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肇汉之子首度披露父亲"胡传魁"真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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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肇汉之子首度披露父亲"胡传魁"真相                  

自1950年胡肇汉执行死刑后，"胡司令"的历史灰飞烟灭，家人下落也成了谜。近日,知情人提供消息称,胡肇汉的家人一直住在苏州,其长子还成了著名画家。在苏州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里，笔者有幸采访到了胡肇汉的长子胡中元，并听他讲述了诸多堪称首次揭秘的胡肇汉家族往事……

                    

文章导读：
一部戏剧：政治浓妆下的传奇故事 《沙家浜》剧情经毛泽东亲自修改
一段历史："胡传魁"究竟姓蒋还是姓汪  抗战风云中的乱世沙家浜
一个人物：究竟是枭雄还是慈父  儿子眼中的悍匪司令胡肇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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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历史——姓蒋还是姓汪还真须费思量
抗战风云中的乱世沙家浜
◎告诉你一段“胡司令”的发家历史背景
◎乱世中的阳澄湖畔，究竟经历过怎样的“混战”
◎胡肇汉为何从一个抗日分子蜕变为反共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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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沙家浜》，很多人都搞不清剧中复杂的剧情关系，胡传魁明明是跟新四军为敌的，但怎么又会被日本兵追得晕头转向，还要阿庆嫂来救他？而阿庆嫂又为什么会有“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的疑问？想要解开这些问题，必须搞清楚当年的那段真实历史。
事实上，乱世中的阳澄湖畔，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军、伪军、国民党军、新四军、土匪等各路人马混杂其中，出现胡传魁这样的人物，正是那段历史真实状况的必然选择……
上海的水巡队长胡肇汉流落吴县打鬼子起家
上个世纪70年代，当样板戏《沙家浜》电影优先在沙家浜放映时，一些社员情不自禁地指着电影中的胡传魁，异口同声地说：“他不就是在解放初被政府镇压的杀人魔王胡肇汉吗？”
这是苏州文史专家沈伟东说的一段轶事。
“新四军未到阳澄湖畔之前，可以说正是各路土匪嚣张称霸的时候，胡肇汉算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土匪头子。”徐耀良说，其实从外貌上看，现实中的胡肇汉与戏里的胡司令截然不同，戏里的胡司令大腹便便、性格粗野、态度蛮横，但生活中的胡肇汉则是长得精瘦、目如鹰隼、眼含杀机，甚至给人阴险毒辣的印象。
苏州历史研究学者郁振国则表示，其实胡传魁与胡肇汉的唯一相同之处，就是早期都打出抗日旗号，后来均投靠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成为死心塌地的“反共派”。
胡肇汉生于湖南岳阳，早年在地方保安团当兵，终日赌博，受到父母兄弟斥责，只得外出谋生，辗转于安徽、江苏一带。他从20岁就混迹于国民党警界，曾任江苏省第一区水上警察队中队长、青浦县水巡队长等职，实际上都是在上海任职。
淞沪会战后，国民党军队轰然溃败，大片江南国土沦入日寇手中。胡肇汉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流落苏州地区。后来他就到国民党程万军部何锡光支队当了副官，受命到吴县阳澄湖中心区太平桥北，收聚溃兵游勇，扯起“民众自卫队”旗号。之后，他还率众摧毁吴县黄棣镇日伪警察所，夺获全部枪支，接着攻下苏州城外北桥伪军据点，从此在阳澄湖立足。
徐耀良说：“应该说，胡肇汉当时在阳澄湖已经有很大名气了，而且还赢得了威信，因为他不仅打日本人，抢过日本人的物资车，还打跑了不少土匪盗贼。”
在京剧《沙家浜》里有一段“阿庆嫂智救胡传魁”的情况，与胡肇汉的发迹过程大致相似。唱词里提及“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在那个乱纷纷的年代里，胡肇汉也在不断壮大队伍，徐耀良说，“当时一块大洋就能买支枪，当时胡肇汉也不缺钱。”
而胡肇汉的“司令”头衔，又是如何来的呢？
靠兵变称霸阳澄湖成了“胡司令”
徐耀良说，当时阳澄湖沺泾一带，有一支由当地人陈味之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活动比较频繁。1938年10月，应陈味之的邀请，程万军派下属六支队司令何锡光率胡肇汉等，帮助陈味之组建部队。胡肇汉暗藏杀机，再加上他结帮营私已成气候，就以陈味之要投降日军为借口发动兵变，将陈味之的这支游击队据为己有。
但是苏州史学人士钱正的研究则说：“胡肇汉投靠国民党程万军后，在六支队任副官，并随六支队挺进苏州阳澄湖地区，半路上他纠集旧部，突然站出来高呼‘支队参谋长是汉奸，要抗日的跟我来。’当即将支队参谋长陈维芝（也有称呼为陈味之）打死，并威胁谁要反抗就和其一样下场。很多旧部立即站立队伍两侧，拉开枪栓，气势汹汹，部队不明底细，一时都听从了胡肇汉的命令。就此，胡自封为司令。”
队伍开到苏州阳澄湖畔的相城后，胡肇汉在镇上最大一家饭店请客，将镇上有头脸的老板请来。据说当时胡肇汉派人站岗把门，然后发话，说他到这里为抗日而来，自此就不走了，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他一把，反正不能做汉奸。当时很多人为了早日赶走日寇，就纷纷认捐。就这样，胡肇汉在阳澄湖畔不断扩充实力建立根据地，成为远近闻名的“胡司令”。
直到新四军的到来，以及“江抗”武装的崛起，“胡司令”占湖为王的日子到头了。
新四军东进渗透阳澄湖收编了胡肇汉
“战斗负伤离战场，养伤来在沙家浜。半月来思念战友与首长，也不知转移在何方。”这是《沙家浜》里的经典唱词，说的是18个伤病员在地方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沙家浜养伤，而大部队已经转移了。但是戏中始终没有交代的是，大部队为什么转移，又转移到哪儿去了？
苏州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沈伟东介绍，其实这个问题还要从当时的新四军六团“东进”和“西撤”的历史过程说起。
话说日本人占领江南后，由于兵力有限，只能实行点线占领，分兵把守重要城镇及交通要道，而不能控制广大乡村及众多小城镇，为游击战争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1939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要求新四军到苏南作战，建立根据地。
当时国民党政府为设限共产党军队发展，宣布丹阳以东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游击区，丹阳以西为新四军的游击区，对江南新四军画地为牢，严格限制其向外发展。
而江南新四军的领导、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对向苏南东路地区发展早有预划。1939年5月1日，新四军第六团三个营共七八百人，在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率领下，从茅山地区出发。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寻找借口破坏东进，陈毅决定让六团与当地地方武装“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并采用“江抗”名义东进。
“江抗”东进抗日，一路上战绩赫赫，威慑敌胆，一些地方游击队纷纷接受“江抗”收编。为了扩大抗日力量，这年七月的一天，“江抗”副总指挥叶飞亲赴吴县太平桥，向胡肇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胡肇汉虽有不服，但也不敢抗拒。当即，胡肇汉部队被收编为江抗四路独立第一大队一支队，仍由他任司令。
经过仅仅四个多月的东进作战，“江抗”已由1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而此时，国民党终于发现“江抗”就是新四军，于是向新四军军部施加了强大压力，蛮横要求“江抗”西撤，同时调集“忠义救国军”准备与“江抗”决战。为了顾全大局，陈毅命令“江抗”西撤并准备向苏北发展。而这就是《沙家浜》开场中大部队转移的真实历史背景。
“江抗”挥师西移，胡肇汉部也一起行动。当部队西移来到无锡鸿山这个地方时，胡肇汉再也不想走了，他推脱身体不好，就“请病假”，带了几个亲信，重又回到阳澄湖地区。
他这一回来，给新四军带来很大危害，于是就有了新“江抗”夏光的第二次对他收编。
墙头草胡肇汉逃脱后第二次被收编
徐耀良说，“江抗”西移时，在阳澄湖地区留下了刘飞、夏光为首的36个伤病员，不久上级领导派杨浩庐回到常熟，与夏光等同志研究，成立了江抗东路司令部（称新“江抗”），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
由于这一带敌我犬牙交错，地下党组织、抗日民主政府、国民党政权、敌伪维持会在当地并存，斗争复杂而尖锐。就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新“江抗”不断成长，周围群众纷纷相告：“江抗又回来了！”
原来，自从“江抗”西撤后，阴霾再次笼罩在美丽的阳澄湖。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和复杂，日寇在东路所有县城、重要乡镇设立据点守备，在各水陆交通要道设封锁线，把大片江南原野划成小块，加强军事和经济控制。日寇在常熟的警备队中队长武藤束、在浒浦的警备队中队长高桥、在支塘的警备队队长冈国义，在阳澄湖地区反复搜查新四军伤病员，肆无忌惮地对乡亲们骚扰抢劫、奸淫掳掠。汪精卫“和平救国军”的干将徐凤藻，接受了日寇的委任状，当上了常熟绥靖司令，配合日寇占领城镇据点，不是“扫荡”就是抢粮。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袁亚承、周振刚这两个支队，与当地封建武装“大刀会”狼狈为奸，也是鱼肉乡里。
得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准备委任胡为先遣支队司令后，夏光、杨浩庐就联名给胡写了两封信，希望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站到正确的立场上。但两封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此时，胡肇汉有自己的想法，既不愿得罪共产党，又不愿脱离国民党。鉴于这种情况，夏光、杨浩庐决定和胡肇汉直接见面，但胡肇汉生性奸诈，行踪诡秘，一时难找。
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胡肇汉在阳澄湖北岸的车渡村有个姘头，他经常到此过夜。夏光就把部队移驻车渡，张网以待。
一天黄昏，夏光和杨浩庐在湖边堵住了胡肇汉。一席长谈后，第二天一大早，胡肇汉就表示，愿意归顺新“江抗”。
“忠义救国军”到底有怎样的背景和后台
“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是《沙家浜》里阿庆嫂对胡传魁质疑的唱词。《沙家浜》中的胡传魁队伍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却成为新四军的凶恶敌人。那么，“忠义救国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沈伟东介绍说，“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由国民党军统负责人戴笠、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杨虎等人组织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上海沦陷后，该部残存的1000余人根据戴笠指示撤到皖南整顿。1938年1月，戴笠将其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明确其性质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的敌后游击武装。3月，戴笠在武汉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亲自兼任总指挥。
戴笠先后派出多名特派员，到东路地区扩张势力，收编杂牌武装。例如，于淘生原系戴笠手下一名老牌特务，1937年10月到浦东时，还只是国民党军队某部的一个特务长。上海失守后，于淘生搜集了一批散兵游勇，共有五六百人。这支部队军纪松散，敲诈勒索，甚至和毒贩勾结参与绑票，班长都带老婆，五六百人的队伍，家眷就有一二百人。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也被收编为“忠义救国军”第四大队。
错综复杂的武装斗争提供了丰富的戏剧素材
“忠义救国军”虽然也组织过一些针对日伪军的暗杀和破坏活动，但它也积极与新四军搞摩擦。

沈伟东说，在这种形式下，胡肇汉表示愿意率部再次加入江抗东路军，其实这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从1940年6月开始，胡肇汉便打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番号，公开倒向国民党顽固派，还暗中与日伪相勾结，成了阳澄湖一带妇幼皆知的杀人魔王。据统计，胡肇汉抓捕的地下工作者、“江抗”战士亲属及其无辜群众近200人，都对他们施以枪杀、刀砍、挖心、火烧、活埋、“种荷花”（将人身上绑缚石头沉入湖中）等野蛮酷刑。
新“江抗”在打击日伪的同时，也多次寻战胡肇汉，狠狠地打击了他的反共凶焰。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肇汉一度出任国民党太昆边区清剿指挥所主任，后长期担任吴县阳澄湖区区长，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春，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感觉大势已去的胡肇汉悄然从阳澄湖登舟潜逃，从此一度销声匿迹。
正是这些复杂的背景和关系，成就了一部经典戏剧的戏剧冲突。
(本文来源：现代快报  作者：余光 天晟 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