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周总理在哪次战役中地位转换？哪次战役中实现双星定位？

华忠

毛主席与周总理在哪次战役中地位转换？哪次战役中实现双星定位？                                                                  2025-01-24 09:00                                        

发布于：天津市
   
      周总理追随毛主席，除了领袖风范、道路选择外，毛主席的军事方略也无与伦比，这使周总理认定只有毛主席领导红军，中国革命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正所谓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打胜是硬道理。当年毛主席的游击战16字诀，就是克敌制胜的“绝世武功”。毛主席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决胜疆场的“必杀技”，大开大合创奇迹，大步进退写传奇。

1931年底，周总理到江西苏区后，有两件事让他对毛主席的军事水平刮目相看，一次是攻打赣州，一次是攻打漳州。这两次战役，也被著名历史专家石仲泉称作是毛主席与周总理“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
博古负责的上海临时中央，要求刚到苏区的周总理率领部队攻打城市，周总理随即召开会议，会上决定进攻赣州，一旦攻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就由瑞金迁入“大城市”赣州城。

对于攻打赣州，几乎众口一致赞成，攻城总指挥红三军团长彭德怀也信心满满，但毛主席却反对，他表示这个赣州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攻城设备、武器又不行，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真要打也只能围城打援不可强攻。
周总理当年在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次东征中，亲自参与指挥过惠州战役，惠州与赣州一样，也是三面环水，是陈炯明必守的坚城，但最终被拿下。总之，毛主席的意见被否决，攻城开始。结果1万4千多人攻打了33天，伤亡3000多人，不仅没有攻下，反而被敌人围困。周总理于是派人请养病的毛主席出山。

毛主席冒雨赶到瑞金，立即复电前线指挥部，提出大胆起用预备队红五军团，因为这个红五军团是国民党“宁都起义”部队改编的，所以最初有所顾虑，毛主席说这时候不用什么时候用，听了毛主席的话，这才解了红三军团被困之围。
赣州撤围后，周总理后方坐镇，毛主席前方亲率红一军团向福建西部进军，大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所向披靡，直下龙岩，攻克漳州，大获全胜，缴获了两架飞机和两座兵工厂，还有大量战利品，在海内外引起震动。

周总理在上海负责军事期间，就对毛主席三次反“围剿”横扫千军如卷席非常赞赏，到苏区后，亲眼目睹见证了赣州大挫、漳州大捷，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毛主席无论是军事判断还是军事指挥，那都是水平高人一筹，这让周总理心悦诚服。
周总理对毛主席军事上的心悦诚服，也伴随着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强烈不满。李德，作为“山寨版”的军事顾问，真正的国际顾问是上海的弗雷德。李德在苏区发表军事文章，博古为他起了个笔名叫“华夫”，意思是中华米夫，有人解读为中华大丈夫，这是不对的。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起了个这样的笔名是有寓意的，笔名“华夫”寓意深。

博古重用所谓的国际顾问李德，军事上完全由李德说了算，博古只管捧哏，把李德捧成了最高指挥者。我们内部的“德”字辈朱德、彭德怀这样德高望重、德才兼备的军事家不被重用，毛主席更不用说了。周总理本来是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主席，也由前方调到后方，名为总管实为打杂。
周总理与李德他们常常不在一个频道，他坚持的是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牵着敌人鼻子走；李德和上海的另一个“德”字辈也是德国人的弗雷德，都是让老蒋带节奏，他们的战术都是死打硬拼，不计后果，“扛得住，扛；扛不住，死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六路合围根据地，就像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李德企图像张无忌来个乾坤大挪移，全线出击御敌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门之外，但他最终回天乏力，导致根据地不断缩小，一步步陷入困境。

对此，彭德怀元帅就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疼”，用现在的话说就叫“坑爹”。黄克诚回忆，李德到红三军团视察，彭德怀不仅骂了李德，连饭也不管，气得李德灰溜溜地走了。彭德怀骂人直言不讳，朱德说话比较含蓄，他说李德这些人，瞎指挥把辛苦打下的许多地盘都丢了，这是“没坐过月子不晓得生娃娃难”。
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后来回忆说，前方军情战况发过来，翻译后先由李德过目指示，然后由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总理来协调落实。这个李德只是个“图上作业家”，恨不得一个阵地上放几挺机枪都在地图上标注好，周总理对他十分不满，有时甚至不通过翻译，直接用英语跟他说话。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前兆，是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在讨论广昌作战方案的时候，发生激烈争吵，周总理的作战方案被博古李德否决，李德刚愎自用，博古只知道附和，周总理意味深长地说，以后再这样啊，我就不参与指挥了，我还有其他很多事要做。
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博古、李德、周总理组成了“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总理负责落实。“三人团”是红军的核心，博古李德是核心的核心，两人似乎是“军事政治两项全能”。

事实上，博古是政治无力，李德是军事无能，周总理是着急无奈，周总理压抑着无奈与愤怒，为即将开始的长征辛勤准备，也为日后反对博古李德、拥戴毛主席出山默默积蓄着能量。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时机水到渠成，周总理不仅全力推举毛主席出山指挥红军，而且从此全心全意地追随一生，两人也配合默契，为中国的崛起夯实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