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 一九四六年初安达县解放，解放军消灭了伪保安队，父亲所在的村公所也被解放军接收。父亲第一个站出来交了仓库钥匙、帐簿，并把曾经收藏的一块印刷抗日传单的钢板交给了军管会，受到表扬，并让他继续留在人民政府做会计工作。那年四月父亲被分配到安达县安达街公所工作，担任街长职务。那一年的七月，我八个多月的三哥去世了，他出生在安达，父亲给取名叫志达。本来母亲的奶很好，他也很壮实，才八个多月就会“咿咿呀呀妈妈”的学语，可谁曾想小小的他说走就走了呢！头天晚上父亲买了一块西瓜，母亲见他爱吃，就多喂了几口，不想半夜开始连拉带吐，没到天亮就死了。因为小日本撤走时埋下许多他们试验的细菌，所以那时的人们常得一些奇奇怪怪的病，最常见的就是霍乱，俗称火痢拉。母亲说，数他长得好，白白净净的小团脸，大眼睛，总是笑眯眯的，最后就是吐得不行了还看着母亲笑。父亲买来好药，吃进去就吐出来，又打了针，可都无济于事。想等天亮去医院，可他没等到天亮就咽气儿了。母亲说他也是枉来世上走一遭，别对不起他，虽小也给打个棺材吧。母亲的奶好，志达还在吃饱奶，所以奶一棒母亲就哭。由于过度悲伤和着急上火，这样没出三天奶就吊上去了，后来害得我和弟弟都没吃着一口奶，我们俩全是喂大的。 提起父亲上交军管会的那块钢板还有一段来历：那是在小日本投降的前一年，父亲认识一个朋友。一天黑夜，我们家正准备睡觉，拴在院子里的大白狗狂叫起来，母亲忙向窗外望去，见有个人影从院墙上跳下来。母亲隔着窗子大声问：“你是谁呀？”来人朝着母亲摆摆手，走到窗前，压低声音喊：“大嫂，开门吧。”父亲听着耳熟，忙下地把房门打开，借灯光一看，果然是几年不见的老朋友。那还是在吉林国立四中念书时的同学。坐下后，母亲听他说还没吃饭，忙把剩饭剩菜热一下，又特意炒了盘鸡蛋，父亲又倒上酒，两人一边喝一边唠着各自的情况，唠到半夜他才说明来意。原来进门时他顺手把一个手提兜放在了门后边儿，父亲没注意到，母亲以为是怕碰的东西。只听他说：“老葛呀，我找你有重要的事，也是冒险的事，不知你能不能帮忙，我也不难为你。”父亲也严肃地说：“咱俩是多年的朋友，就差多个脑袋，你跟我客气啥。我困难的时候你也没少帮助我，我还没帮过你什么。你就说吧，只要我能办到的。”他很认真地说：“日本人是秋后的蚂昨，没几天蹦达了，但现在是最紧张时期。我要随队伍走了，以前搞宣传时有一块儿钢板，不想落在日本人手里，打算先放在你这儿，会有人来取走，你看可以吗？但你得把它藏起来，别让外人知道，不然我真怕连累你一家老小。时间急，又没别的办法，想来想去也只有你让我最放心。父亲说：“行，你放心吧！刀按脖子也不会交出去的！”他走时母亲忙装些干粮，找了件厚衣裳让他带着。他谢过母亲，又和父亲紧紧握了下手，示意都不要送他，然后匆匆离去。母亲跟了出去，站在院门口，一直目送他不见踪影。回到屋里，父亲说：“他可能是抗联的，明天让玉贞（大舅）在柴禾垛后面挖个深点儿的坑，连兜子一起埋了，上面压点不用的木材。干活时把院门关上，别让人家看见。今晚的事家里人和谁也不许说，就当没有这回事儿。”以后，那块钢板始终没有人来取走，也再没听到这个朋友的什么消息。 生活确实很平静了一段日子，可是突然有一天下午，鬼子和保安队在分别同一时间冲进各家各户进行搜查，不知他们找什么，砸门声、狗叫声和鬼子保安的叫喊声响成一片。那天父亲没在家，母亲让家里人不要慌，就她一人搭话，别人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鬼子进院儿时没像在别处那么凶，进门就翻，可能看我家外表与别人家不一般：整齐的院落，漂亮的三间红砖瓦房，母亲喜欢花草，院子里种了许多花，窗台上也摆满了花盆儿。客气了几句，领头的先问母亲家里几口人，是否有外来人。母亲神态平和地说：“我家在户口的有七口人，两个大人，五个孩子；报临时户口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我老小叔子，还在念书，一个是我娘家弟弟，都来好几年了。走，到屋里坐吧。”鬼子保安进了屋，到父母住的房间看见墙上挂着天主教的圣母圣心画像，领头的还算客气的说：“你地，信教？”母亲点点头。他和别人嘀咕几句，在屋里屋外又转了转，就大声一嗓“开路”，这些人全部走出院外又去了别人家，母亲悬着的心才算落了下来。晚上父亲回来时，听母亲把白天发生的事情一讲，气愤地说：“这群野兽，看咱家不像一般老百姓，又在村公所上班，还信教，不可能通共，客气多了。”但这也提醒了父母，要马上把那块钢板转移，不能放在家里了，不然钢板保不住，还真会引火烧身。一天，父亲趁晚上在乡公所加班的机会，让母亲借送衣服之名，把钢板裹在衣服里悄悄带到村公所，父亲把钢板藏在不常去的地方。村公所虽然在鬼子的眼皮底下，然而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直到上交军管会，父亲完成了使命，也算为革命做了点儿贡献。 一九四六年九月，父亲的朋友来信说，哈尔滨解放了，想请父亲到哈尔滨道外南四道街（协丰裕纸店）当会计，而且有股份。父母当时考虑，一是为了孩子今后的前途，还是住大城市比较好，学习和就业都比小城市有条件。父亲常说：“住，住大屯，站，站人群，人活着不孤僻，得合群儿。”二是为了给子女多挣点儿家业，所以就同意去哈尔滨了。父亲把乡政府的工作辞退了，房子借给朋友住，地租让朋友收着，常有书信来往。后来，因工作和生活忙于奔波而失去了联系，又赶上土改运动，听人说他跑了，更找不着了。父亲没机会回安达，房子和地也都白扔了。 我们家搬到哈尔滨厢房区租房子住，父亲在纸店做会计工作，但效益不怎么好。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帮人种园子、拔白菜、捡土豆，还在厢房区出过床子，卖过香瓜、水果、大饼子……其实母亲那时已怀着我，所以我在一九四七年九月二七日出生时就看出来身体不好，一哭嘴唇发绀，母亲一滴奶水也没有，买牛奶喂，吃了又不服，爱拉肚子；从小就不能走多少路，总上喘，爱蹲着，只说是体格软弱，全家人加倍呵护。所以我的命真不怎么样，先天不足，后天还亏损。比我大十岁的二哥每天放学就负责看着我，怕我累着就背着我玩儿。由于我的消化不好，有时连拉带撒弄了二哥一身，还得给我洗。 因大哥和母亲出床子，大姐和我同一个属相，才十二岁就得负责全家的洗衣做饭，还有家务活。二姐和三姐还小，也得需要人照看点儿。那时的生活真困难，吃了上顿再筹下顿，大姐有时不得不端着盆一顿一买苞米面。有一次，大姐换母亲回家吃午饭，暂替母亲看一会儿瓜摊，母亲匆匆把找零钱的小口袋塞到姐姐手里就回家了。不多时便有人来问：“小孩儿，你这瓜不甜，二分钱卖不？”大姐也不知道这香瓜是多少钱上的，二分钱是否合得来，由于心急，又想到晚上卖不了母亲该上火了，就大着胆子说：“卖！”于是买的人越来越多，几乎像抢一样。大姐真的蒙了，一大堆瓜摊儿转眼就剩下了土印儿，可见是卖便宜了。母亲回来时，很惊讶的看着空地儿，大姐胆怯地把瓜钱交与母亲，说了卖瓜的经过，母亲听过又急又气，伸手狠狠给了姐姐一个耳光，数落她说：“你那么大丫头，还这么不懂事儿，也不问一问就敢往外卖？本来我想这批瓜能挣点儿，这下可好，连本钱都没回来！”大姐的脸红红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下来，忙背过身捂着脸悔恨地哭起来。心想，自己急于求成闯下大祸，让母亲如此生气。母亲从来没有这么打过女儿，自己也觉得后悔，又忙把大姐搂过来，自责地说：“妈打得不对，怪妈没有交待你，下次注意就好了。”大姐至今想起这件事还觉得内疚。 一九五0年四月，“协丰裕纸店”由于亏本费业了，父亲按股分了一点钱，用它搞了个家庭手工业——德山粉笔厂，也没什么资本，主要给地方供销部门加工订货。全家大小齐上阵，自己找销路，但最终还是难以维持生计，因为活太少了。母亲和大姐有时为了捉襟见肘的日子，不得不到罐头厂打夜班。那年大姐念初中一年，母亲看她白天上学，回家做粉笔，晚上还要到罐头厂上夜班太累，就不让她上学了。大姐书念得好，几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老师曾经到家里找过母亲。母亲说：“我也知道可惜了，孩子太多，生活的确困难，她是大的，不帮着干怎么行呢！”大姐偷着哭过几回，可看着父母，还有在外地打拼的大哥（是老叔介绍到长春铁路做学徒）都那么辛苦，自己怎么能安心读书呢！十四岁的姐姐比罐头厂煮肉的锅台高不了多少，每次往锅里倒肉时都要先爬上锅台，站到锅边往里下肉。看着翻滚的汤锅眼睛发花，头有点晕，但要稳住神，注意力高度集中。放完肉，马上跳下锅台，绷紧的神经才松弛下来。可是为了生存，当时父母也顾不了这么多，只是默默的为她祈祷，不停的叮嘱她要注意安全。可以说，姐姐从十四岁就和父母维持我们这个家。那时，为了多挣些钱，父母外出帮工、干零活，有时把整个家全都扔给了大姐。如今父母走了，她目前还在为我们姊妹各家分担着喜和忧，真是我们的好大姐，她心里只想着别人，唯独没有她自己。 一九五0年四月，有我弟弟志仁的时候，我们家又搬到已去世两年多的老姨家。是老姨夫自己说的，为了让我家省下房租钱才让我们上他家去住。他家是俄式建筑，带地窖，我三岁时还掉下去过，是生病的大哥把我抱上来的。弟弟虽说也没有奶吃，在我家住的附近有一户俄国人家养奶羊，每天哥哥和姐姐交替着去买羊奶。他们家养着一只大白鹅，会看家，见有人进院就冲上来用嘴往你腿上拧，哥哥和姐姐都被它拧过，有时都拧破了，所以谁去到他家门口都提心吊胆，先喊出人来才敢进院儿。有时见鹅没在院子里侥幸跑过去，可一旦让它看见，你跑得再快也会被它咬上。而吃了鲜羊奶的弟弟身体倒是比我强多了。 听母亲说，老姨白白净净、大眼睛、很苗条的中等个儿，也是个俏丽的女人，不然怎么能让挑剔的老姨夫看中呐。在日本投降时，飞机乱轰乱炸，天天跑防空洞，吓出了癫痫病，后来又得了妇女病，神情抑郁，爱哭，爱生气。那时，老姨夫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工作，认识一个旧社会的女招待姜文雅，常带她到家里串门，后来渐渐对老姨就不像从前那么好了。再后来，竟把姜文雅领到家里住，跟老姨说：“我看她挺可怜的，一个女人孤身在外不安全，咱家屋多，让她先住下，等有了对象再让她走。”善良的老姨就同意了。可日子久了，他们眉来眼去让老姨很生气，经常头疼，病也越来越重。姜文雅很圆滑，特意为老姨配来四丸药，说能治病。可老姨吃到第三丸儿时，头疼得直叫唤。老姨夫还说她太娇气，咋就不能挺着点儿，让人听着好心烦。气得老姨把被子使劲儿蒙到头上，再也没出声。老姨夫说完就走了，姜文雅那天也没回来，只有大姐听母亲话去侍候老姨。那天她正在厨房给老姨煮肘子时，听老姨不呻吟了，还以为睡了。等把肘子煮好，晾凉后让老姨吃时，怎么叫也不醒。大姐慌了，去找邻居大娘过来，邻居大娘一看便说：“不行了，快把你妈找来。”母亲来时，姨夫和姜文雅都在。邻居大娘找机会对母亲忿忿地说：“你是淑媛的大姨呀？你怎么才来！你妹妹死得不明啊！”母亲哭着说：“家里孩子小，脱离不开，让大女儿替我侍候她老姨，没想她这么重……唉！这也是她的命啊！”母亲听出邻居大娘话里有话，可又能怎样呢？自己家没钱没势，也没有证据，人死又不能复生。想想自己那些孩子们，温饱还没解决，有什么精神头儿和人家斗哇！咽口吐沫忍了吧！那年，我们二十九岁非常漂亮的老姨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 不久老姨夫和姜文雅结了婚，老姨唯一的女儿便从此掉进了人间地狱，娇生惯养的淑媛再也没人疼爱。她每天什么活都干，还无端的挨骂、受气。继母姜文雅趁淑媛父亲不在家随意拿起什么东西就打。有一次拿着炉钩子往淑媛头上刨，头被刨破，血流如注，至今还落着疤。本来家里生活不错，可狠毒的继母却逼她捡柴禾、捡土豆，不完成规定的数量就别吃饭，过起了吃不饱穿不暖日子，有时母亲让二姐多带些干粮给她吃。 后来据母亲说，老姨夫让我们上他家住，也是为了帮着照顾十岁的女儿淑媛。因为后续的新老姨姜文雅是个即阴险又毒辣的女人，对老姨留下的女儿极不好，整天找茬打骂。有几次打得邻居都看不下去了，给她报告了派出所，派出所来人要拘她，居委会也要给她办学习班。可是狗改不了吃屎，没几天照常如此，好像不把淑媛折磨致死誓不罢休！因为这些事，父母没少劝她对淑媛好点儿。母亲说：“自己又不能生了，和先房的孩子处好是一样的。”可她就是听不进去，好言相劝，反招来大吵大骂。那次我掉地窖时，就是大人们吵架，地窖门没盖上，我在后面卖呆儿被挤下去的。老姨夫还不错，背地里让我们看他的面儿，别和姜文雅计较，我们在这住，淑媛少挨打，少做病。所以母亲对父亲说：“看在死去他老姨的面上，看在他老姨夫让我们在这住的面上，我们就别再和姜文雅计较了，我们对她好，为的是让她对淑媛好。” 后来有一阶段，她确实好了阵子。有一次，她还特意搂着母亲让老姨夫看，假惺惺地嬉笑着：“你看我们俩，像不像亲姐妹儿。”老姨夫巴不得她们和好，拍着手笑道：“太像了！太像啦！”大姐在一旁心里说：“像个屁！我妈才不像你那么丑、那么坏呢！” | 
发表于 2014-12-9 22:29:43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收藏
发表于 2014-12-10 22:1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