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有多厉害？毛主席曾亲口说：这是我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

高山

四渡赤水有多厉害？毛主席曾亲口说：这是我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                                                                     2025-09-01 16:20                                        

发布于：天津市
   
    1960年5月，英国著名军事家、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行程中，他与毛泽东长谈战争与战略，毫不吝惜赞誉地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规模与成效足以与世界军事史上任何经典会战相提并论。此言并非外交辞令，而是出于专业判断与敬佩。三大战役组织严密、兵团机动迅捷、后勤保障顽强，堪称近现代战争艺术的集大成之作。

蒙哥马利的评价之所以成立，在于事实本身足以为证。无论从参战兵力、战役幅度，还是从歼敌数量、战略结果来看，三大战役都极为罕见。短短数月，人民解放军连克强敌，累计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瓦解其赖以维系统治的主力骨干。这些决定性胜利为全国解放奠定了坚实根基，也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战略决战的收官阶段。
然而，面对如此宏大的胜绩，毛泽东却淡然一笑，说：三大战役不算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句看似谦抑的回应，实则凸显其对“以少胜多、以机动制优势”的战争观。与对正面大会战的推崇不同，他更看重在极端不利条件下，通过灵活机动与出其不意，实现战略转折的指挥艺术。
“四渡赤水”究竟妙在何处？为何让毛泽东将其视作军事生涯代表作？要理解这场“神来之笔”，就需要回到八十多年前那段刀光剑影的岁月，重新审视这场在绝境中突围、在运动中制胜的经典战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仍面临生死攸关的险局。蒋介石调集湘、川、滇三省兵力及中央军嫡系，合计四十余万，织起严密“天罗地网”。而红军在湘江之役后仅余三万多，武器、弹药、给养损耗巨大，兵员疲惫，装备捉襟见肘。敌强我弱、敌饱我饥的对比几至残酷，可谓一步一步逼向绝境。

处在如此态势下，中央权衡再三，拟北上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求战略空间。但1935年1月28日，土城遭遇战因情报误判、敌情估计偏差，加之兵力编组分散，战事陷入僵持，后续援敌又接连赶到。若恋战不退，极可能陷于合围。危急关头，必须在保全主力与寻机反击之间迅速决断。

毛泽东当机立断，主张放弃既定北渡长江计划，先解危后图进。随后部署主力分三路迂回，从元厚、土城南北地带迅速第一次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开进；少量部队断后阻击，掩护大部转移。夜以继日的紧急机动，使大部队在短时内脱离险境，“四渡赤水”的序幕由此拉开。

首渡赤水的意义，在于把被动局面化作自主机动。毛泽东善于在逆势中寻找变数，通过空间换时间、机动换主动，逼迫强敌在陌生地形与不对称节奏中应战。2月7日，鉴于长江沿线守备骤强，而敌之围追堵截渐成合围态势，中革军委果断调整方向：暂缓北渡，转而在川滇黔结合部寻机扩展，以连续作战胜利打开新局面，争取从黔西向东实现有利发展。
事实很快证明，这一旨在“以机动求主动、以胜战保生存”的方针切中要害。2月9日，红军在扎西会议上通过《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既研判路线与敌情，也着手整编优化队形，压缩后勤负担，提升部队续航。此时各路敌军急趋川滇边界，黔北防务空虚，为红军创造了转守为攻的战机。

毛泽东把握时机，指挥部队突然东向回刺。2月18日至21日，红军自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第二次渡赤水，矛头直指黔北，令敌未及应变。川军自扎西仓促东援，黔军急调兵力至娄山关与桐梓一线，吴奇伟部两师自黔西、贵阳北上，妄图将红军压缩在遵义以北地区。
战局很快反转。2月24日，第一军团克桐梓；继而红五、红九军团于桐梓西北遏制川军南下，为红三军团夺取娄山关赢得窗口。数日苦战，至28日凌晨，红军乘势入遵义，并在忠庄铺一带重创吴奇伟部。短短五日，连夺桐梓、娄山关与遵义，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三千余、缴枪三千余，自长征以来首获大捷，极大鼓舞军心士气。

这场胜利来之不易。二渡赤水后红军前有阻截、后有追兵，机动空间被压缩到极限；土城失利使川滇边境难以立足，几近“腹背受敌”。在这种条件下仍能凌厉反击，既体现了战役指挥的果敢，也展现了“集中优势、各个击破”的运用之妙。娄山关鏖战后，毛泽东写下《忆秦娥·娄山关》，词锋激越，记录了在冰霜晨月与枪号马蹄间奋起再越的豪情。

大捷激怒了蒋介石。3月初，他急飞重庆坐镇，集川黔诸军，图以“南守北攻、碉堡推进”的方式，再度合围遵义、鸭溪地区，意在重演“层层推进、步步为营”的老法。然彼能变，我亦能变。硬拼正面并非上策，唯有继续以机动牵制强敌、以佯实相生迷惑对手，才可能从缝隙中脱身。

3月4日，前敌司令部设于鸭溪，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12日起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统一指挥。彼时红军四向受压，最可行的出路，便是走茅台渡口第三次渡赤水，旋即转战川南。要达此目的，鲁班场这一要隘必须破局。

鲁班场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咽喉。3月15日，红军发起强攻，守军周浑元部凭险固守，并得空军支援，火力密集。五小时激战后，红军歼敌三千余，但正面血战代价不轻。此时毛泽东洞见战略目的已达：重创对手、牵制兵力、掩护主力转移，于是果断下令“止攻即退”，当夜主力抽身指向仁怀、茅台。

出人意料的收兵让守军疑虑更深，龟缩不出三日。等他们回神，红军已第三次渡赤水，重归川南。鲁班场之战并非“必占之地”，其价值在于“示强以惑敌、牵其机动”，逼敌误判红军去向，使其调整部署，从而为随后的第四次渡赤水与南渡乌江开路。

3月16日，红军自茅台渡口三渡赤水，主力就地森沟隐蔽，仅以一团佯向古蔺，营造北渡长江之势。为“做真这出戏”，部队甚至选择白日堂堂渡河、旌旗招展，最大化制造“主力西进”的假象。果不其然，蒋介石再次“随势而行”，令重兵云集宜宾、泸州之间。

见调敌目的既成，毛泽东决意乘合围未闭之际猛然折返。3月21日至22日夜，红军主力闪电式第四次渡赤水，从诸敌之间隙悄然穿行，几近无声无息。此非敌寡智，而是红军节奏变幻莫测、欺敌之术与机动能力远超对手。至此，追剿大军被甩在川南与赤水两岸，难以再形成有力合围。

四渡完成后，为贯彻既定战略，红九军团在长干山、枫香坝等地继续佯动，摆出“北渡长江”的态势，牢牢牵制敌军注意力。与此同时，主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滇军东援。这一步之所以可行，在于先前“回马枪”已打乱敌军判断，使蒋误以为红军仍将再袭遵义，于是亲赴贵阳督战。

红军飞速南下，迅捷渡乌江，锋指贵阳。蒋介石仓促调滇军“护驾”，却不知此为“声东击西”。待滇军大举东进，红军反向以日行百余里的速度直趋云南，凭借机动优势抢占时间差。入滇后，红军又造势“逼昆明”，迫使龙云紧急回抽沿江兵力，腾空金沙江北岸。

事实上，“攻昆明”仍是虚招。借敌防线挪移之机，红军乘金沙江南岸空虚，分路强行军直扑江岸，于5月3日至9日巧渡金沙江，一举冲出四十余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从根本上粉碎了“川黔滇边合围歼灭”的战略设想，完成长征中最关键的一次战略解围与转折。
“四渡赤水”的价值不止在胜与败，更在思想与方法。它是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亦最具艺术性的军事行动之一，从被动求存转为主动求胜，为北上会师赢得了决定性机遇。可以说，没有这场战役的成功，就难有后续战略的顺利展开，其在全局中的分量不言而喻。

胜利的背后，是对“走”“打”“变”“诈”的通盘驾驭：以“走”牵动敌军、创造战机；以“打”挫敌锐气、掩护再“走”；在此过程中“因敌而变”，并辅以恰到好处的“用诈”与佯实相生。毛泽东在极端不利的兵力与后勤条件下，凭借对地形、节奏与人心的把握，在数十万大军缝隙中穿插回旋，持续掌握主动权。
湘江之后，红军仅三万余，对手四十余万。在如此悬殊条件下，且战且行、保存骨干已属艰难，更遑论反向包抄、连续歼击。四渡赤水恰是“以灵胜刚”“以机破势”的极致体现，也说明毛泽东不仅善于指挥大兵团会战，同样擅长在逆境中用最少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略收益。
因此，当蒙哥马利赞誉三大战役时，毛泽东会自谦而笃定地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既是对战役艺术性的认可，也是对中国革命实际国情与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战役期间，毛泽东从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助力者”，到前敌政委，再到“三人团”成员，事实上与名义上都进一步确立了其在党与军队中的核心地位。
今天重温长征与“四渡赤水”，不仅为缅怀先辈功勋，更为激励后来者继承和发扬不畏艰险、善于创造机遇的精神。在纪念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时，我们也由衷致敬这位伟大的军事家与战略家——毛泽东。谨以此文，追思英烈，致敬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