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路军会全军覆没？除了5倍强敌围剿，这4方面原因也值得反思

华忠

为何西路军会全军覆没？除了5倍强敌围剿，这4方面原因也值得反思                                                         

2022-09-16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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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成军之时，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共5万多人，内中红四方面军约4万人。西路军2.18万人，约占红军总数的近五分之二，四方面军的二分之一。
自1936年10月24日西渡黄河，到1937年3月16日徐向前、陈昌浩离队，残部分散游击，历时近150天。

2万将士，身处戈壁，面对强敌，孤军苦斗，以血肉之躯忠实地执行了中央和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指挥部署，牵制敌军10万多人，毙伤敌2.5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河东主力红军和友军的作战，为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为何西路军全军覆没？
第一，任务多变，行动徘徊，卒陷绝境。
西路军的任务是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服从战略全局。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则值得研究。
徐向前指出：
“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西路军过了黄河，如果不在一条山蹲那么久，不在永昌、山丹搞根据地，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形势会大不一样的。一是有饭吃，不挨饿；二是有衣穿，不挨冻；三是有枪炮、弹药补充，有广阔回旋余地。说实在话，西路军只要有个炮兵团，马家军再增加一倍，都不够我们打的。西路军先打到西边，取得补充，立住脚跟，再往回打，是不至于失败的，至少也不会败得那样惨。”
“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西路军两次奉命在永凉、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亦是败招。

四方面军战史指出：
“河西走廓地区当时不利于建立根据地。该地区既没有黄麻起义前那种革命形势，也没有方面军进入川北时的军阀混战的局面。河西马家军内部比较稳定，相互之间矛盾不大，红军一进入河西，敌便能集中全力前来拼战。那时走廊地区没有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在敌人进逼下，群众不易发动。”
创建根据地，一是要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要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说不上发动群众。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进攻，整天与马家军血战，哪里有可能分散兵力去做群众工作，建党建政，创建根据地呢？
第二，丧失战场主动权。
西路军外线作战，应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而事实相反，西路军“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

西路军处敌强我弱条件下，应集中兵力对敌。对此，中央也有明确指示。但是，由于一再奉命建立根据地，加上走廊地区堡寨稀疏，地形狭长，致使部队不能集中兵力对敌，无法摆脱被动挨打局面。西路军应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对付强大敌人。
“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地位，骑兵多，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像这种打法，焉能不败？”
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使长期形成的近战、夜战、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无从发挥。

徐向前说：
“就拿对付敌人的骑兵来说，我们一无机炮火力，二无伏击阵地，三无大量骑兵。优势装备的敌人，瞬时蜂拥而至，倏忽一啸而去。你想打个歼灭战，谈何容易！敌人进攻，我军多用大刀同敌拼杀，消灭一个骑兵，往往要付出两三人的伤亡代价。敌人败阵后一溜烟跑掉，我们干瞪眼。你用小部队追击，人家能杀‘回马枪’，用大部队追击，阵地就保不住。‘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军的战术特长失去用武之地，优势难以发挥，受制于敌，便是在所难免了。”
以上种种，使西路军丧失了战场主动权。
第三，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
西路军是一支独立作战的大军，指挥员能否临机决断，灵活制敌，将对战局发生决定性影响。
战场形势，波谲云诡，变化莫测。“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先斩后奏'，果断处置。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一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
第四，对蒋介石估计不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三天，1936年12月27日，中央军委电告西路军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这自然包括西路军的“前途甚佳”。
在此以前，中共中央曾电示在南京的潘汉年转告蒋介石：西路军东进，并非增援西安，而是就粮困难。如蒋介石令马步芳停止进攻，让出凉州以西各城给西路军，使该军有粮可食，即停止东进。
然而，蒋介石没有立地成佛，大发善心。
当西路军不断向中央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时，正值与蒋介石的谈判进入拍板阶段，任何不慎，都将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因此，对于救援西路军，中央左右为难，总想尽力争取通过谈判解决。

等到西路军面临覆灭危险，中央除指示在西安的周恩来，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军事进攻外，于2月27日决定组成援西军，但规定援西军的行动以不影响和谈大局为限，不能西进过远。
援西军开动时，又由周恩来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并予支持。
顾祝同一口回绝：“对河西，中央去令不易生效。送钱可用飞机，但不能送服装”。
因此，虽有援西军之组建与西进，却已无法挽救西路军的失败命运了。“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