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作陪，为何鲁迅却甩袖离去？还怒道：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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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作陪，为何鲁迅却甩袖离去？还怒道：一塌糊涂                                                           2024-09-26 18:10                                        

发布于：天津市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这几乎被所有情感类文刊引经据典的名句，相信已经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心中。
而这句话的真正出处，其实是取自于一首名为《飞鸟和鱼》的诗歌作品，而这首诗的作者，便是印度伟大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提到泰戈尔，相信我们对泰戈尔本人的认识，会比那些泰戈尔笔下的那些诗句更加深刻，在儿时的语文课堂上，我们都会认识到这位世界闻名的大人物。

那我们今天便来为大家梳理一下著名诗人泰戈尔的生平往事，以及一场发生在其寻访我国期间发生的“小闹剧”吧。
众所周知，印度一国，有着贵族与平民这两个环境与待遇截然相反的世界，而印度自古代延承至今的种姓制度使得印度社会的层级分化情况极为严重，人口占比仅占两成不到的贵族群体却享有着远超六成的社会资源。
而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便是出生与贵族世家的幸运儿，其祖上十余辈前，便与拥有着印度最高级别姓氏“婆罗门氏”的拉伊乔图里家族联姻。
尽管拉伊乔图里家族是纯粹血脉的婆罗门氏眼中的“不洁者”，但血脉与传承上的驳杂并不会影响到泰戈尔先辈和与之联姻的贵族的生活。

故然，泰戈尔便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贵族子嗣，而泰戈尔所在的家族，虽属于至高的婆罗门种姓，但却不参与任何的宗教方面的事宜。
泰戈尔的家族性质更近似于我国曾经的地主阶级，因其在英国建立东印度公司，蚕食印度社会资源的时期，抓住了时机收敛了巨量财富，这才使得整个家族有了能福泽后世几代的资本条件。
有丰厚的家族资源作为支撑，泰戈尔的成长道路自然顺畅无阻，而泰戈尔也受其父亲影响，使得泰戈尔的成长阶段被泛神论、印度民族主义、西方文化，本地文化、哲学等诸多元素所陪伴。
天生热爱自由的泰戈尔，并不愿意完全走父亲兄长为他既定好的人生道路，在远赴英国留学期间，接触到了西方的特色文化和新颖的艺术形式，并深深沉迷其中，在回国之后，泰戈尔正式开始了自己文学创作之路。

泰戈尔的文学天赋也就此得到开发，在20岁时便能创作出不少耐人寻味的优秀诗歌作品，后在1905年时，孟加拉的分裂举措引起了全印度人民的反对。
泰戈尔便也站在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队伍之中，他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于笔尖，试图用文字的力量进一步觉醒印度人民的爱国、卫国情怀。
但泰戈尔前瞻远瞩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民众和政府的支持，这使得泰戈尔对民众和政府失望至极，于是便离开了民众队伍，全心投入到了文学创作的领域中。
而后的19年中，泰戈尔经历了个人文学创作的数次蜕变，经历时间的孕育，再结合泰戈尔自身经历的细细打磨，本就优美动人的笔锋变得更加深刻，涵盖广度也变得十分全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19年中，泰戈尔凭借个人创作的一部带有宗教色彩的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获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泰戈尔在文坛的地位也就此上升到了顶点。
即使除去泰戈尔诗人的头衔，他还是印度文化的奠基人，也是我们国家诸多文坛匠人的思想启迪者。
另外他还是一位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是凭一己之力便使得全球多个国家的文化开始融洽流通的社会活动家。
泰戈尔的一生可谓尽是荣光，哪怕不去谈论他的文学成就，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传达着对他的赞扬，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也都存在着他的追随者。

而其追随者的涵盖范围也包括有我国的各位文学大家，像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徐志摩为代表人物的全新诗律流派——“新月派”，便是受泰戈尔诗歌作品集《新月集》的影响而诞生的。
再如被文坛尊为现代文化奠基人之一的郭沫若先生，也是受泰戈尔的文学作品的激发启迪，才开创出自己全新风格的写作方式。
郭沫若也在其自叙体文学作品《我的作诗经过》中，坦言泰戈尔对自己的启发是挖掘式的，并用一句“给予生命以生命”的高度评价称赞肯定了泰戈尔的文笔。
泰戈尔于我国文坛的影响程度可谓深远，这一点在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时候便也得到的很好的证明。

在其抵达登陆的码头岸边，文坛巨匠徐志摩便早早地在那里等候，而除了徐之外，还有另外许多大家都能叫得出名字的知名墨客，如林新民林微因父女、凌叔华、胡适等等。
在游览期间，徐志摩与林微因二人更是全程跟随陪同，面对这位“下凡人间的文坛仙人”，纵使在文学领悟已经有所成就的这些大作家们，也是不敢带有一丝的傲气。
而在之后招待泰戈尔的那场餐宴上，被主席称赞全无奴颜媚骨的周树人也露了面，由此更可看出泰戈尔在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崇高形象。
但鲁迅与泰戈尔之间一次误会的尴尬摩擦，便也因宴会而发生。

宴会进行中时，鲁迅渐生一脸怒容，随即甩袖而去，只留下一句四字——“一塌糊涂！”。
鲁迅离开宴会之后，陆续以他一贯的讽刺风格写下了数篇关于泰戈尔访华的文章，一般人便直接将鲁迅的文章解读成对泰戈尔的嘲讽和不尊敬。
但鲁迅真正的用意、真正想要讥讽批评的对象，其实是那些以捧高泰戈尔为手段，已到达提升他们这些，一直作为泰戈尔身边最亲近“近侍”的文人们的身段。

鲁迅气愤于那些平常端着清高架子，却在此关键时刻只有个人私欲，而全然不顾及要将泰戈尔那对于人民思想启发和对文坛影响的有益之处引申出来。
“一塌糊涂”四字，骂的便是那些所谓清高文人的满心功利。
其实对于泰戈尔访华的举动，在当时也并不是完全呈现出全民均举双手赞同的热烈景象。
彼时是1924年，在泰戈尔访华的前夕，国共双方刚刚才达成首次合作，而奉、直两系军阀势力也正蠢蠢欲动。（同年9月双方爆发激烈冲突）

那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才刚刚起步，混乱的国内形势，对新生的共产党萌芽极不友好。
而在世界上都具有十足影响力的泰戈尔在此时访问中国，对于中国人民思想的凝结塑造，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建设，都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像当时走在革命最前列的陈独秀先生，便是极力的反对泰戈尔的访华行为的一员，毕竟各国人民心思有别，各民族所贯彻的信仰和民族精神也有所不同。
印度宗教的泛神论，主张一切皆自然，自然皆一切，那对于“梵我合一”境界的追求，无疑是与要积极斗争以求振兴发展，重建祖国的我国现状大相径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