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862685448 于 2014-4-27 08:09 编辑
冀 东 三 县 觅 学 求 ——记述解放前后报考昌滦乐初级中学的曲折历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连续几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热辽”子弟兵以猛烈炮火攻打乐亭县城，21日凌晨，城内日军与所有伪官警宪由海口逃往唐山，乐亭军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乐亭境内重新划区，我家所在地夏庄老母庙村划归八区管辖，区公所设在会里。刚刚摆脱日伪铁蹄蹂躏的劳苦大众，在共产党民主政府领导下，清算恶霸地主，查黑地，减租减息，开展“国大代表”选举，县境城乡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但好景不长，1946年秋冬，国民党纠集日伪时期军警改编的部队和还乡团，分别从唐山、滦县、昌黎三路进攻乐亭，并分兵驻守县城和四镇，建立国民党地方政权。在国民党统治期间，我就读的毛庄小学，公开受制于国民党，但同时又接受八路军民主政府的指导。1947年夏，我读完小学，到了应该上中学的时刻。本来，由小学升入初中并不十分困难，但因时局变幻和入学条件所限，这一看似简单平坦之路，我却走了两年半……
录取国民党县中没念成 乐亭县的公办中学始建于1923年，1930年民办进修中学招生；“卢沟桥事变”后的1938年，日伪政府开办乐亭县立中学；日本投降后，活动办学在沿海游击区的“抗日中学”迁回乐亭县城；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在城内再办县立中学。是年夏，我小学毕业就是报考的这所国民党中学。一来是解放初期报考县立中学的人数不多，二来是毛庄小学的教学质量较好，所以一试就被录取。 由于国民党县中主管人员贪得无厌，录取新生当时就要求缴纳入学保障金。那个时代，国统区流行的货币是法币、关金、金圆券；而解放区流通的则是“边币”（由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票面印有“冀热辽”字样的纸币）。国民党的县立中学当然不能收“边币”，但是收“法币”又害怕迅速贬值而吃亏，故一律收缴“袁大头”（一种铸有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头像的银币，俗称银元、银洋、银钱、大洋等）3块。家里变卖粮食换取银元，交上了入学保障金，我就在家等候开学报到了。 1947年秋，解放战争发生了根本转变，全国性战略反攻开始，驻冀东13军分区解放军13旅回到北宁线路南，积极配合“昌滦乐”各部队作战。为了切断乐亭县城国民党占领军与铁路沿线据点的联系，乐亭八区军民沿滦河左岸挖封锁沟几十里长，部署民兵，埋设地雷，封锁驻守昌黎的国民党政府军队的进犯。不久，乐亭县委发动全县人民，一夜之间围县城挖封锁沟一道，切断了县城敌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接着，又相继拔除了乐亭境内“四镇”和汀流河刘石各庄的敌人据点。12月12日，盘踞在县城的国民党军逃往滦县，乐亭县全境解放。至此，暑期交了三块银元的国民党县立中学寿终正寝，我的第一次中学梦也就此告吹。 国民党逃往滦县后，中共乐亭县委召开县、区、村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上级土地会议精神，部署平分土地工作。中学没有念成，但是自抗日战争时期就担任的村儿童团团长职务，尚未撤销。故依旧参加站岗放哨、传书送信，并连续多日顶替李氏家族各房，在村公所守夜执勤。 1947年底，村里成立了“贫农团”，负责组织平分土地，査没并分配地主富农浮财。大约一两个月的时光，土地平分完毕，査没地主富农的财物，按分配名单依次分发给贫雇农。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房子和衣物，欢天喜地，万分感谢八路军和共产党，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很快掀起参军参战高潮。 我家是乐邑东乡富裕大户聚源堂长房长孙，祖父辈占据全村最好的三座庄园。早在土改之前，父亲一辈兄弟三人已经分家另过，虽然占有的土地、房屋有限，但仍按当时土改政策依照未分家前的经济状况，划定为地主成分。原有多余的土地和房屋，被贫民团没收再分配给无地无房或少地少房的农民。由于当时父亲仍然在关外经商未归，家里就我一个男丁，土改平分后就成了顶门立户、自食其力的自耕农。
考入乐亭县中政审落榜 1948年春，土改后的第一个春耕，是与临时搭建的“互助组”一副犁杖种地。种地时的一套人马，“扶犁”的是我家三叔，“点种”的是同姓春玉二大伯，“滤粪”（施肥）的是对门儿贫农子弟周继新，牵牲口的是我；年过花甲的祖父，跟在犁杖和点种人之后“踩格子”（用脚将刚刚播下的种子与犁过的土壤踩实，防止疏松的土壤因空气流通而失水，又利于种子与潮湿的土壤密接从中吸收水分，迅速发芽出苗）。 上世纪40年代末，滦河流域春天的沙尘暴几乎连续不断，经常刮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春耕季节一副犁杖一挂车，早饭后下地，太阳落山才能回家，中午饭都是由家人做好后送到地里。每当送饭的挑担到达，种地一伙人方才停下犁杖，凑到大车跟前，迎风面用专门预置的秫秸（高粱杆）帘子竖起来挡风。牲口卸套喂草填料，众人围着饭挑子席地而坐，主食大都是黄米或秫米小豆干饭，副食只有咸菜丁拌黄豆芽、白菜汤，稍好一点的再加一碗咸芥菜缨炖豆腐。七八级的阵风吹过，沙石打得秫秸帘子噼啪作响，碗里饭菜上落一层沙土，又累又饿的农民照样吃得蛮香。 当年，我家分得的土地中，没有前一年播种的冬麦，因此麦收季节家里没有麦子可收，我和母亲特意过二滦河去姥姥家，帮助舅舅、舅妈收获小麦。冀东地区收获小麦的方式——拔麦子，不用镰刀收割，而是双手紧握麦秆，连同小麦的根须全部从土中拔出来，摆放整齐再“挽要儿”打捆，运回场院后切断麦穗，摊在场院晾晒碾压脱粒。因为收麦期正是“夏至”到“小暑”季节，烈日当空，大气如蒸。天旱地干，要将小麦连根拔起，需要花费较大力气，再加之拔起麦子后，还要在脚上用力甩掉小麦根部的泥土，泥土粘在脸上、身上和汗水混合，让人抬不起头，睁不开眼，直不起腰，不一会儿手上就起了血泡。 麦收过后，母亲回家料理家务，我就留在姥姥家跟随大舅，赶毛驴走集市——姜各庄、胡坨、会里，批发买卖虾皮、海米等半干海货，赚取差价。到了秋后，舅舅家制备一盘石磨，开始经营磨制面粉的生意，周围农民携带自产小麦前来按比例换取面粉。这段时间我在工作之余，坚持阅读舅舅（当时担任吝家营村农委会委员）带回家的《冀热辽边区时报》，报纸是用粗制的毛边纸“石印”而成，八裁大小四个版面，除主要刊载新闻报道、战事消息、政策法规等内容外，还不时刊载一些通讯、诗歌、故事、拉场戏等文艺副刊。具有高小文化在县域农村就算是小知识分子了，历时大约半年时间坚持阅读报纸，对我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都有很大帮助。 1949年初，分散在海滨各地的抗日中学师生返回县城，与进修、育英民办中学合并，创办正规的普通中学，改校名为“冀东三中”，开始春季招收新生。由于战争和时局巨变而停学一年多的我，听说县城中学招考，几乎没经过准备就直接前往应试。第一榜按考试成绩录取，分数比较靠前故榜上有名；待到过完春节再去看第二榜，竟高兴而去败兴而归。原来二榜是政治审查，地主兼资本家的成分理所当然应该排在贫雇农之后。
考取滦县中学没去报道 1949年夏，获悉河北滦中招收秋季始业的新生，我与隔壁同年同班的李锋，结伴步行70里去滦州应考。当年，滦中招收新生100名，考试第二天发榜，按成绩排列次序，我的名字排在正数第八位，李锋排名46，同是毛庄小学考生李增奎排在84位。一所普通小学校毕业生赴邻县应考，录取人数竟占全部新生百分之三。滦县中学录取新生只看考分排序没有政审，心中非常高兴。当即返回家中筹备有关上学的事宜。 土地改革之后，家中收入仅靠口粮田维持生计，要外出上中学，既减少家里劳动力又要支付学费和伙食费用，当然有畏难情绪。隔壁同时考入滦中的李锋，他三哥李铸与滦中时任校长——刘清波曾经同期在乐亭“抗日中学”共事，李锋想让三哥给刘清波写信，请刘校长关照免收学费。我和母亲得知此事后曾专程过门与李峰父母商量，可否也让我享受同样待遇，对方亦口头答应。到了开学日期，我与李锋二人带着三哥的介绍信，再次顺滦乐公路步行去滦中试探。 两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子，求学心盛，足登家庭自制千层底布鞋，肩背母亲烙制够吃三天的干粮，一路上紧走慢赶，只顾低头闷想“不远百里觅学求”之心事，也无暇观察路边的风光景物。途径滦乐旅途之间重镇汀流河，搭乘横渡大滦河的木船，进入滦县境内后再过长凝、马城，于傍晚时分到达滦州旧城。因学校已经下班，当天不能面见校长，只好临时住在滦中为新生准备的宿舍。没带行李且未履行报道手续，故我与李锋自找尚未有人占用的空铺位，囫囵个儿躺下休息。 第二天在滦中校园从东门进校，由北向南逐层查找，终于在一排房屋内找到校长办公室，我俩小心翼翼进门鞠躬，递上三哥的书信。刘清波校长看过书信之后告诉我们：家庭困难可以申请助学金，但是必须先行报到并缴纳学费，待正式上课后，再按学校规定的章程通过申报评定，最后确定是否享受助学金待遇。 这一天，我俩得到刘校长的回应，尚有空余时间。于是，两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开始浏览滦中校园，欣赏上届学生排练“迎新晚会”节目，上街观看滦州县城的街道店铺，特别对城市夜晚各式各样的电灯深感兴趣。在远比乐亭县城亮堂的学生用品商店里，花掉身上仅存的几角零用钱，买了一只最便宜的自来水钢笔。因为当初祖父曾提早预备了一只金笔，说是孙辈谁先考上中学就奖励谁。今天我考上中学了，而那只金笔却早已为统一阵线做贡献，被民主政府八区助理的警卫员张志华讨要去了。只好自费添置一只，也算是考入滦中的纪念吧。当晚，再次平躺在仅有草垫子的空铺上，咬几口自带的烙饼，喝两口凉水，很快就进入了异乡的梦境。 从滦县回到家中，几经与家人盘算，我和李锋都没有勇气，重新携带行李和学费再到滦中去报道上学。这一年滦河再次暴发洪灾，矮棵豆类作物全部被湮没，玉米田凡是洪水淹到穗部的，玉米果穗即很快腐烂，只有“铁杆庄稼”——高粱，虽然也因根部积水根系窒息而减产，但是还可以收获一把“瞎高粱”，只是苦了下地收秋的农民。眼看过了中秋节，田地里淤泥尚有一尺来深，幸好我有一双二奶奶赠送的“水袜子”，就是用几层家织土布实纳帮缝制的连体鞋袜，终日站在泥水中收割东倒西歪的残禾。 大概过了以两个月的光景，听说李锋已经独自前往滦中上学，我和母亲也曾到他家打探，终无令人满意的消息。我的第二次中考也就再次终结。。
再考昌黎中学如愿以偿 正当一年两次中考未果而无限怅惘之际，幸喜得到父亲在外经商不利而欲还乡的消息。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父亲在京东汀流河刘家开设的“益发银行”长春总行，任下属部门经理。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统区益发银行各地的分支机构相继关张，长春总行尚能开门营业。到了1948年，长春市被解放军围困，国民党困兽犹斗，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益发银行总行也被迫废业。待到实在无法维持生计的时候，父亲只好随长春难民混出层层关卡，千里跋涉靠沿途讨要为生逃到天津。平津战役结束天津解放，“益发银行”倒闭，父亲在市郊与朋友合伙经营炼油生意。得知家乡土改过后生活安定，方给家中通信。一旦知道确切地址，母亲携带年幼的妹妹，随本村周继武二叔家眷赶往天津。在当时就读天津工学院的六叔引导下，找到了已经由白领商贾落魄到小本经营的父亲。盘桓数日处理完生意分割，父亲便随母亲回到老家。 父亲弃商回家务农，缓和了家里的生活困境，增添了家人团聚和谐融洽的氛围，也大大减轻了我协助母亲支撑门户的压力。父亲知道爷爷预留的金笔已经不在，特意为我带回一只派克金笔，还添置了上学穿用的制服衣裤和崭新的回力球鞋；但对我考取中学遭遇的不幸甚为遗憾。暂时无计可施，只好仍然去毛庄小学复读。复读期间，在校长李铸、班主任陈历农老师的鼓励下，任“毛小”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大队长，佩戴“白底三道红杠”的臂章。课程学习亦取得了乐亭县八区联考第一名的好成绩。 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之后，得知昌黎中学1949年冬季招生的消息。在复读小学老师的启发下，我又重整旗鼓决定前往与乐亭、滦县三足鼎立的昌黎应考。在一个晨曦微露的黎明，下玄月已经升至中天，迎着凌厉的寒风，在父亲步行陪同下去乐亭县城，花七八角钱买票搭乘敞篷卡车。由于能源汽油紧张，汽车上安装一座烧炭的小锅炉，靠其动力推动汽车前进。敞篷汽车艰难地在几经战乱严重破坏的公路上颠簸爬行，驶过已经结冰封冻的东滦河，在晌午之前到达昌黎车站。 交过报名费之后，被学校安排在学生宿舍住宿，两间用木板搭制的对面通铺，进门处生一座煤火炉取暖。每个考生只带一条薄被很难连铺带盖，幸好巧遇同是毛庄小学同班毕业生后庞河崔庆有也来应考，我和崔君合伙睡在一起，有铺有盖还能相互取暖。考试科目和试题都很简单，凭着多次应试经验，不慌不忙交卷。终于，继冀东三中、河北滦中之后，再次考取昌黎中学。 昌黎县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北枕碣石山，东临渤海，西南挟滦河，是久负盛名的花果之乡。当时的县城四座城门和门外的瓮城还在，四门交叉点是县城钟鼓楼，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贯通全城。南大街中段有一东西横巷，东侧是县文化馆，西侧是当时唐山专员公署，坐北向南的昌黎中学就与专员公署为邻。 到了开学日期，已经是1950年的2月。要离开家乡去百里开外的地方上中学了，父亲和母亲筹备行李，凑齐几块钱的学费和充作伙食费用的40斤小米，还有外祖父早年闯关东时应用的老式红漆箱包和蒲草床垫，搭乘双套鉄瓦大车，花费大半天时间赶到了昌黎中学。父亲帮我拎提包我自背行囊，心情忐忑又无限激动地走进校门，在教导处报到，然后安置住宿。不几日就分班上课了。 通观昌黎中学的校舍环境，远不如乐亭中学和滦县中学；与后来见到的昌黎汇文中学相比，更更是相差甚远。但是，也有人评价昌黎中学的师资水平略高。孰好孰坏，无从计较，好在几经挫折与拼搏，终于寻觅到一处能有助学金和奖学金维持读书的学习场所，也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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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7 07: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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