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好兄弟，一对大文豪 ——苏轼与苏辙

海燕00

两个好兄弟，一对大文豪
               ——苏轼与苏辙 一

在中国的历史上，很难找到如同苏轼与苏辙这样一对兄弟：两个人都早早成名，名扬天下，各自在仕途上、在文学的创作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兄弟两人一生又十分和睦团结，从没闹过什么纷争。中国历史上有些兄弟都很有名，比如班固与班超，那是在各自不同岗位上显现出不同的能耐，而非有相似的经历与业绩；鲁迅与他弟弟周作人，尽管从事的行当相似，年轻时关系也很好，并都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赢得很大的名头，造成很大的影响，可遗憾的是这哥俩后来竟然分道扬镳，彼此视为仇人，再没有往来过。而更多的兄弟，比如皇家那些子弟们，则是为了权力而相互残斗，没有半点友情可谈。苏氏兄弟，是人间的一个奇迹，一段佳话，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也是所有兄弟们的永远榜样。
苏轼与苏辙虽是一对好兄弟，也都是极为成功的人，但在性格上却有着极大的不同。哥哥苏轼是那种热情奔放的人，他直率豪爽大气，对人对事没有心机，看到不好的不对的事情就不管什么后果地说出来，他曾对弟弟苏辙说：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什么事情不对，就象在饭菜里面找到了苍蝇一样，非有唾弃不可。而苏辙则沉静稳健，处事周到，为人慎重，他也曾告诉哥哥：你要了解你说话的地方，有的人你可以与之推心致腹，而有些人则不可以的。从行事的方式与为人的性格上看，苏轼更像是弟弟，而老练深沉的苏辙倒是像哥哥。然而，不管是直露的哥哥，还是隐忍的弟弟，他们都不是那种在官场上刻意追求的人，他们都有自己做人的准则，都有极高的修养，都是坦荡的君子，都值得人们钦佩。当然，在这两兄弟中，哥哥的成就与名气更大一些，他对后世人们的影响自然也就远远超过了弟弟，所以我对这两兄弟的描写就会更多偏重于苏轼。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后来人们多称之为东坡；苏辙，字子由，兄弟两人只差两岁。为何给两个儿子起了与车有关的名字？苏洵在《名二子说》一文中说：车轮、车辐、车盖、车轸，对车都有重要的作用，设在车前供人凭倚的轼，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可是假若去掉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不是一部完美的车子。轼呀，我担心你只注意外在文采；而天下的车凡经过一地，都会留下痕迹，人们讲车的功用时却没有辙的份儿。虽这样，便车翻马死，祸患不会波及到辙。看来这个辙在祸福之间善于自处。辙呀，我知道避祸趋福之道了！苏洵为儿子所取名表明他的人生态度，希望两个儿子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够低调做人行事，以此得以自保，这是很有深意的。

二


苏家位于四川的眉山，那里距著名的乐山大佛所在地很近。东坡的爷爷显然是当地的一个能人，以中国1949年之后的阶级成份划分，他家肯定是地主，而且是大地主，据林语堂《苏东坡传》中所说，苏家最多时谷仓里有三四万石粮食，遇到灾荒年，东坡的爷爷就先把家里的粮食散发给近族近亲，然而再送些给其妻家的人，再后是给家里的佃户，最后是给同村的无粮的贫民。东坡的爷爷身材高大，为人精明，但极喜欢喝酒，由于衣食无忧，这老爷子时常手提一樽酒，与亲朋好友在青草地上席地而坐大喝不止，一边痛饮，一边高声谈论，纵情大笑。从性格上看，东坡更像他的爷爷而不像他的父亲苏洵，因为苏洵是一个怪人，沉默寡言，行事古怪，令人捉摸不透，喜怒无常，这一点与东坡完全不同。
苏洵年轻时候并不是一个愿意读书的人，对功名也没有太大的奢望，可是在他27岁那年，也不知是那一根筋忽地开窍了，他感到应当学习学习了，应当有所作为了，这就必须要埋头读书，以期将来有机会去考取个什么进士或更高层面的功名了，至少还可给两个儿子当一下家庭老师，能辅导他们读书学习。所以，从那时起，这个号称老泉的地主儿子开始发愤攻读，一头扎进书本里。苏洵显然是一个有天分的人，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一经开始接触书本，再也没有放下，他手不释卷，好学不止，后终有大成，在宋代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文名大噪，与其两个儿子一同成为唐宋八大散文家。而他的故事，后来也被编进了《三字经》里面，以此激励那些读书人。
苏洵在老家独自发愤学习，并卓有成效后，就自然担负起教育两个儿子的责任，而那两个他为之起名与车上的物件有关的孩子也确实是聪明过人，他们在父亲的引领与培养下，进步神速，各自都有非凡的悟性与超乎常人的记忆力以及好学不倦的精神，中国的古典文化、特别是四书五经那是他们畅游的海洋，轼与辙在那样的大海里轻松自如的纵情游览，知识的累积飞快地增长，写作水平也很快与其父亲不相上下。眉山之下苏家这父子三人，都在默默而兴奋地储蓄着向上向前奋飞的能量，他们不会满足于一生都待在那个虽风光如画、可毕竟还是十分偏远的老家，他们决心在时机成熟之后走出大山，越过长河，奔赴位于开封的都城，那里有他们的梦想，他们明白也只有到了那个繁华的地方，才有可能干出一番轰烈的事业，实现其修齐治平之远大抱负。

三

1057年，那是宋仁宗统治时期，虚岁21与19的苏氏兄弟在他们的父亲带领下，一起到了都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这第一次从四川大山深处走出，他们没有走水路，而是翻山越岭走的陆路，很难想象在一千多年前那样的交通条件下，他们是经过了怎样的艰难险阻才最后到达了大宋王朝的首都。苏洵年岁已大，况且他也很自负，不屑于同小辈们一起参加考试，他是想走一条绝径，希望得到朝中那些德高望重者的举荐而弄个一官半职的。事实上他也在做着那方面的工作，在去开封前他就结识了在四川当大官的张方平，并与之成为很好的朋友，张曾想让苏老泉到成都书院任教，可这老泉抱负很大，其志不在小也，他还是想着到更大的地方做更大的事情。为此，张方平还专门给欧阳修写过一封信，介绍了苏洵的情况，说他文才不错，且很有谋略，是个人才，可以重用。苏洵的另一个姓雷的友人又给著名诗人梅尧臣写了推荐信，称苏有“王佐之才”。这些朋友的推举后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关键还在于苏老泉这人的确有些道道。
苏洵自己无意应试，他把科考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他相信经过长期的苦学准备，加上天资超绝，他的两个儿子不会让他失望。果然，就在这一年，苏氏兄弟双双中榜，同为当朝进士，这一喜讯立刻传遍了都城各个角落，也迅速传回了四川老家，甚至全国各地的读书人也都有所耳闻。
那一年的主考官是以天才闻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他在批阅作文卷子时如同现在高考一样，只可看到文章，而不知道作者的姓名。当欧阳老先生读到那篇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大作时，拍案称奇，爱不释手，他以为这篇大作肯定是他的学生兼朋友曾巩所写，为了避嫌，他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违心地改为第二名。当然，后来一切真相都浮之水面，欧阳修知道那篇大作不是曾巩所作，而是一个来自四川的青年，他的名字叫苏轼。
后来苏轼很尊重欧阳修，经常写信给他请教一些问题，每得来信，欧阳先生都极为兴奋，他曾对人说：读苏子瞻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这是他的高风亮节，也是他的眼光远大，换言之，即使他不主动退让，以苏东坡的才华也会出人头地的。其实，欧阳修很明白这一点，他回到家中对他儿子说：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了。这话对他而言是欣喜，也是无奈。
年轻时的苏东坡有着不拘小节，敢于大胆行事的性格特质，在“高考”作文卷子里，他竟然编造了一个没有人能看出破绽的典故来。事隔多时，大诗人梅尧臣不问苏轼：“你的卷子里面写道：“‘当尧之时，臬陶为士，将杀人。臬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个典故到底出于何处？为何老夫不知？”面对这位老先生的询问，苏东坡坦诚承认是他自己当时在考场上的自撰。听到是苏轼自编的故事，梅大惊，可东坡却道：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之中事耳。他的意思是尧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当然不会轻意杀人了。
与哥哥相比，弟弟苏辙低调得很，他的作文写了什么，也没有人去研究关注，但当时年仅19岁的他能同哥哥一起考上进士，这本身就表明他的才华肯定是超众的，他的文章也自是出色的。

四

苏氏兄弟中举后，就开始了各自漫长的官场生涯，苏轼因其性格所致，一生之经历比之弟弟更曲折更艰辛，他先后在现在陕西、杭州（前后两次）、山东诸城、江苏徐州、湖北黄冈、山东蓬莱、河南颍州、江苏扬州、广东惠州等地为官，晚年时还被贬到海南岛去。他长年漂泊在外，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各地。苏辙因其沉稳的行事方式与做人的精明，虽然也多次被外派到地方上任职，但他在都城的时间比哥哥的要长得多。
苏氏父子在开封待了两年多，东坡的母亲在老家病故，这样父子三人就只好暂时停下所有的事情，在回老家奔丧。回到家乡处理好一切后事，几个月后他们又要赶回都城，但这一次东坡与弟弟都各自带着他们赶考前就结婚的妻子，并且雇了船只走了水路，沿长江东去，在三峡那里经受了水流的考验，路上行走了很长时间，饱览了长江沿途的奇异风光，兄弟俩都写了许多诗篇。
苏家在开封府购置了房屋，相聚一起，其乐无穷，但很快苏轼就被派往凤翔、也就是现在的陕西任职，职名为判官，是地方上的司法系统的文书，应在八品以上，相当于正科级的审判员，而那种工作对于他而言并不繁重，这让他有机会去四处走动，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东坡在陕西任职时，苏辙本来也外派到商州去当通判，可是因为他哥哥不在父亲身边，按当时的规矩，他也只好改留下来。苏洵没有经过考试，弄了个校书郎的职务，为当朝的皇帝写传记，这是他能够轻松胜任的事情。
东坡带着他的那个年轻漂亮的王姓妻子上路了，他们一路西行。苏辙骑着一头瘦驴来给哥嫂送行，兄弟恋恋不舍地分别了，但他们约定要经常写信写诗，来交流信息，增进了解，加深感情。苏轼到了凤翔，那里是陕西的西部，在渭水一带。可是一到了那里，远离了父亲与弟弟，他就有点想家了，想念亲人。他马上提笔给子由写了第一首诗，这首诗很长，里面是他思家的感情与独在西北的孤寂。“归人犹自念庭帏，今我何以慰寂寞？”他感叹“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同时他在诗中还劝告弟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这也是他自己的人生态度，对“高官职”他一生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他不是那种刻意去追求官位的人，专制时代中的官场上那些习气与他的天真纯洁之人生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他自己不是那种“苦爱高官职”的人，也怕弟弟在那上面去费心劳神地苦求。这是一种善意的提醒，更是一种更大更深层面上的关怀。
从陕西到开封的信件在那个时候要走很长时间，得到一封家书，正如杜甫所言，那是“抵万金”的，是让人欣喜万分的。后来，东坡又相约弟弟相互用同一个韵脚作诗，以此来表达一种人生的情怀。有一次，他用“泥、西”的韵写诗给子由，不经意中写出了一首千古名作：“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他苏东坡的一生不正如飞鸿一般么？到处留下“趾爪”，可从不管飞到何处，不是东西南北任往来吗？子由每得哥哥的来信来诗都是会心的一笑，他欣赏哥哥的才情，他也会写诗，但永远达不到哥哥的境界与水平，他在这样的兄弟交往中，从来只是附属，是随从，或者说是听众是观者，也是学习者，哥哥在他心中那是高山是大海是真人，是他只可崇拜而难以做到的榜样。


东坡在凤翔工作了三年，按宋朝的相关规定他的任期已满，不久就调回都城，得以与家人团聚，但他回来了，他的弟弟子由却要外派出去，这似乎也是一种规定。苏辙去了大名府为官，那地方离现在的北京城南一百多里，兄弟两人又不能永远在一起。
苏轼在开封任职，他是国家图书馆的馆员，这项事情对他来说非常合适，不但可以胜任，而且又能利用那样的条件更多地涉猎以前没有看到过的图书资料，这对丰富他的多方面知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正当他如鱼得水般工作时，他那个年仅26岁的妻子却一病不起，离他而去，留下了一个6岁的儿子。妻子的去世让他悲痛万分，他把那种悲伤一直压在心底，到了其妻去世的第十个年头，他终于压制不住，挥笔写下了一首让现代人每次阅读都为之感动流泪的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
明月夜，短松冈。”
妻子王弗死后的第二年，苏轼的父亲苏洵也去世了，这对苏氏兄弟是更沉重的打击，哥俩又停止了一切工作，要把父亲，还有王弗送回老家安葬。这又是一次艰辛的历程，经过水路陆路，长途跋涉，不知吃了多少苦，终于回到了眉山。隆重安葬了父亲后，东坡又在妻子的坟墓周围栽种了许多树，有的书中说树达三万棵之多，我看这数字有点虚，不太可能，三千棵倒是较为现实，因为在老家不足三年的时间里，即使他什么都不做，天天植树也能以达到那样的程度，何况三万棵占地面积也难以想象。这次回老家，东坡还娶了第二任妻子，她叫王闰之，是王弗的表妹，小东坡11岁，也是一个精明贤慧的女人。（关于苏东坡与他三位妻子的事，本人在拙作《历史名人夫妻之间》一书中有详论）

五

1069年，苏氏兄弟处理好老家的一切事情后回到了都城开封，而这时大宋王朝正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以其舍我其谁之宏大气魄，鼓动新上台不久的宋神宗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变法。可是王安石变法的阻力实在太大，当时宋朝的官员中反对变法者不仅数量多，而且名头都很大，比如德高望重的司马光就是王安石变法的死对头，而苏家兄弟也认为变法不利于国计民生，有些法令就是瞎胡闹，是祸国殃民，所以他们站在了反对派一面。
本不想卷入政治纷争的苏轼被动地、不由自主地卷进了那涡漩之中。他的立场与态度决定了他的出路，由此他自然是受到了排挤，被改革派视为异类，必打压而后快。苏辙的政治立场与他哥哥是一致的，他虽不是那么积极参与，也没有参与多种场合的活动，很少上书建议，可他认为其兄的观点就是他的观点，这样以来哥俩又不能在都城久住了。先是苏辙被弄到离开封六七十里之外的陈州任职，不久朝廷下令让苏轼远去杭州上任。
东坡到杭州就职前，先到了陈州弟弟那里住了几个月，哥俩有充足的时间交流，两个人就如同好朋友一样谈论着各种话题，弟弟劝哥可要小心谨慎，不要随性而行，不加考虑说话，官场阴恶，必须防止小人在阴暗角落里射出冷箭。但是哥哥虽然听了，可不以为言，他知道自己就那性子，一辈子怕是改不了的，他不会装腔作势装模作样地做人行事，那不是他的风格。
到了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让东坡忘却一切官场的烦恼，他真正地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也尽心尽力地为当地百姓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闲时就四处走走，写下了不少赞美杭州、特别是西湖的诗篇，有一首在历史上尤其有名，这首诗几乎成为后来所有杭州人热爱家乡、美颂西湖的佳句：“水光潋滟晴空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在诗人苏轼眼中，西湖之美比得上美女西施，不会打扮，不必装饰，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的美。在历史上所有称赞西湖之诗作中，再没有超过这首七言绝句了。


东坡在杭州的时间只有三年，随后调到了山东密州。密州即现在的诸城，这里曾出了不少著名人物，诸葛亮的祖上也曾在此居住过，而近世之诸城更是出了几个让人们记忆深刻的名人。但是宋朝时的诸城相对而言较为荒芜，东坡在那里也没有施展出更大的政治能耐，倒是写了不少传于后世的名诗，其中那两首《江城子》，一是怀念去世十年的前妻王弗，一是出猎，都是在密州创作的。而那首写给弟弟子由的《水调歌头》也是在这里的产物。“十年生死两茫茫”、“老夫聊发少年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等早就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佳句。
东坡就职于密州时，子由到济南为官，兄弟两人第一次相距较近，可那时的交通工具制约了他们的往来，所以还是要靠书信了解彼此的情形。
1076年中秋节，东坡与朋友举杯狂欢，酒后他看着天上的明月，想到了已经分别七年未能见面的弟弟，不由的感慨万端，挥笔写下了那首震烁古今的名作，这是他的浓郁感情的渲泄，寄予对弟弟的无限思念，这是人们公认的最好中秋词，古往今来有无数写月亮的诗词，但再没有任何一首超过苏轼这首。

六

就在中秋怀子由的词作写后不久，东坡再一次得到上面的命令，说是要调他到山西南面的河中府任职。东坡收拾行装离开了密州，在前往开封的途中，他先到济南弟弟那里，可子由此时不在济南，他到都城去办事未曾回来，但是他的家还在，孩子们还在，看到伯父到来，大家自是很兴奋，东坡在盛情之下留住济南一个多月。1077年2月，他告别侄子奔向开封，子由郊迎三十里接哥哥回去，兄弟俩在雪地上相互拥抱，问寒问暖，激动不已。弟弟同时告诉哥哥：不必去山西任职了，上面的调令有变动，改调徐州任太守了。
苏东坡在徐州当太守也就一年多，但这期间他做了不少事情，修了一个楼阁，治理洪水，为当地百姓造福，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而这时文坛老盟主欧阳修已经去世，东坡自然成为新的盟主，他受到了文坛上几乎所有人的仰慕与敬重。宋神宗元丰二年，也就是1079年3月，他的工作又有了变动，要去位于江苏的湖州。他如同以往一样，例行公事似地写了谢恩表，可是这一次他竟然被人抓住了小辫子，那些很早以前就看他不顺眼的人，从他的谢恩表中挑了四句，说他污蔑朝廷，反对变法，由此他被调查起诉并被捕入狱了。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为了给东坡更大的罪名，又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那个后来著有《梦溪笔谈》的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说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是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因为御史台监狱又称“乌台”，所以历史上称苏东坡这次案件为“乌台诗案”。
东坡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弟子由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早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他的锐气。读到东坡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了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大宋王朝的文坛领袖东坡先生本该弄个文联或作协主席这样的职位干干，可他没有那样福分，小命保住了，朝廷下令把他发配到湖北的黄州，也就是现在的黄冈去当团练副使，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武装部副部长吧？他的“东坡”大号，也正是到了这里后才有的。在黄州城东，是一块坡地，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当年植树种花的忠州“东坡”相似。白居易是苏轼敬慕的人，于是他效法白居易，将其地称为“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他还在东坡上筑室，取名为“雪堂”，并亲自写了“东坡雪堂”的匾额。宋人洪迈在《容斋三笔·东坡慕乐天》中说:“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白居易曾被降职为江州司马，后又迁为忠州刺史。忠州城东有一山坡，身处逆境而自强不息的白居易，于公事之余，常到坡上植树种花。为此，白居易定了不少诗作，如:“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东坡种花》)；“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东坡种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别东坡花树》)。白居易与“东坡”结下了不解之缘，后人亦将“东坡”作为白居易的代名词。但是，自苏轼取名东坡之后，人们似乎再没有几人会想到东坡与白乐天的关系了，而“东坡”两字也就成为苏轼的专用名了。
当哥哥被捕入狱后，弟弟子由心急如焚，他四处奔波来营救子瞻，多次上书朝廷请求赦免兄长，而且还表示：只要哥哥能够得以释放，情愿撤了自己的所有职务。然而他的所有努力都付之东流，东坡后来虽得以自由，那不是子由的作用，是皇上与皇太后发话。子由还因了哥哥而遭受降职的处分，他被发配到了湖北的高安，当了一个酒监方面的小官。高安那个地方离苏轼所在的黄州只有一百六十里。
在黄州的日子里，东坡虽地位不高，生活相对较为艰苦，但这一时期他过得悠闲自得，自由自在。种地、养花、读书、作诗、交友、饮酒、登山、拜佛，所有这一切都是他所喜欢的，他的心也渐渐变得沉静，对人生之究竟有了更深的看法。在酒后，他曾感叹自己“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他曾想：“江海寄余生”，但终无法摆脱体制的束缚，他还要硬着头皮在那里撑下去，尽量让自己更洒脱一点生活着。

七

黄州之后，东坡又经历了许多地方，包括山东的登州、江苏的扬州、广东的钦州、惠州等地方，并在中央政府工作过，当过礼部尚书，出过“高考”作文题，可是就在都城任职期间，他又不自觉的得罪了一些人，那些人总是看他不顺眼，总以为苏轼的大才妨碍了他们的仕途，总在鸡蛋里挑骨头，从其诗文中，从其上奏朝廷的文书中找一些毛病来，以此打压他，让他过得不舒服，让他不能有更大的权力，施展更大的本事来。
人的性格决定了人的命运。苏东坡就是那种率性行事的人，他无法改变自己，他不会遮掩不会装饰，他总是赤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也总会让那些人抓住些所谓的问题来。就这样，他晚年时又开始受排挤，并不但遭受贬降，一路南下，最后直到天涯海角去。
从1094年到他去世的1101年，东坡基本上是在流放中生活的。他生命最后的那一年，宋徽宗已经上台，听了太后的指令要东坡北上，可是64岁的老诗人走到常州时，一病不起，再也走不动了，他没有回到开封，没有看到新皇帝，也没有与子由见上最后一面。
而苏辙尽管为人做官都小心谨慎，不事张扬，注意自己的言论与行为，可是他在政治上是永远站在哥哥的一边，由此他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曾在今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当过官，也曾在朝廷上当过大官，一度官至吏部尚书、与右丞，执掌朝政，比其兄长的职务要高，然而总体而言，他并不得志，晚年也被发配到海南，在雷州、循州等地待过。后来到了颍川隐居下来，过田园生活，还自筑“遗室斋”，远离政治中心。他哥哥去世后，他悲痛欲绝，写下了一篇长文《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述了兄长一生的经历与兄弟之间的感情。他一直活到1112年去世，享年73岁。
《宋史·苏辙传》中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这段文字中，就可见苏氏兄弟感情是多么的深厚。这两位正如我前面所说，既是兄弟，更是终生的朋友，他们相互激励，又彼此欣赏。苏辙曾说:“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蹇裳先之。”，幼时“游戏图书，寤寐其中，早余二人，要始是终。”，“平足之爱，平生一人。”“自信老兄怜弱弟，岂关天下无良朋。”。在《东坡墓志铭》上说:“扶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在写给他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吾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还常常说他实不如子由，“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东坡在读唐代诗人韦应物“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的诗句后，很有感触，就曾与弟弟相约“夜雨对床”，经常以诗文往来交流沟通，他们兄弟一生仅诗词交流就达二百多首，那些诗词佳句，是他们兄弟情深的明证，也是研究中国宋代历史的宝贵资料。
苏东坡兄弟是那种精神力量特别强大的人，他们有生活的理念，有从政的思想，儒家学说、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伟大的抱负与守诚忠厚朴实的为人准则、以及亲近自然、热爱生活、崇尚艺术交融在他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中，尤其是苏轼，他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少有的那种最令人敬佩、最让人感到亲切、最能给人生活情趣、最让人感到是真正朋友的真人。
想到了他，即使远离千年之后的我们，都会会心一笑，好象他就在我们的身边，读着他的诗词，就会感受他气息缠绕在我们周围；也仿佛与他同坐一桌，举杯相碰，听到他朗朗的笑声，与他一起大醉于桌旁，然后相互搀扶着走向那河边或海边，并共同相约：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可醒来后，你明了那一切都是梦幻，你又难免有些惆怅：呵，姓苏的朋友，你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