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三对周恩来有大恩，没有授衔，为何葬礼比肩元帅？入八宝山

清梦

杨立三对周恩来有大恩，没有授衔，为何葬礼比肩元帅？入八宝山                                                         2023-08-01 16:41                                       

                                       

毛泽东问医生王斌：“恩来是否已脱离危险？”

“以现在的条件，总政委不可能救治的，现在不能说脱离危险，只能说有一线希望，可能出现奇迹。”

这是1935年8月份，红军达到川西毛尔盖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病房里同军医王斌的一段对话，周恩来因为肝炎，刚刚在多日的昏迷中苏醒。

周恩来虽然已经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转让给张国焘担任了，但有人还是习惯称呼周恩来为总政委或周副主席。

不管职务还在不在，周恩来一直都在超负荷工作。

根据杨尚昆回忆，“长征中的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

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来同志不要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自己承担起来。”

由于长期劳累，特别是睡眠不足，周恩来身体非常疲乏，有时骑在马上也会睡着，容易摔下马来。为防不测，他常常步行，以驱除睡意。

周恩来

到达驻地后，顾不得休息，又要工作到下半夜，即使这样也睡不安稳，来了情况又要第一时间醒来处理。

有一次，参谋有事向他请示，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参谋以为他已同意，就退出来。第二天，他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就规定：

以后必须把他喊得坐起来，才算叫醒。在长征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整夜不睡，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眯一会，抬起头来接着又工作。

这样高的工作强度即使在正常的环境下，也没有人可以长时间保持而不损害身体，更何苦是在千难万险的长征途中。

我想很多人对于长征的印象都集中在毛主席的诗《长征》中：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诗气势磅礴，可是在豪情的背后是红军无尽的辛酸与困苦。

其他的先不说，我就说一个关于长征生活上的例子：

在长征中，所有的战士和干部都必须学会一个技能一一抓虱子，部队长途行军，风餐露宿，根本没有条件和时间考虑个人卫生问题，红军个个都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身上虱子一大堆，彭德怀曾开玩笑：“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

之前有个电视剧叫《我的团长我的团》，其中就有一段剧情是川军团团长龙文章用石灰泡水给士兵除虱子，我觉着很真实，当年红军的情况比他们还惨，都没有条件洗澡，在这种极端的卫生状况下，很多战士和干部都染上了疟疾、疥疮和痢疾。

甚至，有的部队因为战士身体的免疫力很难抵御外伤感染，患病率竟高达20%-30%，严重影响红军的战斗力。

卫生条件难，饮食条件更难，这个留到后边说。

周恩来虽然是红军总政委，也同样在糟糕的卫生环境中办公，连胡子也没时间剃，因为胡须长得长且黑，还得了一个“胡公”的称号。

他的一件灰色羊毛背心，随便一找，便被邓颖超抓出一百七十多个虱子，光是用手挤虱子都把两个手指甲染红了。

卫生条件差，吃的也不好，还过度劳累，周恩来在到达川西毛尔盖之前已经生病了，到了毛尔盖之后，由于粮食缺乏，他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炒面，有的同因为营养不良把脸都吃肿了。

周恩来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这次的病，来的异常迅猛，连续高烧40摄氏度不退，多日昏迷不醒，不能进食。

刚开始，医生把他当做长征路上的多发病一一疟疾来治疗，但是几天之后，高烧依然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皮肤染黄。

这明显不是疟疾的症状，经过王斌和李治两位医生的仔细检验后，确诊是肝炎，而且已经变成肝脓疡，急需排脓。

但是当时环境下无法消毒，根本没条件做穿刺或开刀手术，只能采取保守疗法。

由于缺医少药，王斌医生只好让战士到六十里以外的高山上找来冰块敷在他的肝部，用局部冷冻的方法降低体温。

周恩来生病却没有医药医治，有一个人是最难受的，他就是在长征路上，先后身为总兵站部部长、中革军委保管处处长、粮职位秣队队长、总医院院长、陕甘支队后方办事处主任的杨立三，他身为后方大管家，筹集粮食和医药都是他的职责，然而周恩来因为病重，他既不能拿出好的粮食也拿不出治疗肝炎的药物，心中无比内疚。

杨立三

周恩来对于杨立三来说不只是同志的关系，还是他革命的指引人。

当年26岁的杨立三从湖南老家跑到武汉，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正是他介绍自己去叶挺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工作。

第四次反“围剿”时，周恩来在繁忙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亲自抓红军的后勤工作，自己曾多次得到他的指示和教诲；

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发展到极点，在革命队伍中大抓"AB团”分子。是周恩来让刘伯承出面调查，弄清了事情真相，让自己免受不白之冤……

也正是因为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所以杨立三才会因为无法帮助到周恩来而感到深深的愧疚。

为了让病重的周恩来得到照顾，组织决定把邓颖超接来。

邓颖超的身体也不好，她在江西的时候就因为工作劳累，饮食营养不足，导致肺病又一次复发，并且逐渐严重。当时的环境十分艰苦，缺医少药，她的肺病得不到医治，以致咳血不止。

长征途中，作为一名休养员，被编入红军总卫生部的干部休养连，躺在担架上随军行动。由于肺病缠身，体质虚弱，休养连不仅为她配有一副担架，同时还配有一匹马。

虽然同在长征路上，不过她和周恩来也很少见面，往往都是匆匆交谈几句便分开。

周恩来病重昏迷，睡在木板上，邓颖超就在地下铺上稻草陪护，为了给周恩来降温，邓颖超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五六点钟，一直为周恩来更换冰块。

周恩来与邓颖超

周恩来逐渐清醒，不时地呻吟着，说肚子痛。

邓和医生把他扶起来，终于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来，他的高烧也慢慢退下来，脱离了生命危险，王斌医生向毛主席说的奇迹发生在了周恩来的身上。

当周恩来完全清醒过来时，这才发现邓颖超待在自己身边，感到有点意外，就深情地喊了声“小超”，问她什么时候来的，还问她有没有青稞麦子充饥。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过命的夫妻情分。在这种情分中，即使是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周恩来也忍不住对邓颖超说：“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 ，我希望有来生。”

其实，在周恩来的一生中，他一共有两次破例，另外一次则是在杨立三的葬礼上，周总理泣不成声地说道：“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不是无情论者，是杨立三把我从鬼门关抬出来的，我现在不送他一程，死人也会说话的…”

杨立三为什么能让周总理如此动容，在他的葬礼上泣不成声并且不顾劝阻得要为他抬棺执绋？

请继续看下去：

周围的局势依旧很凶险，周恩来的病情也稍微好转了，部队决定继续北上过草地。

但是，周恩来因为之前连续发了几天的高烧，五六天没有吃什么东西，身体极度虚弱，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走也十分困难。

毛泽东非常着急，一再嘱咐彭德怀：“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要组织力量抬着他顺利过草地，不能有半点闪失。”

彭德怀苦苦思索一阵，下定决心“抬”，吩咐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从运送迫击炮的队伍中抽调战士组成担架队。

并给肖劲光下了死命令：“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宁可损失一百门大炮，也要把周恩来抬出去。”

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担架队队长，把战士分成几组轮流抬担架，可是一清点人数还是不够，于是早就安耐不住的杨立三坚持要为周恩来抬担架。

此时的杨立三身体也不好，他又是兵站运输部部长，是我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员，按理说不用他亲自为周恩来抬担架。

陈赓也劝他：“杨部长，你的身体也不好，就不用参加了吧。只要你自个儿能安全过草地，我将来请你喝酒。”

杨立三知道陈赓爱开玩笑，就说：“你的酒我喝定了。我不但自个儿要过去，而且要抬着周副主席一起过去。”

就这样杨立三加入担架队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等干部向草地出发。

对于“过草地”，张爱萍写过一首诗“绿原无垠漫风烟，蓬高没膝步泥潭。野菜水煮果腹暖，干草火烧驱夜寒。”

过草地

从诗中可以感受到过程的凶险。

事实也是如此，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原湿地中行军，方圆百里荒无人烟，在野草组成的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人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

而且草地天气变化莫测，晴空迷雾大雨低温暴雪冰雹，说来就来。

所以在过草地时，红军总结出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二怕下雨；三怕过河。任何“一怕”都要人命。

除了自然条件外，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饮食，红军进入草地前，每人最多携带8-10斤口粮，口粮大部分是青稞面和野草，而且一般两三天就吃完了，草地还没走过一半粮食就没了，怎么办？

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曾回忆：

“我们身着单衣，在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凉的水里，其艰苦程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携带的一袋用青稞做成的炒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在这渺无人烟的沼泽地里，到哪里去找粮食呀，没办法就吃野菜，有的同志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牛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

更多情况远比描述的惨烈。

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担架队还要负重前行，缺粮少盐，饥冻交加，身体无力，体质相当虚弱。

杨立三和战士们一起，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脚底下要时时注意不起眼的泥潭，稍不小心一脚踩进去就很难拔出来；鼻子闻到的是污水和腐草发出的呛人的气味。

下大雨和暴雪时，杨立三就拿出油布和斗笠，盖住周恩来的头部和上身，自己淋雨雪也不在乎，有些战士撑不住就轮换下去。

看着战友们艰难地抬着自己，周恩来多次要挣扎着爬下担架自己走，又一次次被战友们按倒在担架上。

就这样，大家顶风冒雨，忍冻挨饿，抬了6天6夜，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茫茫草地。

杨立三本身就有病，又经过了6天6夜的折腾和艰险行军，双肩都磨破了，一歪头就疼，到后来连胳膊疼得都举不起来，出了草地就累倒了。

事后，根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死尸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战士就在四百以上。

正是这种在生死攸关时刻相互扶持的深厚的战友情谊，让周恩来终生难以忘怀。

抗日战争时，杨立三继续担任部队的后勤大主管，既送小米又造步枪，把军队后方管理的高效迅速，毛主席多次亲点杨立三负责后勤事务，对他尤为看重。

解放后，在一次军队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既不无幽默又语重心长地说：

“大家都讲我军是，小米加步枪，，这"小米加步枪'是怎么加在一起的呀？你们有没有想到杨立三？没有他，我看你们只有小米，无步枪可加！刘邦有萧何搞后勤，立三就是我们的萧何！红色萧何！”

可以说杨立三的工作在军中有口皆碑，周恩来也常常夸赞他说：“那时候，杨立三真正是'能者多劳"。”

1954年，杨立三就任解放军财务部部长。在当时军委七总部体制下，杨立三成为军委六大将星之一。

杨立三

几十年里，杨立三工作事必躬亲，埋头苦干，曾多次累病住院，最后患上了脑癌，954年春，他向身边同志表露心迹说：

“我从头到脚都有病，但不管疾病怎样折磨我，有事情总是要做，我想趁能工作的时候多做一点才好。”

当年7月，党中央强行安排他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病。

治病期间，他仍惦念着工作，几次给机关同志写信谈论工作。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天早晨，当医生询问他的病情时，他的回答却是两句自勉自律的短语：“继续干，继续干！”

1954年11月28日，杨立三与世长辞，当护送他骨灰的专机抵达北京西郊机场上，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彭德怀、贺龙、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粟裕、黄克诚、张宗逊、陈废、王震、谭政、萧华、甘泗淇、萧劲光、刘亚搂、宋任穷、周纯全、李聚奎等臂带黑纱，仁立肃穆，眼含悲怆，已经在默默等待。

在两天的吊唁活动中，中央军委、国防部和各总部的领导人，由彭德怀、贺龙领头，每班两人，轮流为杨立三同志守灵。

追悼会上，周恩来泣不成声，于公于私，杨立三在自己心里都是顶尖的好同志，他悲不自胜的回忆起：“在长征途中，我患重病，立三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抬担架，把我抬出草地...

追悼会结束后，为杨立三举办了极为隆重的葬礼，送葬队伍也极为庞大庄严，当时还没有举行大授衔，但是葬礼的规模已经堪比后来的十大元帅。

走在左边的是文官队：最前头执棒的是周恩来，随后是彭真、陈叔通、吴玉章、徐特立等；

走在右边的是武官队：最前头执着的是彭德怀，随后是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

文武官送葬队伍

到了八宝山后，周恩来不顾大家的劝阻，要亲自为杨立三抬棺送葬。周恩来说，当初是立三把自己从草地中抬出来的，现在要送他这一程。否则他九泉之下也会不高兴，也会说自己无情义。

以如此超规格的礼遇，如此隆重的仪式办理一个军队领导人的葬礼，杨立三是第一人， 只是可惜，杨立三老英雄没能赶上大授衔，但是他的名字不应该被后人忘记，他对新中国的合伙功绩必将彪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