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调人生，灰暗结局：大清首善胡雪岩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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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调人生，灰暗结局：大清首善胡雪岩之死

胡雪岩经营商业的背后是经营权力。

　　作者：雪珥

　　 作为大清国的首富与首善，胡雪岩的崛起与失败都十分迅速，而其个人评价，则留给历史众说纷纭。与胡雪岩个人的宿命相比，我们这个民族似乎也在承受一种宿命：舆论和媒体哄抬“大善人”们时，很少质疑他们行善的银子来路如何、行善的细节尤其是结果如何，听风就是雨，于是总是被忽悠，行善便成为一种最为有效的公关利器，这实在是慈善二字的悲哀。

　　 只要与人分享点滴，即便是盗泉之水，便似乎具备了自我漂白的功能，如此，则天下之水还能有几滴未被盗泉所污？

　　 1883年的冬天，来得比以往更为冷些。

　　 一座巨大的冰山，在这个冬天迅即融化，把严寒传遍了整个大清国。

　　 这座冰山，名叫“胡雪岩”。

　　 自从进入了“改革”的快车道后，大清国就不再缺少有关富豪们的新闻，且大多数都是正面报道。他们的名头也因此传遍这个国家的每个犄角旮旯，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

　　 胡雪岩就是这些偶像中的偶像。

　　 在时人和后人的心目中，他的形象就是大清“首富”——其实无论在官场还是商场，比他更富裕的人多了去了，但他们因为低调而不为人瞩目；他也俨然成为大清“首善”——随着他那家著名的“公关公司”兼药店“胡庆余堂”的家喻户晓，他的名字也成为“大善人”的代称。

　　 然而，就在1883年的冬天，胡雪岩轻轻地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只留下遍地狼藉。

　　作茧自缚

　　 如果这场生丝大战真的拖垮了“胡财神”的资金链，那只能说明，胡雪岩的财富，或许远远没有时人和后人所想象的那么高。

　　 宋代陆游曾有诗云：“人生如春蚕，作茧自缠裹。”胡雪岩读书不多，或许没读过这句诗，但他却正是被“茧”困死的。

　　 胡雪岩的“作茧自缚”，被后世的人们普遍描绘为一场悲壮的民族商业保卫战。据说，胡雪岩痛下本金2000万两，争购并囤积生丝，一是为了解救被洋人们欺压的蚕农，二是要为民族工商业争口气，最后，却因为卑鄙的洋人与同样卑鄙的官府相勾结，导致胡雪岩这位商业民族英雄的梦想被彻底粉碎了。

　　 中国历史惯常以成败论英雄，作为一名彻底失败了的商人，胡雪岩却没有被当做落水狗而痛打，相反却赢得了其崇高的历史地位。搭建起这一历史神龛的最坚实根基，就来自于他的最后一战：与外商之间的生丝战争。

　　 这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悲情故事，但是，激情燃烧过后，我们还是应当从历史的废墟中，冷静地找找看其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胡雪岩究竟动用了多少资金，投入这场生丝大战？

　　 当然，最可靠的应该是胡雪岩本人的财务记录，但是他被抄家后，一切有关他的直接资料几乎丢失殆尽，这导致了史料的极度匮乏。资料的匮乏，令不少后世研究胡雪岩所谓“商道”的人，居然把高阳写的小说作为依据。

　　 有关胡雪岩采购生丝的资金，主要来自民间的野史记载。普遍认为，他为此动用了2000万两资金，《海光》杂志说他“二千万两出，一千二百万两归家”。后世的胡雪岩研究者也普遍采信2000万两投资款。但是，这一数据是相当可疑的，反证的史料相当确凿。

　　 胡雪岩大批囤积生丝，始于1881年6月。胡在当月买进了3000包生丝，到1882年的5月份，他的存货达到8000包，10月份则达到14000包。这一数据，得到英国领事报告的支持。

　　 根据美国学者斯坦利(John C. Stanley)的研究，胡的存货应当是15000包。而根据《申报》(1883年12月9日)的报道，胡在脱手这批生丝时，先将2000包卖给怡和洋行，后又分两次将6000包及7000包卖给天祥洋行，“日内丝已卖完”。据此推算，胡所囤积的生丝亦为15000包。

　　 14000～15000包生丝，对整个中国生丝市场来说，并没有达到可以控制供应的地步。1882年全国的生丝供应，约在50000包，而1883年因减产，也在30000包左右，两年合计约80000包，胡雪岩的存货，约占总量的17.5%，虽然对市场拥有巨大的发言权，能拉高价格，但绝对不可能达到随意操纵价格的程度。

　　 当然，还有其他华商参与胡雪岩的统一行动，但从史料来看，他们的实力并不强。根据怡和洋行的内部通信，在胡雪岩大量售丝后的11月30日，上海其他丝商存丝仅余2500包。

　　 在胡雪岩历时两年多的囤积拉动下，上海的一级生丝价格高涨，到1882年9月，每包生丝已经涨到17先令4便士，超过伦敦交易所的价格16先令3便士，出现严重的倒挂。根据怡和洋行的档案，当胡雪岩在1883年10月9日，将2000包生丝卖给怡和洋行时，每包的定价高达380两；而之后将剩余的生丝卖给天祥洋行时，价格在372.5两，并未下降多少。这是相当重要的信息，足以颠覆学界主流认为胡雪岩被迫低价抛售生丝存货的观点。

　　 野史多说他在生丝生意上损失惨重，《海光》杂志说“二千万两出，一千二百万两归家”，损失就是800万两；清代的《见闻琐录》中也说他损失800万两，而《慎节斋口存》说“折耗至600余万金”。

　　 其实，胡雪岩的生丝存货量按15000包计、每包单价按照被炒高后的市价380两计算，胡雪岩在其中的投资最多无非570万两，这与后世普遍宣称的2000万两投资款，相差甚远，而就算赔光了，也不可能损失600万～800万之巨。在这方面，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估计比较靠谱：“由于金融吃紧， 胡光墉(胡雪岩)不得不抛售手中生丝， 生丝价格于是急剧下落。……胡光墉的损失高达150万两(35万英镑)。”(英国国会文件BBP，China，No.1, 1884) 就是损失只有150万两，一定也是将胡雪岩在上海投资丝厂的建设款项、预付给蚕农的定金等因素都考虑进去。

　　 如果2000万两的投资款属实，则就算按照380两的市场高价，也可以囤积51900包生丝，相当于大清国在1882～1883年两年生丝总产量的65%！显然，这绝不可能。

　　 以此推断，可以大致得出如下结论：

　　 一、胡雪岩在这次生丝大战中，按照其抛售价格算，依然是在高位出手，不可能有大的损失；

　　 二、如果真产生了大的损失，一定是其他环节出了问题，可能是他的资金成本、管理成本过于高昂；

　　 三、如果这场生丝大战真的拖垮了“胡财神”的资金链，那只能说明，胡雪岩的财富，或许远远没有时人和后人所想象的那么高。

　　高举旗帜

　　 胡雪岩成为商界偶像，主要就是其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凭借超级政府公关，而实现了从一无所有到大清首富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有一点大致可以认定：胡雪岩收购生丝所动用的资金，无论是普遍认为的2000万两，还是上文推断的570万两，其财务成本不可能很高。

　　 因为，胡雪岩有着低成本的资金支持，那就是他的阜康钱庄。阜康钱庄中的存款，既有千千万万升斗小民的活命钱，更有不少达官贵人的灰色或者黑色收入。为了结交权贵，胡雪岩有可能以高息支付给这些特殊储户。但是，在阜康钱庄中占据主流的，是暂存于此的国有资金，这些资金的成本是十分低廉的。

　　 这正是胡雪岩被后世津津乐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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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借款”浮报利总表

　　 胡雪岩成为商界偶像，主要就是其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凭借超级政府公关，而实现了从一无所有到大清首富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回报是十分巨大的：除了黄马褂、红顶子等政治荣誉外，政府公款的代理权，成为他获取低成本巨额资金的主要来源。对他来说，不仅“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更为重要的是，这双鞋的主人(政府)根本就不在乎鞋被谁穿了、穿多久、穿多破。

　　 深谙此道的胡雪岩，不仅“穿别人的鞋”，而且还“戴别人的帽”——他把自己的生丝投机生意，包装成为抗击西方经济侵略的经济卫国战争。“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胡雪岩)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外国不能操纵，农民咸赖利之。”(《异辞录》)

　　 其实，长期以来，中国生丝的国际行情，并没有操纵在洋商手上，而是操纵在中国的丝行手中。这些中间商一面压低支付给农民的收购价，一面抬高外贸售价，两头获利。随着19世纪70年代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量蒸汽轮船投入中欧航线，欧洲市场的生丝囤积量大为下降，同时，意大利等地的生丝产量也大幅提高，才导致生丝的定价权转移到买方手中。

　　 胡雪岩将这样一种主要是市场因素造成的定价权转移，归咎于洋商的“经济侵略”，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收购的便利。而在收购过程中，他在江浙两省白道、黑道上的过硬关系，成为其保驾护航的主要法宝，成功地囤积了大量生丝，推高了上海市场的生丝价格。

　　 如果按照胡氏包装上的爱民爱国理由推算，他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将此批生丝全部自己加工，不让老外染指，以“振兴民族工业”，但他似乎并没有足够的生产加工能力；而且，即使全部加工成了丝绸、甚至成衣，也还是要靠国际市场来消化。二是将此批生丝加价后卖给老外，将从外商那里所赚来的钱，分给蚕农们，解决局部地区的“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或者干脆捐给国家——显然，他也并无如此计划。

　　 胡雪岩的囤积，的确令他自己获得了极好的市场谈判地位。外商们愿意加价收购他手中的生丝，根据并不可靠的野史说，这一加价幅度高达800万~1000万两，但距离胡雪岩心目中的价位，还相差200万两，因此胡雪岩没有松口。

　　 怡和洋行的档案表明，在1883年4月、8月，他们两度与胡雪岩接洽购丝，胡不肯让步，“自信心甚强，因为本季丝收极歉”。10月9日胡雪岩才“卖”了2000包给怡和，却不是单纯的销售，而是合伙经营(Joint account)——单价定价380两，但胡只卖一半，保留一半的股权，待这批丝出手后再与怡和洋行平分利润。这当然并非转卖，而是合伙。

　　 更为吊诡的是，11月中旬，胡雪岩欠汇丰银行的一笔10万两到期，宁可续贷，也不愿意卖丝。续贷的10万两，由汇丰银行先交怡和洋行，再由怡和洋行借给胡雪岩，总的年利息为一分(10%)，汇丰得八厘，怡和二厘。这其实是拿2000包生丝的预期收益作为抵押，从怡和洋行融资。这说明，一、胡雪岩的资金周转已经出现问题；二、他对生丝的行情依然看好。至于高调的所谓对抗洋商，则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胡雪岩考量的只是经济利益，与洋人是又对抗又联合，无关民族感情。

　　点金之术

　　 这种高调的背后，如果不是因富而狂，则完全可能是一种包装——其实他并没这么富，却故意显得这么富，以增强市场对他的信心——在当代诸多的融资大案中，我们已经对此类自我包装的“富豪”并不陌生。

　　 如果胡雪岩的生丝投资不到1000万两，而且损失并不很大，却因此拖垮了“胡财神”的资金链，那么，胡雪岩的财富实力绝对值得怀疑。

　　 一般的野史，基本认定胡雪岩的个人财富为2000万两左右，如费行简的《近代名人小传》认为：“(胡雪岩)私财亦二千万。”这一数据，也被当代不少胡雪岩研究者和崇拜者所接受。

　　 根据购买力推算，1两白银约相当于现今的2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胡雪岩的家产总价值约为40亿元人民币。按照2010年胡润百富榜的标准，胡雪岩可以排在344名，只有首富宗庆后800亿元的1/20。这当然离“首富”还很遥远，但“富豪”二字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

　　 最为关键的是，胡雪岩为人极为高调，即便在媒体并不发达的当时，也已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明星级人物。《一叶轩漫笔》说他“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 汪康年的《庄谐选录》说他“富坍封君，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

　　 有关他豪奢的各种段子，一直广为流行。李宝嘉的《南亭笔记》记载，胡雪岩有次经过一家成衣铺，看到有个姑娘倚门而立，颇苗条，就多看了几眼，被姑娘察觉，关门入内。这令胡雪岩大怒，就派人去提亲，要纳之为妾。姑娘的父亲起初不肯，但当胡雪岩的价开到“七千元”(此处应为银元，1银元约相当于0.7两白银)时，就同意了。成亲之夜，胡雪岩送完宾客后，入洞房，“开樽独饮，醉后令女裸卧于床”，并命仆人拿着蜡烛在旁照亮，“回环审视”，然后大笑道：“汝前日不使我看，今竟何如？”笑完就走了。次日，胡雪岩派人告诉新娘：“房中所有悉将去，可改嫁他人。”结果，这个只被看了一夜的姑娘，获得了“二万余金”，“遂成巨富”。

　　 同书也记载说，胡雪岩为了重赏演戏者，“命以筐盛银千两，倾之如雨，数十年来无有能继其后者”，甚至胡家的“司机”(舆夫)，也是“相随既久，亦拥巨资，舆夫有家，兼蓄婢仆，入夜舆夫返，则呼曰‘老爷回来了，快些烧汤洗脚’ ”。

　　 此类传闻，真假并不重要，关键是胡为何如此高调露富，莫非他不知道韬晦藏富之道及枪打出头鸟的风险？这种高调的背后，如果不是因富而狂，则完全可能是一种包装——其实他并没这么富，却故意显得这么富，以增强市场对他的信心——在当代诸多的融资大案中，我们已经对此类自我包装的“富豪”并不陌生。

　　 就算假设胡雪岩的个人财产果然是2000万两，他又是如何挣得的？

　　 这方面的史料，同样极度匮乏，于是，野史中就只好拼命猜想。《异辞录》甚至认为，胡雪岩的第一桶金来自太平天国战乱中操纵银价：“江南大营围寇于金陵，江浙遍处不安，道路阻滞，光墉(胡雪岩)于其间操奇赢，使银价旦夕轻重，遂以致富。”这种“倒汇”行为，当然能赚钱，但不可能致富。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胡雪岩的生意分为两大类，一是“特种”生意，没有特殊关系做不到的，比如为政府采购军火、机器、筹措外资贷款等；二是“正常”生意，比如生丝、大米等大宗商品的倒卖，或者钱庄、当铺等金融行业。这些生意中，唯一能查到足够多确切史料的，是胡雪岩过手的大清国对外借款。

　　 胡雪岩的主要靠山，是左宗棠，胡其实是左的“财政部长”。左宗棠受命西征新疆，因为军费无着落，在胡雪岩的策划下，左宗棠说服了中央，从外资银行贷款，总共借了6次，总额为1595万两，史称“西征借款”，全部由胡雪岩经手。

　　 当时，国际市场上的借款利率，一般为年息三厘(3%)，很少超出五厘(5%)。但是，6笔“西征借款”，最低的年息9.75%，最高的居然达到了18%，超出资本市场行情的2~6倍。这其中，多笔借款并非银行直接贷款，而是由承贷银行发行债券，从包括上海在内的金融市场融资而得。其中一些资金，其实还是中国的“内资”，只是通过外资银行转了一道，银行用自己的信用对债券做了担保，自然要加收部分费用在内。

　　 在西征借款中，外资银行实际收取的年利率为8%~10%，银行在其中的获利空间已经相当大。而报给大清国中央的利率，远比这还要高，这就是胡雪岩在左宗棠默许甚至合伙下所加的“帽子”(浮报)。

　　 根据左宗棠的奏稿，及相关资料，胡雪岩在6次西征借款中的利率浮报情况见下表。

　　 从这份表中可以看出，利率浮报最多时，居然高达本金的10%，比外资银行收取的8%还要高。而浮报利息金额最大的是第四次贷款，虽然年利率只浮报了5%，但因为贷款本金高达500万两、年限高达7年，总的浮报金额高达175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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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诡的是，胡雪岩的这种浮报居然是在左宗棠的保驾护航下半公开进行的。以1877 年的第四次贷款为例，汇丰银行索取的年利率为一分(10%)，左宗棠已经报给了中央，但随后改口，说是月息一分(原折如此，但似乎应是月息一厘1%)、年息一分二厘(12%)，这就多出了2%。随即，左宗棠再度改口，说考虑到外币与银两之间的兑换风险，如果要“包认实银”(借银还银，而非借银还金)，外方还要每月加息，通算下来，月息就成了1.25%，折合年息为15%，如果是闰年的话，年息就是16.25%。而汇丰银行虽然实际收取年息10%，但其发行债券后，实际年息是8 %，银行赚了2个点。8%的高利率，也令这批债券成为金融市场的抢手产品，香港投资人超额认购，认购数超出了配额的17 倍，伦敦市场的配额发行完毕后，没几天就开始猛涨。根据英文的《北华捷报》在1879年2月28日报道说，当年的汇丰银行股东大会上，汇丰董事长坦陈：在损益计算书里，“从1877 年中国借款中所得的好处是很可观的。”2%的毛利空间，足以让规模如此巨大的汇丰银行兴奋，而胡雪岩一口气就赚了5%的净利润，令银行自叹不如。

　　 1879年，时任中国驻英公使的曾纪泽，在日记中痛斥胡雪岩：“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

　　 刘坤一看不下去，曾致书左宗棠说：“此间认借洋款，自不能不照胡道(胡雪岩)办理，以期妥速。然每百万利银至二十四万之多，所耗不赀，我中堂想亦万不得已而偶一为之也。”令刘坤一郁闷的是，左宗棠并非“偶一为之”，而是连借6次，最后两次借款时，新疆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本无必要以如此高的成本获得资金，但还是照借不误。其中内幕，不能不令人遐思无限。

　　 将6次“西征借款”汇总可得，落入胡雪岩个人腰包的浮报利息款高达288.33万两，与外资银行实际收取的总利息748.47万两相比，胡雪岩的所得相当于外资银行所得的38.52%。这实际上是胡雪岩从国库中搜刮而得，而这种“生意”对于胡雪岩来说，简直是无本生意。

　　 胡雪岩在其中还有一笔收入，那就是外资银行支付给他的“佣金”。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这笔佣金可能是外资银行实得利息的1/3，也即249.49万两。如果加上这笔收入，则胡雪岩实际所得为537.82万两，超过外资银行的实得利息498.98万两。

　　 如果只计算胡雪岩浮报所得的利息收入288.33万两，其在胡氏传说中的2000万家产中，就占到了14.42%；如果将胡雪岩完全可能获得的台面上的佣金也加入，则在其家产中，“西征借款”的贡献率高达26.89%。只因手中有权，转转手就能赚到比银行还多的大钱，这是后世绝大多数崇拜者们望尘莫及的。

　　 靠权力吃贷款差额和佣金之外，胡雪岩的另一大支柱产业金融业，其依托的也是权力带来的低成本公款存款。《异辞录》说他“藉官款周转，开设钱庄，其子店遍布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官商寄顿钱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国库收支有时常通有无，颇以为缓急之计。”包括高达1595万两的“西征借款”在内的各种公款，都是从外资银行的账号或者政府的财政账号上，直接划到阜康钱庄，然后由胡雪岩进行调度、分配、使用，其间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腾移挪用，成为胡雪岩低成本甚至免费的资金库。

　　 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说明在胡雪岩的财富中，钱庄生意的贡献率究竟有多大，但可以肯定的是，钱庄是胡雪岩“正常”生意中的支柱产业。此项与外资贷款的差额和佣金结合，基本可以认定，构成胡雪岩财富基础的，其实没有一件是“正常”生意——与其说他经营商业，不如说他经营权力。

　　胡大善人

　　 在那些被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胡氏“商道”中，这种将慈善作为公关手段的做法，是其中重要的法则之一。将慈善作为企业营销的“二奶”，或许正是胡雪岩开创的先河。

　　 胡雪岩在成为大清“首富”的同时，也同样成为大清“首善”，只不过，这两个头衔都是传播学意义上的。

　　 胡雪岩的慈善事业，与他的“商业”一样，可靠的史料并不很多。大致上，他的慈善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在家乡的行善。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杭州受到重创，战后，胡雪岩受命于左宗棠，主持杭州的战后重建，“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阡，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 “尝于冬日施丐，每人棉衣一件又钱二百文，一时托钵之流颂德不置。”这为他在家乡赢得了“胡大善人”的称号，“至于委巷小民，白屋寒士，待胡而举火者，咸颂胡祷胡不置。” (《庄谐选录》)

　　 二是在一些官方行动中，积极捐助。比如，当左宗棠出征陕甘时，他捐赠了“飞轮开花炮”，“精致灵便迥异寻常”；左宗棠出征新疆时，他捐赠了“飞龙夺命丹”等丸散药品；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奉中央命令赈济山东水灾，财政无钱，也是胡雪岩垫付了20万两。在饿死千万人的“丁戊奇荒”期间，胡雪岩积极捐赠，“为陕西捐银5 万两，为河南、山西各捐银1.5 万两，为山东捐银2 万两，制钱3100串，另有新棉衣3 万件，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20 万内外。”(《光绪朝东华录》)左宗棠因此报告中央说：“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察看绅富独力呈捐，无如其多者。”

　　 胡雪岩的这些善举，收益也是很大的。“朝廷有大军旅，各省有大灾荒，(胡雪岩)皆捐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庄谐选录》)胡本人的级别，因此一路上升，直到从二品的“布政使衔”，相当于省部级领导干部。依靠这些“善举”，胡雪岩也为其老母亲赚来了正一品的封典，突破了自己作为捐班出身的品秩限制，“子以母贵”，得以在杭州按照一品级别大建豪宅，与浙江的省级领导们称兄道弟、平起平坐。胡雪岩自己也因“善举”赚到了一件黄马褂，“以小贩贱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越缦堂日记》)攀上了人生的巅峰。这些在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大清国，不仅是巨大的政治荣誉，也是制造财富的资源。

　　 在这两种慈善行为中，第二类其实是完全围绕左宗棠而进行的政治贴金游戏，积极响应、热烈号召、慷慨解囊的背后，只有一个标准：是否有利于左宗棠。这种目标极其明确的政治贴金游戏，也成为胡雪岩收效显著的政治投资行为，几乎每捐一笔，都能成功地转化为政治上的收益。相对来说，第一类在家乡举行的慈善行为，相对功利色彩较少，但时人依然认为这是胡雪岩“时出微利以饵士大夫” (《越缦堂日记》)，这个“饵”字十分精到地描绘了胡雪岩的慈善动机。

　　 胡雪岩的产业之中，有一家大名鼎鼎的胡庆余堂，这成为胡雪岩作为“大善人”的重要证据之一，因其对内要求“戒欺”，对外宣布“真不二价”，并且常对贫民发放免费药品，而被后世奉为慈善的典范。其实，对于任何商业来说，“戒欺”是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至于“真不二价”，这与其说是一种奉献，不如说是一种高明的定价策略。而胡庆余堂为贫民免费发放避瘟丹等常用药，即使在高阳那本将胡雪岩作为英雄来描绘的著名小说中，也承认这无非是一种广告策略而已。

　　 可以肯定的是，胡庆余堂从来都是一个营利机构，而且盈利能力相当不错。即使在胡雪岩败落之后，胡庆余堂的股份被其子孙卖出，新的股东也照样每年为这一“名牌”而给胡家支付红利3000元，成为胡家子孙们一笔重要的“外财”。在胡雪岩的产业链中，没有一项产业如同这家药店一样，不仅成为供应利润乳汁的奶牛，而且还供应着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双丰收。

　　 在那些被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胡氏“商道”中，这种将慈善作为公关手段的做法，是其中重要的法则之一。将慈善作为企业营销的“二奶”，或许正是胡雪岩开创的先河。而那些“胡氏商道”讲师们经常忽略的一点是，胡雪岩更为高明之处在于，他的“慈善二奶”居然还自带嫁妆——善款本身就来自于“特种”经营的收入，而慈善又巩固和加强了“特种”经营。根据左宗棠在为胡雪岩请赏时的说法，胡当时的慈善捐款，累积约为20多万两，如果按照当时普遍流行的民间拆借利率12%计算，仅胡雪岩从“西征借款”中浮冒所得的288万两，每年也能稳得34.56万两的利息，足以冲抵慈善的开支。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循环”“慈善产业”，本小利大，傻瓜也不会放弃，何况胡雪岩如此冰雪聪明的人呢？

　　冰山融化

　　 清查的结果令政府大惊失色：仅北京分号查出的亏欠公私款项，就高达1200万两，胡雪岩居然是个“空心大老倌”。

　　 能捞钱、又能捞名，胡雪岩自然奠定了“首富”和“首善”的地位——尽管只是在大众传播意义上的。因此，当小小的生丝生意扳倒胡雪岩时，不仅舆论愕然，他自己也一时懵懂而不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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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冰山”的融化，是在1883年的冬天，而在这年的10月份，胡雪岩还死死咬住自己的生丝存货，只“卖”给了怡和洋行2000包，还是合伙经营。根据怡和洋行的档案，一个月后，11月29日，胡雪岩将所有的生丝存货卖给英商的天祥洋行(Dodwell & Co)，售价并不低。但是，野史几乎众口一词说他贱卖，如《异辞录》上说：胡雪岩“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而其原因是“在同光时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通译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赀”。显然，在这关键一点上，野史与正史出现了巨大的矛盾。更为吊诡的是，胡雪岩将生丝存货出手后仅两天(12月1日)，他的阜康钱庄就轰然而倒，随后居然拖垮了整个资金链和产业链，闹到了破产抄家的地步。这种时间上的“无缝链接”，自然很容易令人将生丝脱手与阜康倒闭联系在一起。12月6日的《申报》也指出：“有谓其(胡雪岩)丝货亏折者……然丝货业经售出，纵有所折，亦未至若是速也。”也有分析认为，胡雪岩虽然将生丝存货出手，“惟价银恐须陆续收回，一时未悉数到手”。这些分析是十分有道理的，胡的生丝存货虽然脱手，但是货款未必能回收如此之快，如果这种资金的缺口高达上百万，即令胡雪岩果真有2000万的家底，其流动性的匮乏，也足以致命。
      问题恰恰在于：此时的大清国金融市场，银根极为紧缺，流动性全面匮乏。
      1883年对于大清国乃至全球来说，都算得上是个灾年。上一年源自美国铁路投资泡沫破碎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了上海，本土钱庄接连倒闭。这些钱庄资本金极低，依靠山西票号及外资银行的短期拆借运营，谋取暴利。并且，在1882~1883两作为大清国改革开放象征的大型国企，如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等，也纷纷登陆上海股市，令上海股市迅速泡沫化。到1883年9月，大大清国企的泡沫破裂，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这些“牛股”都变身为“熊”，开平股价从260两开始跳水，先是下跌至70两，最终居然跌至29两；招商局也跌至34两。与上年9月相比，这两家公司的市值足足蒸发了87%。而本就超负荷运营的钱庄，此前大量购进了这些，被深度套牢。1883年10月份，谨慎的山西票号与外资银行同时收紧银根，钱庄资金链立即崩断，而此时的胡雪岩还在咬牙坚持，不愿意将生丝存货脱手。在银根收紧、市道萎靡的同时，中国与法国在越南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谣传法国舰队可能会攻击上海，这也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恐慌。而对于胡雪岩来说，当年意大利生丝的大丰收，彻底击碎了他继续囤积生丝的梦想，只能赶紧脱手。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报告说：“(1883年)生丝行情波澜迭起， 六月时预测， 生丝产量要低于常年的平均水平……同时又传闻意大利的生丝生产欠佳， 因而上海市场生丝价格飞涨， 中国商人多从内地出高价收购。但新生丝从中国内地运到上海时， 销路不佳， 又因已证实意大利生丝丰收， 外国商人由此断定生丝的需要量已经足够， 不收买胡光墉手中量达14000包的存货。在三个月之间， 胡光墉不肯降价， 外国商人又观望不买， 以致市面呆滞。”(英国国会文件BBP，China，No.1, 1884)

　　 胡雪岩其实是幸运的，他的生丝成功脱手，损失并不惨重。但是，款项的回收还要一段时间。致命的是，作为左宗棠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在此时被左宗棠的政敌李鸿章牢牢锁定了。李鸿章的助手盛宣怀亲自坐镇上海，组织对胡雪岩的“定点清除”，致命武器就是 “西征借款”中一笔即将到期的还款80万两。

　　 根据“西征借款”的合同规定，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负责接收和管理借款，也负责归还本息。而根据官方的统一安排，“西征借款”由各省分摊还债，各省按期将款项统一汇到上海，由上海市长(“上海道”)汇总后，交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支付给外资银行。

　　 如今，这笔80万两的还款即将到期，各省的解款也都已经到账。但是，关键在于，此时左宗棠虽然是两江总督，但“上海道”邵友濂却是彻头彻尾的李鸿章派系人马。“县官不如现管”，李鸿章、盛宣怀要求邵友濂用各种办法，拖延此笔款项20天。“上海道邵小村(邵友濂)观察，本有应缴西饷，勒之不予，光墉(胡雪岩)迫不可耐” (《异辞录》)这20天，就是盛宣怀发起攻击所需要的时间。

　　 上海道的款项没能及时拨过来，而外债却事关国家体面，一天也不能拖延，根据合同，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便先垫付了80万两，这令胡雪岩的资金链更为紧绷。

　　 掌控着全国电报系统的盛宣怀，对胡雪岩的资金调动情况了若指掌。待80万现银离开胡雪岩的账号，盛宣怀立即大放风声，说是胡雪岩因生丝投机失败，巨亏之下，已经难以为继，鼓动储户们提取存款。

　　 挤兑风潮首先攻击了阜康钱庄在杭州的总部，随即引发雪崩效应，全国各分号都同时受到挤兑。

　　 《申报》将这种挤兑的原因，归咎于胡雪岩处置失当，导致内部资金短缺的问题暴露于世。1883年12月3日的《申报》说：“阜康雪记，巨号也，名埠皆设立庄口，专作汇兑。前日因有解出银数十万两，而本埠近日市面甚紧，一时无从调补，其经事人竞避往宁波，以致合市皆知，不能弥缝，遂也停歇。”而此时的胡雪岩，既不在上海，也不在杭州，而是在宁波设法说服当地的债权人宽容时限。

　　 无论如何，此时“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异辞录》)到了这种时候，就算胡雪岩富可敌国，其许多资产也难以及时变现。身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竭力出手相助，但已经无法控制泛滥的市场恐慌局面。更多的在阜康钱庄存了巨款的高级干部们，此时急红了眼，要求中央干预。中央于是发文：“现在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款及各处存款为数甚钜，该商号江西候补道胡光墉着先革职，即着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各地公私款项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缓不交，即行从严治罪”(《光绪实录》)。

　　 多重打击之下，阜康钱庄各地分号纷纷关闭，“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地所在的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闭歇”(《光绪政要》户部奏折)，而清查的结果令政府大惊失色：仅北京分号查出的亏欠公私款项，就高达1200万两，胡雪岩居然是个“空心大老倌”。

　　 于是，中央下令抄家。当杭州知府吴世荣率领钱塘、仁和两县令，带兵前往胡雪岩的豪宅抄家时，发现其“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人亡财尽，无产可封”。一代巨贾，至此“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前后判若两人”。到了这种地步，户部居然还要将胡雪岩当年因“西征借款”而花费的“行用补水”(公关开支)10万两，从胡雪岩的“备抵产业内迅速变价，照数措齐”。这令左宗棠十分尴尬，因为根据大清国的财务制度，这笔开支可以光明正大地作为正项报销，实际上也已经左宗棠签字，处理完毕的。左宗棠自然要帮胡雪岩、也帮自己顶一顶，但并无效果。不久，左宗棠因病离任，曾国荃代理两江总督，也帮胡雪岩说话，但中央依然不松口，要求从胡雪岩备抵产业的变卖价款中扣出，这令胡雪岩至死还亏欠着公款。待到左宗棠病逝(1885年7月)，户部尚书阎敬铭干脆要求中央将胡雪岩“拿交刑部治罪，以正国法”，并将其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逮捕胡雪岩的命令尚未执行，胡雪岩就在郁闷中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