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咱们中国哪些城市能被称为“古都”，其实数来数去也就只有这十座，而河南省

惜晖

说起咱们中国哪些城市能被称为“古都”，其实数来数去也就只有这十座，而河南省一个地方就占了其中四个席位                                                                           2026-04-06 10:03                                        

发布于：山东省
   
一座城市能不能被称为“古都”，这从来不是它自己说了算的事儿。
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做过一套严谨的分类。
他认为中国的古都分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
往宽了说，凡是某个独立王朝或政权的都城，哪怕存续时间不长，只要它不受外部控制且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那它就算古都。
这样算下来，从三代往下一直到清末，全中国共有217处古都遗址，牵扯到的王朝或政权多达277个。
这里面，建在内地的有164处，散布在周边各地的还有53处。
可要是把标准收紧——那就苛刻多了。
狭义的古都必须满足这么几条：建都年代不能太短，遗址的地理位置必须确切，不能靠瞎猜和推测来定，而且得距离现在的城市比较近，不能是早已变成废墟、完全找不到下文的荒城。
正是这条“窄路”，把中国的古都研究一步步推上了长达百余年的学术演进之路。
在这个演进过程里，“大古都”概念的浮现可以说是最耐人寻味的一页。
2016年10月22日到25日，“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在成都举办，经过几天讨论，与会学者在会议最后形成了《成都共识》，正式将成都列入中国“大古都”的行列。
这消息一出，那些一直盯着古都动态的人心里大概会咯噔一下——距离2004年郑州被认定为第八大古都已经过去了十二年，而距离2010年大同被认定为第九大古都也过去了六年。
至此，经过一百多年的学术拉锯，“十大古都”的版图才总算凑齐了。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国家从来没有给“大古都”的认定制定过任何官方的标准。
从来没有。
这是一个纯学术的事儿，全靠中国古都学会和全国的历史地理学者在推动。
正因为没有一个政府机构拍板说了算，所以每一次有城市被提名为“大古都”，都免不了引起一番争议和讨论。
这种没有官方标准的认定方式，听起来像是乱糟糟的学术混战，但反过来看，也许恰好就是这种争论让古都研究越走越深。
那学者们到底靠什么来决定一座城市配不配得上“大古都”这三个字呢？

说实话，标准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不是一开始就摆在那儿的。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早的那批学者提出“四大古都”的时候，靠的更多是一种直觉判断——建都时间长短、王朝影响力大小、是不是全国性的政治文化中心。
直到后来杭州、安阳、郑州、大同、成都一个接一个地挤进来，争议越来越大，学者们才意识到，不立个规矩不行了。
中国古都学会现任会长、陕西师范大学的朱士光教授后来把这套标准总结成了四条：第一，得是中国历史上主流王朝或政权的都城，不能是割据一方的小政权凑数；第二，建都时间不能太短，一般来说怎么也得在二百年以上；第三，城址规模得够大；第四，在古城遗址上或者紧挨着的地方，得有一个继续发展的现代城市，而且这个城市得是国家级或至少省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个标准听起来挺清晰，可一往细处琢磨，第一条就让人头疼。
什么叫“主流王朝”？
什么叫“主体政权”？
在秦统一六合之前，夏商周以外的方国算不算？
分裂时期，比如三国，魏蜀吴三个里面哪个才是“主流”？
五代十国那几十年，谁有资格称自己为正统？
这类问题放到学者面前，谁都能说出一番道理，可谁都难以说服所有人。
尽管标准存在这些灰色地带，但它的提出本身就是学术进步。
至少现在，当一个城市被提名时，大家有了可以拿尺子量的东西，不用再全靠感觉和名气。
要说“大古都”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源起，很多人会以为它是现代的产物。
其实不是。
明末清初的时候，大学者顾炎武在《历代帝王宅京记》这本书里，就已经把关中、洛阳、建康和开封并称过“四大古都”。
只不过那个年代的并称更像是一种文化上的习惯性说法，没什么严格的学术论证在后面支撑。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情况变了。
一批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开始用更系统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历史上的那些都城。

最早被圈定的四座城市——洛阳、西安、北京、南京，可以说是毫无悬念的。
洛阳这片地方，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从夏商周一路到隋唐，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头，长期充当着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带，地位稳得就像根深蒂固的大树。
西安更是号称十三朝古都，建都时间加起来超过了一千一百年，西周、秦、汉、隋、唐——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几个王朝，都在这里安过家。
北京呢，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五十多年建都史，元明清三代定都于此，而且到现在还是中国的首都。
南京也不弱，将近两千六百年建城史，五百来年建都史，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一长串名单排下来，哪一笔都擦不掉。
这四座城市放在那儿，确实构成了古都的第一梯队。
但“四大古都”的说法在学界并没有占住太久的位子。
一九〇二年，梁启超站出来了。
这位维新变法失败后在流亡中的大学问家，在写《中国地理大势论》的时候，没有照着老路把四座城市重复一遍，而是径直把开封拉了进来，把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五座城市并列，当作“五都”来论述。
这个举动在今天看来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多一座城市而已。
可放在那个年代，这就意味着——古都名单不是固定不变的，学术讨论可以重新划定它的边界。
开封凭什么呢？
如果你翻翻史料，开封的建都史虽然不比西安、洛阳那么惊天动地，但也确实不差。
战国时期魏国在这里建都，叫大梁。
五代时候，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一个个短命的朝代，都轮番在开封安家。
当然，真正让开封在世界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是北宋。
从公元九六〇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到一一二七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北宋九个皇帝在开封坐了一百六十八年。
这段时间里，开封的人口突破了一百万，张择端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画的正是当时的场景。
史书上用“八荒争凑，万国咸通”来形容东京汴梁当年的繁华景象，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找不到几个。

梁启超这一笔改得很有眼光，但他大概不会想到，他开的这个头后来会引发一连串的名单增补，而且一补就是一百多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名单又动了。
这一年，张其昀出版了他的《中国地理大纲》，在“五大古都”的基础上把杭州也加了进来，形成了“六大古都”的说法。
张其昀是谁？
他被公认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大师，早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还出过《本国地理》《中国民族志》等好几本有分量的著作。
说实话，杭州列入大古都这件事，在当时和后来都有不少人不太服气。
你想啊，杭州在历史上真正做都城的时间段只有两个：一个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割据一方，地域不大；另一个是南宋，虽然号称延续了宋祚，可实际上只是半壁江山，北方的大片土地全在金朝手里攥着。
拿这样的都城资历去跟西安、洛阳、北京比，怎么看都像是以弱对强。
可是，张其昀的这个提议最终还是被学界接纳了，而且一接纳就是将近六十年——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六大古都的说法在学界基本上稳稳地占据着主流位置。
一九八三年，另一位著名学者陈桥驿还专门出版了《中国六大古都》这本书，让这个说法更加深入人心。
在这六十年的沉默期里，古都的名单似乎已经定死了，没有什么人再去想着加进新成员。
但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们的脑子里，一个疑问始终没有消除：安阳到底算不算？
这个疑问在学术圈的暗流里涌动了好些年，直到一九八八年才彻底爆发。
那一年八月，中国古都学会在河南安阳举行第六次年会。
就在这次会议上，历史地理学界的大人物谭其骧站出来，正式提议把安阳纳入大古都的序列。
学会最终通过了决议，把通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六大古都”说法更新为“七大古都”。
谭其骧的理由非常明确。
他说，讲中国历史不能只盯着六世纪以后的朝代，六世纪以前的历史也得有人去讲。

而在公元六世纪以前，安阳（准确地说，是包括殷墟和后来的邺城在内的这一片区域）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完全可以跟长安和洛阳平起平坐。
安阳这片土地，要说它的都城历史，确实够久远。
早在商代晚期，盘庚把都城迁到这里之后，商朝在此建都长达二百七十三年。
这片遗址后来被叫作“殷墟”。
再加上汉末以后的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个王朝也都先后在安阳境内的邺城建过都。
把这段历史算上，安阳的都城积年确实可观。
不过，这个决定在当时引发了相当激烈的争议。
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一条：其他六大古都——北京、西安、南京、洛阳、开封、杭州——都还是今天活着的大城市，唯独安阳境内的邺城遗址，早在公元六世纪以后就彻底荒废了，成了一片废墟。
有些人觉得，把一个“死”了的城市遗址跟六个活生生的现代城市并称，有点不太对味儿。
谭其骧的态度很硬。
他说，既然是讲历史，就不应该因为这座城市今天不存在了，就抹掉它当年在历史上曾经几度作为统治华北广大地区的首都这件事。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葛剑雄教授甚至做了一套量化分析，把安阳和南京、杭州的各项指标放在一起比较，得出的结果是：安阳的综合指数虽然低于南京，但是高于杭州。
既然杭州都能进大古都，那安阳凭什么不行？
争议归争议，谭其骧的学术影响力还是镇得住场子的。
经过一番拉锯之后，“七大古都”的说法最终还是被学界接受了。
安阳的老百姓如果知道这段历史，大概会对谭其骧心存感激。
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学者据理力争，这座曾经孕育了殷墟、甲骨文、青铜重器和商代文明的城市，才没有在学术讨论中被遗忘。
安阳的入选闹出的动静还没有彻底平息，又一座城市开始敲大古都的门了。
这一次是郑州。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中国古都学会在郑州举办了“郑州商都三千六百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二〇〇四年年会”。
会上，郑州被正式认定为“大古都”，成为中国第八个大古都。
郑州这次入选，靠的可不是名气，而是实打实的考古证据。
郑州商城遗址的发现和确认是在一九五五年。
当时在郑州白家庄一带的二里岗文化层下面，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条条条状夯土。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发现后来被证明是了不得的事儿——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王朝都城遗址。
这座城池始建距今大约三千六百年，总面积达到二十五平方公里。
环绕内城的城墙周长将近七公里。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发掘，考古工作者已经拼出了一幅相当完整的城市布局图：里面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宗教活动遗迹，城市规划的痕迹非常明显。
宫城位于内城东北部，发掘出来的大型建筑夯土基址有几十处，其中最大的一个达到了两千平方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关外，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处总面积约二点五万平方米的铸铜作坊遗址，分南、北两区。
作坊里面不仅有陶窑、窖穴和铸造场的遗迹，还挖出了大量陶范熔炉残片、铜炼渣和铜矿石。
根据陶范的形状还原，这个作坊不仅能铸造鼎、斝、爵、觚这些礼器，还能造兵器和青铜工具。
青铜礼器的铸造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最尖端的技术。
从建城开始到郑州商城被废弃，这些作坊的青铜冶炼工作一直没停过。
郑州商城的发现，从学术上讲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它填补了殷墟之前的商文化空白。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曾经做过一个很精准的评价，他说“商朝的歷史從鄭州商城的確認到殷墟才完整”。
也就是说，没有郑州商城，殷墟的商代晚期文明就像是悬浮在半空中的楼阁，找不到它的根基。
郑州商城的考古还在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

二〇二二年，书院街墓地发现了一处商代贵族墓葬，从中出土了金覆面、金泡和金箔。
这是在中原地区首次发现商代中期的金覆面，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黄金面具。
这个发现当时确实引起了不少震动，连不搞考古的人都被惊动了。
尽管有这么多铁证，郑州的入选在当时还是引发了不小的轰动，甚至有人私下议论说，安阳好歹还有个殷墟的名字响当当，郑州这地方被高楼大厦盖得严严实实，地下真的藏着三千多年的王气吗？
争议比安阳那次还大。
但支持郑州的声音也不弱。
有人指出，作为商代早期的政治中心，郑州商城填补了中国早期都城序列中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这个环节要是缺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历史叙述就不完整。
郑州的事儿还没怎么消化，又一个名字冒了出来。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古都学会的年会跑到了山西大同去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名学者实地考察，在热烈的学术讨论之后，最终达成了共识：大同也够资格跻身中国大古都的行列。
学会还专门发表了一个“大同宣言”来确认这件事。
大同这次入选，背后其实折射出中国古都研究视野的一个大转变——从过去那种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思维模式，转向了更开阔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视角。
大同作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主流王朝的都城，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坐标意义。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公元三九八年把都城迁到了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此后将近一百年，大同一直是北魏的政治文化中心和佛教中心。
这近一百年里，大同从一个边塞小城一下子跃升为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盛极一时。
后来到了辽代和金代，大同虽然不再是首都，但仍然是地位很高的陪都，被称作“西京”，前前后后加起来二百四十年。
明代的时候，大同又是九边重镇之首，军事地位显赫得很。
当然，大同能不能算大古都，不能光靠它当过都城这个名头来定。

按照中国古都学会的那四条标准来量，大同一项一项都站得住。
在都城时长上，北魏在此建都九十六年，之前作为代国的南都六十三年，迁都洛阳后又当了四十九年的“北京”，加上辽金两代做西京的一百九十年，总共加在一起是四百一十年。
在城址规模上，北魏平城的宫城周长二十里，中城周长二十里，郭城周长三十二里，如果再把东、西、南、北四苑都算进去，那范围比今天的大同城区还要大不少。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提。
大同这座城市自打赵武灵王建城以来，一直到今天的城区，城址从来没有发生过位移，城市的南北中轴线始终没变过。
在中国的众多古都当中，能做到这一点的确实非常少见。
大同的地面上至今还保存着极为丰厚的古都历史文化遗存。
云冈石窟就不用说了，现存主要洞窟四十五个，大小造像将近六万尊，是北魏皇家营造的佛教艺术宝库。
还有北岳恒山的悬空寺，建于北魏晚期，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那种险峻和精巧并存的设计，一千五百年来让无数人叹为观止。
市区里面还有辽金时期的善化寺大雄宝殿、华严寺簿伽教藏殿，这些都是梁思成当年亲自测绘过并给出极高评价的古建筑。
大同的入选，标志着中国古都研究的视角真的打开了。
不再是中原中心说了算，北方民族的历史贡献终于在大古都的名单里得到了体现。
二〇一六年十月，成都也终于挤进了这个名单。
这一年，中国古都学会在成都举办了“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会后发布的《成都共识》正式确认了成都的“大古都”身份。
说起来，成都在大古都名单里的出现其实比郑州、大同还要晚，但这并不意味着成都的历史资历浅。
恰恰相反，成都的古都史要是往上追溯，比名单里好几个城市都要久远得多。
根据考古发现，成都平原在距今四千五百年到三千七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被后世称为“宝墩文化”的一系列古蜀先民聚落中心。
这些聚落都已经夯筑了城墙，修建了祭祀和集会的场所，标志着古蜀王国进入了文明时代。

后来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遗存表明，最迟到殷商晚期至西周初期，今天的成都一带已经是古蜀王国的中心都邑了。
也就是说，在别的很多地方还是一片蛮荒的时候，成都平原上已经有了组织有序的早期国家形态。
战国时期，开明王朝的九世把都城迁到了成都，取“一年成邑，二年成都”的意思，成都这个地名就是从那时候定下来的，一直用到现在没改过。
成都的城市格局从秦代建城以来，城址未迁，城名未改，两千三百多年没变过，这个纪录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里确实是独一份。
历史上在成都建都的政权有蜀汉、成汉、前蜀、后蜀等好几个。
三国时期的蜀汉虽然疆域不大，但刘备和诸葛亮的故事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占了很重的分量。
前后蜀的时候，成都的文化艺术相当发达，花间词派就是那时候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
唐代的时候，成都的经济繁荣到什么程度呢？
当时有句话叫“扬一益二”，就是说扬州的繁华排第一，益州（成都）排第二，能跟扬州掰手腕的城市在全国也找不出几个。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成都入选大古都的又一个硬通货。
这座由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水利设施，从两千多年前一直用到现在，还在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
它把成都平原浇灌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成都的入选还有一个特殊的象征意义。
在此之前入选的所有大古都，除了南京和杭州，基本上都在中原和北方地区。
成都成了第一个非传统中原地区的大古都，这标志着学界对古都认定的视野真正覆盖到了西南地区，不再是只盯着黄河和长江中下游那一片了。
回望这一段长达百余年的学术演进，有个事实值得我们记住：中国的古都数量从一开始就被确定在两百多个，但真正能被称为“大古都”的始终只有那么几座。
从顾炎武的即兴并称，到梁启超的“五都”修订，再到张其昀、谭其骧、朱士光这些学者一代又一代的接力推进，“大古都”这个概念一步步从模糊走向清晰，从少数人的观点变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共识。
每一座被冠以“大古都”之名的城市，地下都埋着一层又一层的王城，泥土里封存着一个个王朝的起落兴衰。
那些宫殿早就不在了，城门也看不见了，可是你站到那片土地上，还是能感觉到一种说不清的分量——那是时间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