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岁的辛弃疾,赴临安途中,写下一首词,感叹宦海沉浮,其中两句成千古名句!
2026-01-12 18:05
发布于:四川省
公元1178年,南宋淳熙五年。对于整个王朝而言,这似乎是平静的一年,没有烽火狼烟,没有朝堂巨变。然而,对于39岁的辛弃疾来说,这一年却充满了复杂的思绪。在从豫章(今江西南昌)奉调前往临安(今浙江杭州)的途中,这位满怀报国之志的词人,面对着江水的浩渺与官场的未知,写下了一首名为《鹧鸪天·送人》的词。这首词不仅仅是一首送别之作,更是他半生戎马、半生被黜的真实写照,是他对宦海沉浮的深沉感叹。 ![]()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在经历了靖康之耻的剧痛后,似乎逐渐熟稔了与金国划江而治的局面。主战的呼声时而被压制,时而被遗忘。辛弃疾,这位生于金国占领区,年少时便率领义军南归的英雄,胸中燃烧着收复失地的火焰。然而,他的满腔热血与卓越才干,在南宋的官场中却屡屡碰壁。他被视为“归正人”,难以获得朝廷的完全信任,其政治抱负常常被投闲置散的安排所消磨。这次奉调入京,是机遇还是又一次的浮沉,他自己也无法预知。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心境下,他为友人送行,也仿佛在审视自己的前路。 《鹧鸪天·送人》 南宋 · 辛弃疾 唱彻阳关泪未乾。 功名馀事且加餐。 浮天水送无穷树, 带雨云埋一半山。 今古恨,几千般。 只今离合是悲欢。 江头未是风波恶, 别有人间行路难。 这首词,字数不多,却蕴含了无穷的张力。它从一场具体的离别开始,将视野拉向广阔的天地,再从眼前的悲欢,洞穿古今的恨事,最终落脚于一句振聋发聩的慨叹。这不仅是辛弃疾个人的心声,也触动了古代文人内心最深处的那根弦,关于理想与现实,关于自然与人世的永恒命题。 ![]()
阳关唱彻 离别,是古典诗词中一个永恒的主题。自古以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辛弃疾的这首词,开篇便直入离别的场景。 “唱彻阳关泪未乾。”这里的“阳关”,指的是唐代诗人王维的名篇《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首诗后来被谱成乐曲,称为《阳关三叠》,成为送别时反复吟唱的经典曲目。一个“彻”字,写尽了送别宴席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那离别的曲调被一遍又一遍地演唱,直到曲终人散。而“泪未乾”,则以最直白的方式,刻画了离别的伤感。泪水,是分别时最无法抑制的情感流露。辛弃疾没有使用过多华丽的辞藻,只是用近乎白描的手法,便将那份依依不舍、浸满泪水的深情铺陈在读者面前。 然而,辛弃疾之所以为辛弃疾,在于他绝不会仅仅沉溺于个人的悲戚之中。紧接着的一句,“功名馀事且加餐”,便将词的意境陡然一转。面对泪眼婆娑的友人,他没有说些“一路顺风”之类的客套话,而是给予了最真切、最实在的关怀。他说,那些功名利禄不过是身外之事,暂且放在一边吧,眼下最重要的是保重身体,好好吃饭。这句劝慰,看似平淡,实则蕴含着复杂的情感。 一方面,这是对友人的真情关怀,千言万语,不如一句“多吃饭”来得温暖实在。另一方面,这何尝不是他对自己坎坷仕途的一种反思与自嘲?功名,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是恢复中原、报效国家的途径。但现实却是屡遭排挤,壮志难酬。“馀事”二字,看似轻描淡写,却充满了辛酸与无奈。这是一种故作旷达的姿态,是将胸中的块垒与愤懑,暂时压抑下去的自我劝解。 词的上阕后两句,将视线从离别的宴席转向了广阔的江天。“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视线所及,是浩瀚无垠的江水,仿佛与天相接,载着两岸望不到尽头的树木远去。而天空中,带着雨意的乌云,厚重地压下来,将远处的群山遮蔽了一半。这两句写景,堪称神来之笔。它不仅仅是对眼前景色的描摹,更是词人内心情感的投射。|425494.cn/xve。|425494.cn/qge。|425494.cn/phc。|425494.cn/ylx。|425494.cn/hly。|425494.cn/tgx。|425494.cn/etj。|425494.cn/wjg。|425494.cn/fow。|425494.cn/fse。 江水“浮天”,树木“无穷”,展现的是一种宏大而苍茫的景象,象征着前路的漫长与未知。而“带雨”的“云”,将青山“埋”去一半,则渲染出一种压抑、沉郁的氛围。整个画面开阔而又深沉,雄浑中带着一丝阴郁。这壮阔的景象,恰恰反衬出离人的渺小与孤单;这阴沉的色调,也正是词人心中那份对未来的迷惘与忧虑的写照。景与情在此刻完美交融,为下阕更深沉的感慨做足了铺垫。 ![]()
江头风波 如果说词的上阕侧重于离别之情与眼前之景,那么下阕则是将这份情感升华,引向了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考。 “今古恨,几千般。只今离合是悲欢。”词人的思绪从眼前的这场离别,瞬间穿越了时空。他感叹道,从古至今,能让人抱憾终身的事情,何止千万种。难道说,只有我们眼下的离别与重逢,才算是真正的悲伤与欢乐吗?这一问,看似是在宽慰友人,实则是将个人的悲欢离合,置于人类历史长河的宏大背景之下。与那些国破家亡、壮志未酬的千古遗恨相比,一次朋友间的分别,似乎也就算不上什么了。这种写法,极大地扩展了词的意境,体现了辛弃疾作为一位有着宏大抱负的词人,其思想的深度与广度。他思考的,早已超脱了个人的喜怒哀乐。 紧接着,全词的点睛之笔、也是千古传颂的名句轰然登场:“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这两句,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词人说,眼前这江面上的风浪,即便再险恶,也算不得什么。真正难以行走的,是人世间的道路。这句话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完成了从自然之险到人世之险的对比与升华。“江头风波”,是看得见的、可以预见的、能够凭借经验和勇气去克服的自然险阻。而“人间行路”,则指向了更为复杂、更为险恶的社会现实,尤其是那充满倾轧与诡谲的官场。这里的“难”,不仅是旅途的艰辛,更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叵测,是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是忠诚被猜忌、抱负被束缚的痛苦。 对于39岁的辛弃疾而言,这种“行路难”的感受尤为真切。他从金国毅然南归,不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实现恢复中原的伟大理想。他曾上书《美芹十论》,系统地阐述抗金策略,却未被采纳。他也曾建立“飞虎军”,打造了一支精锐之师,却因同僚的猜忌而被调离。他的才华与忠诚,反而成为他仕途不顺的根源。这一次,他奉召前往京城,前路是吉是凶,是升是贬,全然无法预料。 江上的风浪再大,终有风平浪静之时;而人世间的风波,却可能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汹涌,让人防不胜防。这两句词,是辛弃疾对自己半生遭遇的血泪总结,是他对南宋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与无情批判。 ![]()
人生逆旅 辛弃疾在《鹧鸪天》中发出的“人间行路难”的感慨,并非孤例。在中国文学史上,对人生旅途艰辛的咏叹,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早在辛弃疾之前,北宋的另一位文坛巨匠苏轼,也曾对相似的命题做出过深刻的思考。苏轼的思考,为我们理解辛弃疾的悲愤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参照系。 公元1091年,也就是辛弃疾出生前约半个世纪,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为即将远行的老友钱穆父(钱勰)送行,写下了一首《临江仙》。那时的苏轼已经五十五岁,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生死考验和黄州贬谪的岁月磨砺,他对人生的理解,更多了一份超然与豁达。 《临江仙·送钱穆父》 北宋 · 苏轼 一别都门三改火, 天涯踏尽红尘。 依然一笑作春温。 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 送行淡月微云。 尊前不用翠眉颦。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这首词同样是送别之作。上片写与友人的久别重逢。“一别都门三改火”,指的是自京城一别,已经过了三年。三年来,友人“天涯踏尽红尘”,四处奔波,历尽沧桑。然而再次相见,依然是“一笑作春温”,彼此的笑容还是像春天般温暖,情谊未改。苏轼盛赞友人,虽历经风尘,内心却像一口不起波澜的古井,品格节操则如秋天的翠竹一般坚韧。 下片转入送别。面对“孤帆连夜发”的惆怅场景,在“淡月微云”的清冷氛围中,苏轼却劝慰友人,也劝慰自己:“尊前不用翠眉颦。”不必在酒桌前皱起眉头,为这离别而感伤。为何?因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句千古名言,是苏轼人生哲学的集中体现。他认为,人生就像一座旅店,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匆匆路过的行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短暂的旅程,相逢与离别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必过分执着于暂时的得失荣辱。 如果说辛弃疾的“别有人间行路难”是一种激愤的控诉,充满了对现实的抗争和不平,那么苏轼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则是一种超脱的彻悟,充满了与现实和解的智慧。辛弃疾的“难”,难在人心险恶,理想难伸,他的目光聚焦于人世间的“不公”。而苏轼的“逆旅”,则将人生的本质定义为一场孤独而短暂的旅行,他的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宇宙时空,从而消解了个体遭际的痛苦。 这种差异,源于两人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与性格。辛弃疾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战士,他的底色是抗争与进取。而苏轼,虽同样有政治抱负,但其天性中更多的是一份文人的潇洒与旷达。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后,他更多地从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中寻求精神的慰藉与解脱。一个是“看试手,补天裂”的执着,一个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随缘。两种境界,无分高下,却共同构成了中国文人面对困境时最典型的两种精神姿态。辛弃疾的感慨让我们感到悲壮,而苏轼的哲思则让我们获得平静。 ![]()
人情反覆 辛弃疾那句“别有人间行路难”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数百年后,明代的一位学者型官员丘浚,在他的作品中,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更为直白和精炼的阐发。丘浚的诗作,可以看作是对辛弃疾感慨的一次深刻回响与注解。 丘浚,是明代中期的名臣,官至内阁首辅,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有一首以“集句”形式写成的《行路难》,极具特色。“集句”是一种特殊的诗歌体裁,指引用前人的现成诗句,重新组合成一首新的诗篇。这种创作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与前人对话的形式。 《行路难(集句)》 明 · 丘浚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蜀道易,易于履平地。 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 只在人情反覆间。 这首短小的诗篇,前两句化用了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难》。李白曾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来极言入蜀之路的艰险。丘浚在这里却巧妙地进行了反转,先说蜀道难,又说蜀道易。这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其实是为了引出最后的核心观点做铺垫。自然界中的道路,无论多么艰难险阻,比如那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总有办法可以克服,甚至可以变得像走在平地上一样容易。这暗示着物理世界的困难,终究是有限的,是有形的。 而全诗的重心,落在了最后两句:“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 这可以说是对辛弃疾“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最直接、最透彻的解读。丘浚明确地指出,人生道路上真正的艰难,不在于江河的汹涌,也不在于山峦的险峻,而在于人心的变幻莫测、人情的反复无常。“人情反覆”,这四个字精准地抓住了“人间行路难”的根源。 相比于辛弃疾词中景与情的交融、含蓄与激愤的并存,丘浚的诗则更加像一则醒世格言。他剥离了所有景物描写的铺垫,也省略了个人情感的抒发,直接将那个残酷的社会真理赤裸裸地揭示出来。如果说辛弃疾的词是饱含血泪的艺术控诉,那么丘浚的诗就是冷静深刻的哲理总结。 从辛弃疾到丘浚,我们可以看到“行路难”这一文学意象的演变。它从李白笔下具体的“蜀道难”,到辛弃疾笔下与“江头风波”相对的“人间行路难”,再到丘浚笔下被明确定义为“人情反覆间”,其内涵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指向社会的本质。这不仅仅是文学主题的传承,更是历代文人对社会与人性洞察不断深化的体现。|800914.cn/dem。|800914.cn/nzr。|800914.cn/erh。|800914.cn/yue。|800914.cn/qnl。|800914.cn/pgd。|800914.cn/dfj。|800914.cn/iot。|800914.cn/hpg。|800914.cn/lse。丘浚的诗,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了辛弃疾当年在江边送别友人时,心中那份难以言说的悲愤与无奈,究竟指向何方。 ![]()
千古回响 从南宋的辛弃疾,到北宋的苏轼,再到明代的丘浚,三位不同时代的文人,围绕着“行路”这一共同的意象,发出了属于他们各自时代,却又彼此呼应的感慨。他们的诗词,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长河,映照出中国知识分子在漫长历史中普遍的心路历程。 “行路难”的主题,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共鸣,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无论是辛弃疾渴望“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报国之志,还是苏轼“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亦或是丘浚作为一代名相经世济民的理想,他们在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上,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充满复杂变量的“人间”。这个“人间”,充满了权力斗争、利益纠葛和人情冷暖,它远比自然界的任何险阻都更难预测,也更难逾越。 辛弃疾的悲愤,是战士的悲愤。他看到了收复失地的可能,也拥有实现这一目标的才能,但偏安一隅的朝廷和猜忌排挤的同僚,却构成了他无法冲破的壁垒。“别有人间行路难”是他用尽全力却无法施展的痛苦呐喊,这声呐喊中充满了不甘与控诉。 苏轼的旷达,是智者的旷达。在经历了宦海的惊涛骇浪之后,他选择了一种更为超然的姿态。他并非没有痛苦,而是选择用一种更宏大的宇宙观来审视和消解这种痛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是他为自己找到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园安放了他颠沛流离的身体和饱受创伤的灵魂。他的哲思,为后世无数在逆境中挣扎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自我和解的可能。 丘浚的精炼,是学者的精炼。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用高度凝练的语言,为这一普遍困境下了一个精准的定义——“人情反覆间”。他的诗,精准地剖析了“行路难”的病灶所在。它不再仅仅是个人的感慨,而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学论断。 结语 公元1178年的那个春天,站在江边的辛弃疾,或许不会想到,他为友人写下的这首送别词,竟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起如此深远的回响。他将自己满腔的悲愤与无奈,熔铸进了“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这两句词中。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命运的慨叹,更是对一个时代、一种困境的深刻揭示。 这两句词与苏轼“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旷达哲思形成对照,共同展现了古代文人面对人生困境的两种不同心境。它又在数百年后,被丘浚精炼为“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的警世恒言。 辛弃疾的这首《鹧鸪天》,以其无比的真诚与深刻,触动了我们内心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地方。它让我们明白,前行之路总有坎坷,而最难逾越的,往往是人心的沟壑。这,或许就是它能够成为千古名句,至今仍被人们反复吟诵、引为知己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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