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杜甫活着时，他的诗无人转发，无人赞赏，甚至无人问津？

潇潇雨

为什么杜甫活着时，他的诗无人转发，无人赞赏，甚至无人问津？                                                                  2025-07-02 10:31                                        

发布于：天津市
   
好的，我帮你把这段文章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改写一遍，并适当增加一些细节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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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诗圣”杜甫在去世前一年发出了一句满含凄凉的感慨：“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残酷而冰冷的现实：杜甫生前，他的诗歌无人传颂，无人赞美，甚至无人真正关心他的作品与思想。
杜甫去世四十三年后，著名大诗人元稹才首次给予他最高的评价：“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杜甫，字子美）。”这成为杜甫首次被广泛认可的顶峰称誉。真正让杜甫跻身诗歌殿堂，是从北宋中期欧阳修等文人推动古文运动之后才开始的。此后，他的诗作被尊称为“诗史”，杜甫本人也被尊为“诗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座永恒的丰碑。
杜甫生前默默无闻，作品无人问津，直到两百多年后才被后人推崇备至。难道杜甫不够优秀？他的诗不够出色？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杜甫之所以被埋没，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流行的文学风格只喜欢歌颂功绩、颂扬盛世，却刻意回避甚至掩盖现实的痛苦与苦难。

那个时代，只讲歌功颂德，刻意掩盖现实的黑暗与苦难，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悲剧的根源不在于杜甫本人，而在于那个扭曲的时代！
公元755年11月，安史之乱爆发。当叛军“安史”部队攻入潼关时，杜甫携家人正身处奉先县。奉先县距潼关极近，局势骤然危急，杜甫被迫带着家人一路向陕北逃难，最终辗转至鄜（fū）州，今陕西延安市以南。
当时的鄜州，正是如今陕西的富县。这个地方在今天仍算不上富裕，杜甫生活的那个时代更是荒凉偏僻，贫瘠难居。杜甫在鄜州的羌村安顿下家人，暂避乱世之苦。
这段时间发生了“辗转蛾眉马前死”的马嵬坡事件，太子李亨成功策划兵变，并在朔方军大本营灵武私自登基，成为唐肃宗。灵武位于今宁夏银川以南，距离长安遥远。杜甫听闻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后，立即启程投奔灵武。然而，在半路上他却被“安史”叛军逮住，带回了长安。那时，唐玄宗携杨贵妃仓皇西逃，甚至文武百官都来不及跟随，许多官员就此滞留长安。
不久，长安被叛军攻陷，许多官员被俘，并被迫接受伪政权的任命。著名诗人王维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逼接受伪职。好在王维留下了“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的诗句，表达了对唐王朝的怀念，后来因此得以减刑。
杜甫当时名声不显，身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叛军虽抓住他，却并未加以特别限制，他在长安还能自由行走，没有遭到软禁。
两年后，唐肃宗政权南迁至凤翔（今凤翔县）。那年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两军对峙的战场，成功投奔凤翔。此举在当时实属罕见，正因如此，他得到朝廷重视，被任命为左拾遗，官职较此前晋升了两级。
“拾遗”这一官职，原本是皇帝为了展示其开明统治而设，意味着皇帝或朝廷在政务中若有疏漏，“拾遗”官可以帮助补缺、提建议。理论上，这是一个好的制度，但大多数皇帝往往只是挂名装门面，并不真心欢迎有人挑刺。唐肃宗亦然。可惜忠诚老实的杜甫没有识破其中的玄机，天真地真心实意为皇帝“拾遗补缺”。

事情起因于房琯，他在与叛军作战中失利，朝廷准备严惩他。杜甫为其辩护，却未明白其中因由：这背后是肃宗新贵与玄宗朝旧臣之间的矛盾。房琯属玄宗朝旧臣，肃宗严惩他实为杀一儆百。
杜甫勇敢为房琯辩护，引起唐肃宗恼怒，遂遣他回鄜州探亲，实则是打发他回家，不再需要他的“拾遗”服务。这件小插曲虽然微不足道，却清晰映射出杜甫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尴尬。
那个时代只爱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坚决回避现实的苦难和痛楚。杜甫不仅不歌颂，反而勇敢揭露现实的痛苦，这无疑是对皇帝和朝廷的“眼药水”，让他们不悦。
因此，杜甫的遭遇与他的诗一样，均被刻意忽视和屏蔽。尽管杜甫与当时许多著名诗人有书信交往，这些交往也多记入了他的诗中，但讽刺的是，没有一位同时代的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杜甫或他的诗。
当时真正赏识杜甫诗歌的人不过三位，且均为文坛边缘人物，这实在令人唏嘘。
不仅如此，杜甫敢于直接揭示社会现实的写作风格，招致了众多同时代人的批评和攻击。虽然后来韩愈讽刺那些批评者为“群儿愚”，但这些批评却对杜甫和他的诗作实施了有形的过滤和屏蔽。
这就是为什么杜甫生前乃至去世数十年，他的诗作无人传唱，无人赞赏，甚至无人问津。
杜甫这种直面现实之痛的写作手法，在当时遭受冷遇和非议，但正是这份真实与深刻，才使他两百多年后终于被推上文学巅峰。自北宋中期以来，杜甫的诗被尊为“诗史”，虽然这一称谓最早由晚唐时期提出。

晚唐孟棨在《本事诗》中首次将杜甫诗称为“诗史”，他指出，杜甫经历了安史乱世的颠沛流离，将那个时代剧变和个人遭遇真实细致地写进诗中，甚至连隐晦的细节也未遗漏，因此可称为“诗史”。
自北宋欧阳修等文人掀起新古文运动以来，称杜甫诗为“诗史”的说法日益广泛被接受。人们认为杜甫“善陈时事”，因此享有“诗史”之美誉。稍晚些时候，北宋学者胡宗愈对“诗史”作了更为详尽解释，他认为杜甫一生的政治行为、个人生活、内心感受以及强烈的是非观念和价值判断，全都融入了诗中。读杜诗，便可洞察杜甫所处的时代。
清代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对杜甫“诗史”之名作了更精准诠释，认为杜甫诗集“一人之性情，三朝之事会寄焉”，即他的喜怒哀乐、忠奸好恶，都浓缩反映了唐玄宗、唐肃宗和唐代宗三朝的国事。

安史之乱给大唐带来灾难性打击，全国人口骤减三分之二，这绝非天灾，而是彻头彻尾的人祸。可见，这场动乱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是毁灭性的灾难，而传统历史文献只能提供冰冷的数字和粗略概述。杜甫的诗，则将灾难的具体细节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
例如，《白马》诗中“丧乱死多门”生动反映了安史之乱造成的巨大死亡惨状，而杜甫的“三吏三别”更具体描绘了百姓遭受的种种非正常死亡。这正是杜甫诗作被誉为“诗史”的根本原因，也是杜甫及其诗歌的伟大之处。
然而，杜甫那种直面现实痛苦的写作风格，在当时并不被欢迎。历经安史之乱创伤的大唐政权，更青睐那些颂扬统治者、粉饰太平的作品，因此注定要排斥和屏蔽杜甫这类直击社会病灶的真实作品。
从杜甫时代算起，至今已近一千三百年，历代王朝更替无数。安史之乱的惨剧虽未再现，但类似“只爱歌功颂德，刻意掩盖现实之痛”的现象却屡见不鲜。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不是杜甫的个人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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