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到了忙完秋收的季节，北方的天气也很冷了，爷爷和母亲带着六岁的大哥、不满一岁半的大姐，一行四人历经颠簸，从宁安县到牡丹江市，再坐火车到哈尔滨市。车站上的人很多，但坐火车的不多，有许多是逃难的穷人，熙熙攘攘人头躜动，不知他们等候什么。火车车厢里的人少些，还有座位，可有的中国人只在车厢入口处站着或蹲着，车厢里大多是日本人，哩啦哇啦说话。爷爷不管那个，领着母亲他们找个座就坐下了。对面是两个日本人，一男一女，一边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一边用眼睛飘着母亲他们。母亲也挺起腰板，心里说：“小鬼子，家都回不去了，还在我们国家发啥威！”走到半路，大姐要大便，爷爷往地上垫块报纸就把她抱起来，那个日本女人非常讨厌，用手捂着鼻子，嘴里还嗷嗷叫个不停。爷爷一看非常生气，瞪着眼厉声冲她说：“叫唤什么？你他妈啦个巴子不拉屎呀！”这可把母亲吓了一大跳：那还了得，敢和小鬼子厉害，忙搂住大哥。可那两个日本人把头扭向一边儿，再没敢作声。也许他们见爷爷和母亲穿戴整齐，不像普通老百姓，不知是什么人，所以也不敢轻举妄动。一路上，这个日本女人还不时地逗逗姐姐，竖着大拇指夸姐姐长得好。爷爷也不正眼看他们。母亲心里好笑：“小鬼子，在中国一个普通老人面前这么卑微……”觉得跟着有侠肝义胆的爷爷出门儿，壮胆！于是挺直了腰杆坐着，心想：“嘿！真是扬眉吐气！” 那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寒风凛冽。下车后，爷爷拉着哥哥，提着皮箱，母亲抱着姐姐，背着一个大布包，踏着厚厚的积雪走出车站，迎面跑来接站的父亲。父亲说：“这车误点了，大约误了有三四个小时，我还以为今天够呛了呐！”随后父亲叫来事先雇好的马车，一家人嘻嘻呵呵上了车。听着叮叮当当的马铃声、车轮碾雪的吱吱咯咯声上路了。爷爷在路上对父亲说：“他妈个巴子的，小鬼子也欺软怕硬！”父亲笑着说：“最好别去招惹他们，免得出麻烦。” 说着话，一行人风尘仆仆来到父亲租好的房子。这是一家住户的东厢房，房间很大，屋内有炕、有床、有炉灶，简单家具都有点儿，还很暖和。看得出爷爷不太高兴，知道他舍不得母亲从家里出来，因为母亲从来不惹他生气，处处让老人省心。可是母亲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这毕竟是她和父亲自己的家呀！从此父亲走到哪里，母亲就跟随到哪里，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爷爷不放心家里的事情，住了些日子就回宁安县了。 父亲开始到哈尔滨时，经朋友介绍，先到日本人管的哈尔滨市南岗消费组合社上班。后因不会说日本话，又不会阿谀逢迎，所以挨了日本人的耳光子。父亲觉得受到侮辱，和朋友一讲，朋友说：“都是为了生活，没有办法，要不然你就别干了，我资助你开个书局吧。”于是在哈尔滨道里靠近南岗比较好的地段儿开了个“千秋书局”。可那时候得罪了日本鬼子，日子怎么能好过呢！日本人经常来检查他们认为的违禁书刊；一会儿说你不是良民，一会儿又说你有“通共”之嫌，说查封就查封，惶惶不可终日。后来，父亲看实在干不下去了，一是挣不着钱，二是日本人总在你眼前出现，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哈尔滨实在呆不下去啦，只得把书局兑给别人，带着全家人悄悄离开哈尔滨去了安达市。 安达是个美丽的小城市，经父亲的朋友介绍，先到天主教会的私立小学任教，后来又做了校长。为了这份工作能干长久，父母带领全家人都信了天主教；为了省下租房钱，我们家住进了天主教堂下面的地下室。房间很潮，墙壁上挂着水珠。住进去没多长时间，母亲由于受潮湿，加上颠沛劳累，得了一场重病险些丧命。通过父亲的关系，教会出面，让母亲住进了外国人的医院，经过抢救才把命保住。那时赶上爷爷来我家窜门，也正是母亲病重的时候，爷爷哭着给母亲买来一双深绿色、鞋尖还绣着粉白相间莲花的装老鞋，并痛心地说：“才二十九岁，可惜这岁数了，孩子都这么小，没有了妈，叫他们怎么活呀！”后来看见母亲病情一天天好转，爷爷又高兴地说：“我说大媳妇没事儿吧！她人好，心好，终归错不了，我买鞋也是为了冲喜！怎么样，让我压对了吧？”这双鞋母亲十分珍惜，走南闯北丢下过许多东西，但就没遗忘过它，因为这是老人的心意，是做媳妇的荣誉，这也叫“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是自己做人的成功。最终母亲也真是穿着这双鞋走的，不知爷爷在另个世界看见后心里是怎样的欣慰。 父亲在教会小学干了十多个月，因为挣钱太少，经朋友介绍又到国立女子两级学校去做教员，但也没干多长时间。事出有因：有一次，学校组织义务劳动，让学生们在校内搬砖。大家干得热朝天，父亲一个劲儿鼓励大家干好，并提醒同学们要注意安全。这时，只见一个高年级的女同学不但不搬，还在一边抹眼泪。父亲走过去和蔼地问她为什么不搬，她却一扭头离开学校回家了。父亲想这孩子够倔的，没太在意。第二天，父亲刚到学校上班，教务处长就把父亲叫去问话：“找你来是关于昨天你是不是说XXX没搬砖的事儿了？”父亲说：“我没说她呀！只是问问她为什么不搬砖？是身体不适还是什么原因？”教务处长不耐烦地说：“你知道她是谁家的小姐？那是教务长（教育局长）的千金！你还敢叫人家搬砖！”父亲生气地说：“她脸上也没贴儿贴，我上哪儿知道她是教务长的千金！再说劳动锻炼一下又有什么不好！”教务长忙打断父亲的话说：“别说了，你跟我上教务长那儿去一趟，因为昨天下班前就来电话，让我带你去，我说你下班了，明天去吧。”唉！啥也别说了，父亲只好默默地跟着他去教务长那里。一路上，父亲心里好笑：“这个教务长，还想看看是哪个胆大的敢让他女儿搬砖，当然训斥是再所难免的。”见到教务长，父亲一看是个满脸横肉小绿豆眼儿的胖老头。他坐在写字台后面，隔桌只见到一个没几根毛的圆肉头，如不转动还以为是个上了霜的老莴瓜。小绿眼儿眨巴着，上下打量父亲几眼，脖子向后一仰，眼睛一闭，只说了句：“你可以回去了，不用再来学校啦！”倔强的父亲一听这么痛快，转身连招呼都没打大步走出教务局。回到学校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和同事道别后就回家了。父亲当时真是条硬汉子，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才叫：“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父亲离开学校后并没有回家。一是不能让母亲知道自己没工作了，怕母亲着急上火；二是要立即找个职业养家糊口。每天父亲照常按上班时间走出家门，其实是为了找工作而奔波。不久果然在报上看到了乡政府招公务员的启示，于是他到乡政府报了名，等待考试。回到家里，他照常谈笑风生，和孩子们玩耍，母亲只觉得最近父亲下班早了点儿，别的没看出什么来。其实父亲每天带着饭盒，到公园或背静的地方去复习功课，亏得时间不长就考试了。发榜那天，父亲早早来看村公所墙外的黑板报上面贴着的大红纸榜文，可从头到尾、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遍了也找不着自己的名字，心里着实紧张起来。心想：“这事如果不成该咋办呢！”突然，他发现榜文贴的时候没抻平，有个地方挟进了木板缝，忙用手一抹。因当时写字都是竖着写的，不怎么那么巧，父亲的名字正好挟在板缝儿里。父亲一看，兴奋得心都快跳出来了。 父亲心想：“谁这么大喘气，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还有这么吓唬人的嘛！”忙去兴安村乡公所报到，所定薪水比当教员还高。回家后，向母亲把事情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母亲也很高兴，但埋怨他以后不要把难心事一个人承担，闷在心里会做病的，今后再有事一定告诉她，两个人一起分担。 兴安村公所原是归国民政府管的，后来日本鬼子侵占又归日本人管，就成了伪政府机关。父亲当时做会计工作，每月薪水四十二元。那时虽然已有了二哥和二姐，但家里的生活还可以，加上母亲养猪、养鸡、种菜、勤俭持家，家里也有了一些积蓄。父亲用这笔钱盖了三间砖房，买了二十垧地，一半熟地，一半荒地，两三块钱一垧，很便宜的。主要是长远打算，为了孩子们以后念书用。父母都很乐观，很开朗，宽宏善良，买的地租给两户人家种，我家出牛具费，只收熟地税，荒地让他们白种，租子很少，全年的租子仅够我家三个月的费用。那段日子是我家生活最好的时候，一有闲空，父母就领着孩子们逛公园、看电影、逛商店。从一张照片上就能看出来，大人孩子都穿着裘皮大衣，因在“文革”时怕被人诬陷，把照片烧掉了。有时到年节还杀一头自家养的猪，平时吃的鸡蛋也是自家鸡下的。这都是母亲勤俭持家的功劳。 二哥叫志文，一九三七年出生；二姐叫慧坤，是一九四0年出生。这时的生活虽然好些，但也是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只不过安达城市小，比较安定罢了。听说北边闹得厉害，母亲心里常常惦记姥姥一家人，可什么信儿也打听不着。一九四二年父亲被调到哈尔滨满洲国消费组合，继续做会计工作。母亲为了照顾父亲，把房子借住给朋友，举家来到哈尔滨，三姐就是在当年十二份在哈尔滨出生的，取名叫慧敏。三姐一岁时父亲又调回安达，继续回乡政府工作，我家又搬回安达居住。母亲和姥姥家始终联系不上，直到一九四三年春节才有人捎信来，说姥姥家不太好，怎么个不好也没说清楚。那时正是抗战最紧要关头，兵荒马乱的，父亲工作又忙，孩子们又小，母亲想回娘家看看也办不到。母亲深知那个时代哪有中国人的活路呀！只求姥爷、姥姥全家平平安安吧！ | 
发表于 2014-12-4 13:48:48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