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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到了一九五三年三月，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时，哈尔滨市第四工程处搬迁到沈阳市，父亲和大姐随单位先走一步，半年后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五个和大舅一起把家也搬到沈阳。来到沈阳后先住在铁西区的艳粉街一个下窖的小平房。这里外面的地比屋里的地高，夏天下大雨从门口往房里灌水，大舅便光着两脚一盆一盆往外倒，有时从地灶的炉坑里还能抓出蛤蟆来。好在时间不长，只住了一年多我们就搬进了父亲单位刚刚交付使用的新家属宿舍大楼——先进里。这里也是一个三层楼，是由四座L型楼围起来的小区，大院的中间是一个大转盘，里面种满了花和小果树，用整齐的小榆树镶着圆边，围着转盘的是四个方形的小院，里面有大树、小树、果树、花草和养鱼池，但始终没见池子里养鱼。整个小区大院又宽阔又秀丽，环境真是美极了。我家住在一层楼。楼房设计本来是三家共用一个厨房，因我家人口多给了两个屋，所以就两家一个厨房。因为是一楼，父亲在贴两间屋子的窗户下用铁丝围了个小花园，里面种上各式各样的花，一到夜晚花香扑面而来。尤其是夜来香更是香飘四方，连住在三层楼上的人家都能闻到。 我家由于人口多，单位房产部门后来又把我们的住房调换到另一个楼门的三层楼上，自己一个单元，两个卧室，厨房和厕所都是一家的，条件好极了。卧室在厨房的两边，每个卧室都有晾台，父亲借用朝西的晾台，隔着厨房的窗户把两个晾台拉上绳子，两边种上牵牛花，让花在绳上随便爬。从楼下往上看像一座花桥，好看极了。 搬到三楼不久老舅来信说，家乡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希望大舅能早点儿回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老舅那时是大队会计，家里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是个六口之家，又新盖三间草房，生活还算不错。大舅看完信后便和我父母商量，让他先回老家看看。母亲其实早就看出他有回家迹象，只是不想先说出来。那时我们家虽然不够富裕，母亲还是尽最大能力为大舅做了一身从里到外的新衣服，帽子和鞋都是新的；为了回去干活穿还多带了几件旧衣服，胶鞋等；还另外做了一套新铺盖，给老舅家的大人孩子也买了些穿的吃的。父母看着大舅高高兴兴的回家乡了，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母亲虽难过了些日子，在父亲的劝说下，也觉得大舅应该有他自己的生活，我们就不要再过分打扰了。这些年大舅为我家没少吃苦受累，真难为他了，我们至今都很怀念他。大舅回去后大队对他很照顾，帮他盖了两间草房，安排他在生产队当饲养员。 一九五五年大姐公派到辽宁财经学院读书，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女孩子居然上了大学，后来成了统计师。大姐在公司里也是知名人士，会打篮球、乒乓球、会演剧、还跳过乌克兰舞，是公司的文工团员。有一次演话剧《喜事儿》，连二姐、三姐都上台帮腔跑龙套，我和父母、弟弟在台下看戏。四岁的弟弟一看三姐在台上走就大声喊起来：“妈看，我三姐上台了！”闹得正在台上演戏的大姐，忙低下头，母亲赶紧把四弟的嘴捂住。 那时的建筑公司有一个职工俱乐部，每逢年节或周末都搞娱乐活动，平常也放映电影。在我生平的记忆中看的第一场彩色电影是大舅用肩膀扛着我挤在俱乐部的过道里看的，是彩色故事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人特多，电影没太看懂，把我累得气喘吁吁。室内空气浑浊，我又爱乏氧，所以后来别人再也不敢带我上人多的地方去了。公司俱乐部几乎没多长时间就要请专业剧团来给大家演戏，有时自家的文工团也演戏剧啦和歌舞什么的……当然对外卖票，本单位的有时也发招待票。我们几个同龄的小孩，也有小学同学，辛耀茹呀，李争平呀……都没有票，试探着从正门进不去，就从后面的侧门或后台进，但要经过后院的大木门，门很高，底部离地面有半尺多宽，对于瘦小的我很容易就钻进去了。如果侧门没开，就大着胆子，厚着脸皮从后台的门往里闯，有人问，就说找人。进去后顺着舞台的边缘溜到舞台下面，有坐就坐，没座就站在过道上。有一次俱乐部演电影，印度故事片《两亩地》，我和李争平、辛耀茹就是顺着后台进去的。我们见大幕布后有一个长板凳，就像给我们准备的，不管背面是反方向，也不管离得太近伸手可及，正好坐上去看起来。快演完时耀茹说：“咱赶快贴边儿溜下去吧，不然一会儿灯亮了台下的人会看见我们的两条腿。”于是我们麻利地溜到台下，腿刚一着地，全场灯光大亮，回头再看大屏幕上已出现了《剧终》。 有时过道上的人很多，尤其每到周末来专业剧团时人就更多，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我害怕挤，一挤就缺氧，上不来气儿。见打鼓人的跟前宽敞，索性就站在那儿。戏一开台先打鼓点儿，锣鼓声震天响，满耳朵乱成一锅粥，我赶紧稳住心，别让它跳出来。几次下来我倒觉得适应啦，听着鼓点儿心里很兴奋，这也许和我爱热闹的性格有关系。人们都说心脏病怕大动静，我倒不那么敏感，可能也是从小在鼓乐声中锻炼出来的，所以说身体状况和精神好坏是分不开的。 大姐在公司各方面都出类拔萃、是秀外慧中人，所以追求她的好小伙还真不少，姐夫就是其中一个。姐夫是山东济南市人，学建筑工程的，很聪明、很有才、人也善良，在单位工作得很好，是骨干力量，又是优秀共产党员。大姐后来和姐夫交上朋友，有时星期天还到家里来。他们坐在晾台上唠嗑儿，我便在后面捣乱，妈把我叫进屋瞪着眼睛我说：“你都上学了，是大孩子了，不要讨人嫌！”我觉得妈说的太重了，我是在和他们玩，他们也是很高兴的呀！我没错呀！ 老叔葛云汉在我印象中是个高大而又漂亮的美男子，用母亲的话说：“你们的二叔、四叔、老叔都像你奶奶，大眼睛双眼皮儿，白净，个子高，身材好；你爹和你三叔像你爷爷，单眼皮，小个头，不那么白，但穿衣服还挺有衣服架。”老叔是沈阳铁路局俱乐部主任，他家当时也在沈阳，住在中山公园附近的铁路职工宿舍。那年父亲带我和弟弟去过，好像是个日式小独楼，条件很好，有几个房间，我们只知道客厅是红地板，细长的玻璃窗，还有楼梯，古香古色的家具。我和弟弟从进屋就手拉手站在父亲身边没敢动地方，拘谨得很，眼睛不敢四处观看，只斜着溜一眼两眼，低着头，就连老婶给糖都不敢接。最后父亲说：“不吃饭了，什么时候你和他老婶到我家串门我们再唠吧！”老叔也说：“有时间你跟嫂子带孩子就来呗，也不算远！”听了这话我和弟弟两只握出汗的小手这才松开，跟着父亲走出院门后长出了一口气，连蹦带跳地跑起来。想想那时的情景，我俩多么像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里的闰土啊！ 我还记得二叔和二婶来我们家时的情景，那是他们到宁夏看女儿回来路过沈阳特意下车来看望我父母的。进里屋时母亲说：“脱鞋进屋，上床歇歇脚，我给你们倒杯水去。” 二叔笑咧咧地说：“脱什么鞋？”说着便大步流星地走进屋，又一屁股坐在床上，这才用手去解鞋带儿，嘴里还嘟囔着：“进屋再脱还不行嘛！” 母亲又好气又好笑地说：“鞋都穿进屋了还用你脱什么。” 二婶换上屋里的脱鞋，一边笑一边说二叔：“嫂子爱干净你不知道呀？看人家的地板擦得这么亮，你的大泥脚就好意思往里进？” 二叔说：“一会儿我给你擦，嫂子你也别太要强了，多累呀！” 母亲笑道：“得，得，我可不用你擦。咱喝着水，唠唠嗑儿，一会儿你哥回来咱就吃饭。” 二叔是个大个子，长得清瘦，浓眉大眼，说话谈笑风生；二婶比母亲稍高些，不胖不瘦，白里透红的团脸儿，一双笑眼，薄嘴唇儿，也很健谈，从进屋就和母亲前三十年后四十年唠起没完。吃饭时，二叔对我们几个孩子说：“瞅你们这每月三两油，够干啥呀，像喝血似的！我们家不算农场分的，光自家开荒种的豆子打的油就够你们吃几年。你们这什么都供应，我们那里家家缸里是咸鱼，房上还晒着鱼干儿，我和你二婶出去前先往锅里扔块肘子肉，炉子里塞块木头咕噜着，回来正好吃。谁像你们家缸里除了咸菜就是大酱，还晒那么多的干菜。”我们听着真的好羡慕。可母亲说：“从我认识他就知道他好吹大牛。当然了，人家那是国营农场，分配的物资多，又允许开荒，他们两口子挺能干，不像咱们一点外捞都没有。但这里大家都这样，我觉得咱们也挺好。” 几年后，二叔又来串门，带来几瓶豆油、磨蘑和木耳。母亲说：“下次来可千万别带什么，目前除了每月半斤平价豆油，还有议价的随便买；肉、鱼、蛋、副食都敞开供应，所以什么都不缺，你也不用惦记了。以后和他二婶就空手来，拿什么我还着急。”随着年龄的增长，行动也不方便，他们没有再来，只是儿女们相互通讯、联系、串门罢了。 我和弟弟分别是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七年上的学，是父亲单位的子弟小学，因为我身体不好还上了保健班，每天上完间操就在教室里站排用自带的茶缸有人给打鸡汤，里面除了鸡肉还有菠菜、胡萝卜，一人一大勺。 学校离家不足半站，可有时还得母亲背着送我。说起来我的身体太差，有时连体育课都上不完，上半道儿就得下来，在一边蹲着卖呆儿。有一次上间操时突然心挑气短，浑身颤抖，蹲在地上起不来。班主任高伟老师含着泪说：“我们班的葛慧贤论学习真好，就是身体太差，太可惜啦！”父母也只说是身体太弱，每天尽量给我吃细粮，喝牛奶加强营养。 十三岁那年得了场重感冒，二哥背着我到职工医院看完，又转到市第五人民医院，诊断是先天性心脏病，至于是哪一种类型的确诊不了，于是又转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那里住了二十一天，最后确诊为“法鲁氏四联症”，是先天性心脏病最重的那种，必须手术，否则很可能活不到十八岁。母亲心里难过极了，背着家里人偷偷哭了好几回。通过在医大念书的二姐找专家了解情况，专家说手术效果不会太好，因为那时的医学技术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父母一合计，决定放弃手术机会。母亲难过地说：“既然手术效果不好，我不能让这么活蹦乱跳的小姑娘一上手术台就没了，那让我怎么活！我们大家好好养她，让她多活几年吧！”大姐也说：“她既然不能结婚，不能生小孩儿，今后咱大伙儿养活她吧！” 当时我闭着眼睛假装睡觉，偷听了他们的谈话，心想：“算算还有五六年的活头儿，我一定高高兴兴的好好玩儿玩儿，不让全家人瞅着我难过。就因为我满不在乎，又乐观对待，真的创造了人间奇迹，不但活下来了，还结了婚，生了孩子，这是后话了。总之我没完全成为家庭的包袱，这也是我的亲人们用那无尽的爱创造出的奇迹，所以我是幸运的。虽然我没有一个健全的身体，可我却倍受家人、老师、同学、同事、朋友、甚至陌生人的呵护，使我感受到人间自有真情在，活着真好啊！ 一九五七年春天，父亲积极报名参加干部下放劳动，母亲为了照顾父亲，带着在市三十一中学念高中正病休的二哥，还有我和弟弟举家来到兴隆店三喇嘛村落户。我们住在当地老乡家一座三间茅草房，房东住西屋，我们住东屋。这家是个大院套儿，鸡、鸭、鹅、猪、狗、猫满院子，我和弟弟高兴坏了，和房东的孩子都玩儿疯了。在城市里哪看见这么多小动物，只有年节到公园去看，还得和大人去，不许随便乱走。那年我念三年级下学期，弟弟念一年级，但是当地没有三年级，无奈我又重念了一回二年级。其实学校就是一座两间茅草房，一小间是老师的办公室，一大间是学生的教室，老师就一个，教室里分成两个班，靠南边两排座是一年级，靠北边的两排座是二年级，共有四十来人。每天刘老师先上一年级的课，二年级看书或写字，一堂课一个年级讲一半；一起上间操，一起上体育课，这在市里是看不到的。教室前面是块空地，做操场，没有围墙，四周都是生产队的地，种的是高梁、玉米、大豆……等到来年上三年级时，就得到离三喇嘛二里地的车家屯小学，那才是正式学校。母亲不管我在哪个学校念书，每天都背着我上学，放学我才自己慢慢走回家。有一次放学时，别的同学都走了，可我还蹲在教室外面，班主任柴玉华老师走过来看着我那面色青紫的脸问：“葛慧贤，你怎么还没回家？又走不动了？”我点点头，她说：“你等我一会儿，我到办公室取点儿东西后送你回家。”于是她急忙走进办公室，拿着一个手提兜出来，弯腰把我扶到背上，就向我家的方向走去。我知道柴老师的家就在车家屯，这是特意送我的。柴老师是个很好看的人，在当地也很出众，虽然个头儿不高，但很精神，不胖不瘦，五官端正，很白净，嗓音好，讲课和唱歌我最爱听，又大又晶亮的杏核眼总是笑盈盈的。她走得很快，边走边说：“你的体格这么不好，是有什么病呀？你们城里有大医院，让你父母领你上医院查查，不然多遭罪呀！”我说：“我妈说，我小时候没吃着奶，所以身体软弱。”后来知道哪是那么回事呀！快到家时，我看着老师的脸汗津津的，就伏在老师耳边低声说：“柴老师，你太累了，我能走了，放我下来吧。”柴老师说：“好吧，已经进村了，离你家也不远，我就不往前送了，你自己慢儿慢儿走吧。”她轻轻放下我摆摆手就走了。我望着老师的背影大声说：“谢谢柴老师！再见！” 那时父亲每天都非常劳累，顾不得家。因为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农业建设掀起新高潮，上面号召改良土壤，就必须深翻土地，没有机械，全是用人力拿着铁锹挖，挖一锹扣一锹，就是把下面的土翻到上面来。后来总结出，这样做反而把上面有养料的熟土翻到下面去了，不科学。父亲每天天不亮就到生产队上工，中午快九点才回家吃饭，休息一小时左右就听生产队的大钟响了，接着一气儿干到天黑。有时吃过晚饭还得去夜战，得干到半夜。一天连四个小时的觉都睡不到，赶上月亮地儿，为抢任务还得连轴转，累得人困马乏。 那年的春节是我们家自从哈尔滨来沈阳头一次在农村过的，住校的二姐、三姐和住独身的大姐她们也都回来了。年三十的晚上，父亲和母亲精心包了一顿饺子，油和肉比平时多放些，闻着就很香。半夜接财神时还特意煮了几个，让我们这些馋猫尝尝，真好吃。然而，当我们做着美梦睡到天亮时，母亲第一个发现放在北窗台旁小凳子上的面板已空空如也，一个饺子都没了，面板上只留下几个小脚印，据分析是老鼠脚印。母亲忙摆着手说：“快别声张，让房东听见该笑话了，亏了还剩点儿馅儿，我再切棵白菜，和点面，赶紧包上。”我们大家想，那么多的饺子跑哪去了呢？屋里屋外到处找却一个也没发现。父亲说：“耗子搬家，都搬进洞里去了。”可后来母亲去喂我们家新买的小猪时，发现小猪不吃食，还拉稀，进屋小声对父亲说：“今天小猪不吃食，肚子还鼓鼓的，是不是耗子拽的饺子都让它给吃了，都吃拉稀了。”父亲笑了：“有可能！”忙下地去看。因为天冷，所以把新买的小猪拴在外屋地儿，北锅台靠屋子的北墙边儿墙根下正好有两个耗子洞，不用问答案找到了。吃饭时，虽然后包的饺子比昨天晚上的饺子差多了，可是大家都很兴奋，没想到一九五八年春节与老鼠同庆，把小猪撑拉稀了，真好玩儿！ 那年月是大跃进年代，全面贯彻总路线，又是刚刚成立了人民公社，父母都很辛苦。父亲每天到生产队上工，早出晚归；队上给了块儿小园田，母亲就和二哥去种点儿蔬菜、瓜茄什么的，二姐和三姐放暑假也回来帮着干；二哥每天忙着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我和弟弟除了上学，就是玩儿，和房东家的孩子学着用泥做泥人或是上贡用的贡品，玩儿摆家家；有时二哥也领着我们用秫秸扎马车、房子、小人，用纸剪窗花，贴纸画……二哥很聪明，别看他没见过别人扎，可经他一琢摸，还真像摸像样的。正月十五还给我和弟弟用四块玻璃一人做了一盏灯笼，灯笼的玻璃片上贴了用刀刻的窗花。我们点上蜡烛，拎着灯笼围着院子跑，开心极了。有一次，我们闹着让他给讲故事，于是二哥拿着一张白纸和一支铅笔，一边讲一边画：“大麻子有病，二麻子瞧，三麻子买药，四麻子熬；五麻子买板儿，六麻子钉；七麻子抬，八麻子埋；九麻子躺炕儿哭起来，十麻子问他哭什么？他说大哥死了我没来。”随着声音落下，他也落笔画完了。他是一步一步画的，纸上画的小人都是秃头、麻脸儿、身穿长袍、脚穿尖口布鞋，面部表情和手足动作惟妙惟肖，像极了。引得我和弟弟一起抢这张画。二哥大声说：“别抢！别抢！我再画一张！”于是我们各有一张。我一直保留好多年，曾经拿给同学看，大家都说二哥可以当画家，可以和画漫画的张乐天媲美。二哥真的很有才，不论写字、画画、舞文弄墨还是搞文学创作，样样都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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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15 15: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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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16 19:4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