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废府存县改名，导致大量地名被改，出现府县换名的现象

惜晖

袁世凯废府存县改名，导致大量地名被改，出现府县换名的现象                               

2026-04-09 11:05                                        

发布于：天津市
   

      回顾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一个有趣而又令人无奈的现象：中国的地名改动频率之高，几乎让人怀疑这是乱改、滥改的天下。就拿北京来说，这座城市的名字曾经至少出现过十几种变化：从蓟到渔阳，从涿郡到幽州，再到燕京、大都、中都、南京、北平、京师，最终才定格为北京。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地名更替的城市，几乎屈指可数，少之又少。

究其原因，中国王朝对地名的热衷与改天易命的思想密不可分。古人相信天命可变，当一个新王朝建立，意味着天命的更替，而与之对应的地名也必须随之更新，以彰显新的政权与秩序。此外，行政区划的改革也直接推动了地名变迁。汉朝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度，州相当于现代省份；隋朝废郡，以州统县，使州实际上承担了郡的职能，从而引发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地名变动。唐朝改为道、州、县三级，宋朝则推行路、府、州、县四级制度，地名再度变化。元朝设立实省、路、府、州、县五级制，而明清则沿用省、府、县制度，地名仍在变动。通常，相继朝代会保留一定的制度延续性，例如秦汉、隋唐、宋元、明清阶段的地名相对稳定；但跨越朝代的更迭，则往往伴随着地名的全面动荡。

仔细梳理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汉朝的地名，到了隋唐几乎完全更换；汉朝十三州的名称，到唐朝几乎全部被替换为新的城市名字；唐朝的地名到了宋朝也几乎焕然一新；而宋朝的名字，到明清时期再次被大规模更换。当然，这些地名的更替都是在数百年的漫长时间中完成的。然而，近代中国曾出现过一次短短一年就完成的大规模地名变动，这究竟是怎样的历史事件呢？

这一切要从1912年说起。中华民国成立，清朝灭亡，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开始独揽大权，走向专制独裁。1913年，袁世凯推行了一项名为废府存县的改革，将原本的省—府—县三级体制改为省—道—县三级体制，府这一行政单位被废除。历史证明，这次改革的确是一次瞎折腾，因为道的管辖范围过大，一个省只能管理少数几个道。后来，府以另一种形式回归历史——即现代意义上的地级市。然而，袁世凯的这一改革，却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地名的重大变化。

在清朝时期，府的功能类似于今天的地级市，但常出现府与县同名的情况。例如贵州的兴义府下辖兴义县，普安府下辖普安县；就像今天的长沙市下辖长沙县，南昌市管辖南昌县，遵义市管辖遵义县（后改为播州区）。袁世凯废府存县后，府名随之消失。例如贵州兴义府的驻地在今安龙，废府后改为安龙县，但原有的兴义县名称仍保留，导致后人难以分清兴义与安龙的关系。新中国成立时，兴义县被选为首府，而安龙县则成为下辖县，由此出现了本末倒置的现象。

类似情况还有贵州的普安府。其驻地在今盘州，废府降县后改为盘县，而普安县的名称却保留至今，使得许多人误以为清朝的普安府就是现在的普安县。全国各地类似的现象数不胜数，造成历史与现实地名关系的混乱。

1914年，贵州开阳人朱启钤向袁世凯提交了一份《拟改各省重复县名撮举理由分别说明请鉴核批示文》，附有《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及存废理由清单》，提出要解决全国重名县的问题。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改名运动展开，全国共有127个县的名字被修改。 从初衷来看，为了避免地名重复而进行改名并无不妥，但在忽视历史文化底蕴的前提下随意更改，无疑破坏了地方文化的延续性。实际上，全国个别县名重复的问题，本身并不算大问题，毕竟中国县域众多。至今，全国仍存在少量重名现象，例如贵阳和广州均有白云区，但在县级单位的命名中，尽量避免重名，仍是理所当然的规范。

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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