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总理只能是周恩来？六个字完美概括

华忠

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总理只能是周恩来？六个字完美概括                                                                          2025-01-05 10:43                                        

发布于：天津市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周恩来已经成了“总理”的代名词。

据传，刘少奇同志曾说过，我党只有三个人有固定称谓，即
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
毛主席在建国前夕就明确表示，新的政权中，我们的工作都还不确定，但周恩来一定会参加，而且职务是内阁总理。
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总理只能是周恩来？其实，六个字完美概括，那就是：
善于解决问题。
善于解决问题，是周恩来奋斗人生的一大特点。
周恩来从1927年起就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参与领导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各项重大工作。
他经历了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进而从苦难走向辉煌的那段革命历程；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一穷二白到一步一步走向繁荣富强的执政岁月。
善于解决问题，无论是对于从困境中崛起的中国革命，还是对于从无到有的社会主义大厦的构建，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始终用大视野、大格局处理问题
周恩来在长期的领导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始终坚持站在实现党和人民整体利益、实现党的既定目标和远大理想的政治高度和历史高度，用大视野认识问题，用大格局处理问题，使得许多充满艰难的事情、许多他人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他手中得到妥善解决。
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妥善处理和解决顺直省委存在的问题，就是很好的例子。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力量遭受到严重破坏，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摧毁性的破坏。
面对严峻复杂的革命处境，一些保存下来的党组织内部，产生了对上级不信任，许多人相互埋怨等严重问题。
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顺直省委（
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和天津、北京三省市的区域
）也发生了类似的问题，特别是严重的个人意气之争和派别成见，甚至有人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提出要“取消省委”。
这严重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成为当时处于困境的中国共产党工作全局中的一个棘手问题。
1928年11月9日，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常委会议就提议：
顺直残留的斗争直到现在，主要是缺少政治的指导，这一点中央要特别注意。我觉得中央委员会有一人去一下才好。
最后，解决顺直问题的任务落到了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身上。
1928年12月中旬，周恩来前往顺直省委所在地天津。
在进行一番紧张深入的调查研究后，他于12月18日在顺直省委出版的油印党刊《出路》第二期上发表了《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回答》提出了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基本工作思路，并着重指出：
顺直党内固然存在不少问题，但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只要多做工作，完全可以改变过来。要是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全都要不得。
他表示：
自然很容易走到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互不信任、互相猜疑、谁都不服谁、谁也不切实去做群众工作的地步。
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地改造顺直的党，逐步产生新的斗争。
此后，周恩来坚持从教育入手，帮助大家正确认识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的区别、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的区别、惩办主义和铁的纪律的区别，开展切合实际而又充分说理的批评，引导党员以向前看的精神在积极工作的过程中求得纠纷的解决，使顺直省委大多数接受中央的意见：
恢复省委职权、扩大省委、改组常委的办法，并一致认为必须积极到群众中工作，从参加和领导群众斗争做起，才能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才能逐步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才是解决党内纠纷的出路。
在逐步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最后，顺直问题得到解决。
顺直问题发生后，当时中央也曾经几次进行过解决问题的努力，但直到周恩来去顺直后才取得明显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适应新的形势，中央人民政府下决心在一年内复员120万人，周恩来担任整编委员会主任。
他看到了这项工作的难度，认为：
以军队成分说，解放战士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他们多数是新区的、被国民党抓来的，原籍有的也不知道他们的死活，现在回去如果土改过了，不一定能分到地。
他还表示：
这样一想，对复员工作我们需要时间、准备和步骤，并且要有恰当的待遇，要做很多工作，绝不是一纸命令就能解决问题的。
就此，在规定了复员军人应得的待遇后，他又提出：
另外还要有鞋、袜、肥皂和布。血战归来，为老婆带几尺花布也是好的……袜子要厚点，能两面穿。
他还规定：
起义部队一般不动。不应该刚来就要他们走。如果那样做，我们心里很不安。
周恩来对战士复员后可能遇到的问题考虑得如此周到细致，并且规定起义部队一般不动，使一些参加讨论的原国民党将领十分感动。
他们把这个事实同旧中国历次裁兵，总是用来排斥异己并且不管被裁官兵的死活作了比较，觉得这只有在新中国才有可能。
这件事看似反映的是周恩来的细致周到，
而实际上更体现了他对大规模复员中隐含的最重要的问题——稳定的宏观考量和周密安排。

二、眼光敏锐，洞察关键
周恩来是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人，他能够能够在许多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情中，较早或者及时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从而把握住解决问题的时机，进而有效解决一个个事关全局、事关胜利的重大问题。
1935年10月，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红军中生活了两个月后，思想起了变化，一天他向李克农提出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并最终说动张学良同意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商谈。
当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后，得到了他的立刻同意。
这个“立刻同意”，反映了周恩来对这个具有全局意义信息的高度重视和正确判断。
此后，1936年1月、2月、3月，李克农先后三次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
这些谈判，最后促成了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的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张学良谈到希望蒋介石抗日，表示，
如果蒋真降日，他就辞职而另干；并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道路。
这是促成中共中央四个月后作出“逼蒋抗日”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是由于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和亲自布置，西北军一名被俘团长的一个举动，最终演变成为中共高层与张学良的直接接触。
延安谈判后，周恩来主持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与这两支部队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毫无疑问，它从客观上为不久后发生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55年1月，党中央、毛泽东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次年，周恩来等同志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成立原子能工业部和原子能工业设计院。
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政府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当年中共中央决策：
“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后，1961年8月，周恩来提出在国务院设立国防工业口，国防工办成立。
1962年10月，罗瑞卿建议成立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专门委员会。
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这个专门委员会主任为周恩来，成员有7个副总理和7个部长。
在当年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要求每逢过年过节，尽可能让生活在青藏高原、戈壁荒原的科技工作者、解放军官兵吃上云南宣威火腿，喝上贵州茅台酒，同时提出了高度的政治思想性、科学计划性、组织纪律性等“三个高度”的要求。
周恩来当年所做的工作，不仅符合一般的工作规律，更在于他在组织架构、后勤保障、政治要求上提出的要求、采取的举措都是顶格的、超常的，而这正是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所必需的。
为什么在60年代初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要保证一线的科技人员和解放军官兵“吃上云南宣威火腿，喝上贵州茅台酒”，就是高度重视人才这个关键因素，关爱和保护好人才。
为什么那么多的领导力量集中在专门委员会，就是因为在当年条件下，这个重大工程对全局的牵涉和影响巨大，仅通讯，全国的通讯线路将近一半要被占用，必须进行强有力的协调和组织。
正如钱学森所说：
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

三、细处见大局
曾经有一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参加政务院工作的党外人士谈到他参加政务院会议的体会时说：
“政务会议……不论我多么忙，身体怎么不好，总要参加。这是为什么呢？不是政务会议上的什么事我都有兴趣，也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讲话我都喜欢听，而是有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在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总有一篇讲话，得到的教益很深很深，对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课，所以我舍不得不来。周总理的讲话见解精辟，纲举目张，其水平之高是一般领导人所达不到的。然而他最大的特点还不在此，在于周总理的讲话中把其他人发言时哪怕有一点可取之处，也吸收进去，加以肯定。同时对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与会人员发表的并不正确的意见，采取极其高明的方式实际上加以纠正，使人真正心悦诚服。”
而周恩来在谈到政务院会议时则是这样说的：
政务会议为什么每星期开一次呢？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好处在哪里？从根本上说，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就是按《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处理国家事务。
周恩来当年对召开政务院会议的考量和那位党外人士的感受，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细节关乎大局、关乎成功。
正是在政务院会议这样一件正常的工作中，周恩来用每一星期开一次会把其他人发言时哪怕有一点可取之处，也吸收进去，加以肯定，对与会人员发表的并不正确的意见，采取极其高明的方式实际上加以纠正，这些具体的方式和方法，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方略落到了实处。
这对于当年人们特别是党外人士正确认识新中国、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意义是实在的、重大的，他解决的是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新中国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周恩来之“细”，不仅是细微之处见精神，见大局，还在于他的“细”不是那种为细而细的形式，而是“细”得实在，“细”得管用。
1951年1月22日至23日，周恩来和聂荣臻、杨立三到沈阳，召开东北军区和志愿军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会上反映，大盖帽不便于防空、爬山、钻林子，周恩来建议改为解放帽。
会上反映，战士单衣原来是套头式的，负伤后不好脱，周恩来建议改为开襟式。
以后，他在听取志愿军后勤部门汇报时，听到部队在山地行军作战，棉衣容易被树枝刮破，又亲自提议把棉衣面上轧上绗线（就是
将棉絮和里子固定在面子上的线
）。
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人们可能不会知道，今天我们在各种场合看到的志愿军指战员的装束，有着周恩来的智慧和心血。
作为大国的总理，政府的当家人，毛泽东的助手，他要面对的是党之大者、国之大者，不得不细，不能不细。

曾经参与中缅边界谈判的秦基伟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总理的记忆力和换算力是非凡的。和我们谈话时，一些全国性的经济数字，历史上哪个朝代距今有多少年，外国哪个国家大约有多大面积、多少人口，多少亩换算成多少公顷，多少市斤（当时是十六两制）换算成多少公斤，他都能随口说出来。最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在我国和缅甸关于领土所属问题的争议上，他竟能随口说出有争议的几个村庄的名字和面积，这使我深感敬佩，深受教育。这是天分问题吗？不！我认为这反映出周总理看文件、材料极其认真，看过的东西都能印在脑子里。
据史料记载，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两年零四个月里，
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
从总理办公厅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
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
仅《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
用红蓝铅笔做的标记就有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
当年在粮食部工作的一些负责人在回忆周恩来领导大家解决粮食问题时，讲到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
有一次，总理同我们一起研究了分省的粮食调拨安排，排出表格，数字相加，发现有五千万斤差数不能平衡，一时查不出原因。总理戴上老花眼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笔一笔地计算。过了一会，总理问：‘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加上五千万斤，加了没有？’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是我们漏记了。当即，加上这笔数，一打算盘，平衡了。
60年代初，国家遭遇缺粮危机，周恩来身上担子沉重，“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精打细算”组织粮食调拨和供应，让国家和人民渡过难关。

在中国人的心里，善于解决问题的周恩来就是鞠躬尽瘁、事无巨细的国之宰相，是周公、管仲、诸葛亮。
反正怎么形容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