立决”和“见电立决”一类字眼。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萧楚女等人的牺牲,让主席、周公等人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
但是,陈独秀、张氏、谭平山等拒绝执行“五月指示”,莫斯科随即停止了陈独秀的职务,改由周公等五人负责。周公、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遂发起南昌起义。此时,我军真正意识到世上没有救世主,也不能指望神仙皇帝,革命成功只能靠自己!
1927年8月1日,有7位开国元帅、3位开国大将、4位开上将等25位开国将帅参与的南昌起义,正式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尽管起义最后失败,但受到启发的主席在“八七会议”提出了“枪杆子”论断,随后被指定领导秋收起义,在“三湾改编”后上了井冈山。
1928年4月,朱老总、陈毅带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部队与主席在井冈山会师。随后,彭总、滕代远也上了井冈山。至此,我军正式开始了主席、将帅和红军队伍的完美融合,一支铁军横空出世。

如果说,大总统府铁甲车队是为了保卫中山先生、给工农革命保驾护航;那么,叶挺独立团的创立,则是周公等人对“枪杆子”的朦胧觉醒;经历了血的教训以后,南昌起义是我军第一次奋起反击。
正因为南昌起义的启蒙作用,才催生了主席“枪杆子”论断。
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后,我军大多数人已经对此形成了普遍的共识。南昌起义作为我军的建军起点被写入了历史,而铁甲车队、叶挺独立团作为南昌起义部队的源头也名垂青史。

建国以后,有人建议主席用“秋收起义”代替“南昌起义”作为建军的起点,但主席坚决反对。诚然,秋收起义的历史地位不亚于南昌起义,但南昌起义“第一枪”的历史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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