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抗战：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的战略意义 (作者：蔡伟)

思雨

全民抗战：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的战略意义          
2013年12月22日14:06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1939年写的《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一文指出，抗战两年来，仅八路军各部主力在华北战中阵亡将士计有1.5万 余人，负伤4万余人。在这一伤亡总数中有50%以上是共产党员。左权用这些数字，回应国民党方面某些人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然而时至今日，许多人对于 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意义仍然存在着疑问。
　　即便是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历史博物馆，感性认识也容易带来类似的疑问：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在正面与日军进行了22次规模宏大的浴血奋战，杀伤了日 军数十万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国民党数百名将领在这些会战中光荣捐躯，在中国各大抗战博物馆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那么相对于国民 党军正面抗战22次大规模会战，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于抗日战争到底有多大的意义？仅进行过一次大规模会战(百团大战)的共产党八路军和游击队到底对 抗日战争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1945年4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名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 日纵队，在1937年9月到1945年3月的7年半(华南抗日纵队缺1943年以前的数字)总计对敌大小战斗11.5万余次，击毙和杀伤敌伪军计96万余 名，俘虏敌伪军计28万余名，争取投诚反正敌伪军计10万余名，敌伪总共损失计136万余名。”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创造了遍于华北、华中、华 南19个省地区的解放区，解放人口共计9550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全军总数已经达到91万正规军，民兵220万人以上。
　　在记者前往山西革命根据地采访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八路军抗战历史容易被忽略的现实：由于战斗无处不在，无人不是战斗员，你很难找到惊心动魄的故事，也甚少发现一个规模宏大的战史。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活。它无处不在，又难以触摸。
　　1944年7月和8月，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对八路军敌后战场进行了考察访问。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于1944年8月6、8、9日在延 安，向美军观察组做了《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的谈话，介绍八路军通过军民结合，破坏敌人的“囚笼政策”，发动“交通战争”所取得的成就：
　　“总计抗战第3周年，八路军在华北共破坏铁路2660公里，公路8200公里，毁电杆42220根，收电线109246公斤；抗战第4周年，计 破坏铁路1082公里，公路5242公里，毁电杆234501根，收电线703266公斤。平均每天破坏铁路3公里，公路15公里，桥梁1座半，差不多每 7天炸毁1个火车站，9天炸毁1个火车头，每天炸毁敌人1辆汽车，每天毁电杆642根，收电线1926公斤。仅抗战第4周年破坏铁路的长度，就相当于一条 平绥路，或一条半同蒲路，三条胶冀路……”
　　所有这些战果，绝不是、也不可能仅仅通过部队在几次大规模的会战中取得。积小胜为大胜，由量变引起质变，这正是毛泽东对于游击战精髓的领悟。频 繁的袭击让日军永不愈合的伤口持续失血；每天各地一个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越来越多被日军视为猪狗的中国人成为日益坚强的抵抗者；每个击毙十几名、几名， 甚至是一名日军的难以记录的小的战斗，却由于其无处不在、频繁的发生，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上百万日伪军的伤亡。如此一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 在事实上竟然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而后者的数量先后曾高达百万之多！
　　日军战史充分显示出日军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华北战场对于八路军这个主要对手的尊重。1943年6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总部公布：“从今年1月到5月 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5524次之多，其兵力达567424人之众。”同样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在当年的综合战果报道中指出：“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 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19.9万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 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7.5万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例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 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伪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拿破仑没有在与库图佐夫的会战中赢得俄罗斯。他最终败在俄罗斯人民的战争意志面前。左权由此评价，“如果我们离开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如果 我们离开了人民群众，则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上述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我们就不但不能压碎敌人，并且早就被敌人压碎了”。毛泽东用一句简练的语言揭示了中国 人将赢得胜利的条件：“兵民乃胜利之本。”
　　1940年12月1日，抗日战争已经处于相持阶段。日军参谋总长在当天上奏改编预定在南方使用的兵团时，日本天皇裕仁曾担心地询问：拿破仑入侵 莫斯科败于消耗战和游击战曾有先例。日军不会在中国陷于困境吗？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自抗战相持阶段开始，全民抗战已经让日军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日军 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40年8月4日凌晨2时50分，山西同蒲路日军驻守的榆林车站突然遭到八路军约1000人的包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纂的《中国事变 大陆建设手记》详细地记载了日军对八路军此次突然袭击的细节：“哨兵三部上等兵及野口一等兵发现敌情时，敌已积聚在车站房舍四周约50米处悄悄逼近。三部 上等兵得知敌人袭击，立即开枪报警。车站房舍四周垒有沙袋，全体人员准备凭此依托应战时，此时敌军迫击炮、机枪及步枪早已对准车站房舍一起猛烈射击，发出 可怕的呼啸声。”
　　4时50分，另一个车站准备完毕的日军救援列车刚出发没多久，机车也突然全部出轨。日本方面记载，出轨列车周围的伏兵“从右、前、左三个方向， 一起用迫击炮、机枪、步枪猛烈射击，轰炸机车，转瞬之间机车成了蜂窝，玻璃窗碎片飞向四面八方”。“八路军的迫击炮弹打穿了煤水车铁板，发出可怕的响 声。”火车上的日军被迫依靠铁路两侧的土堤仓促应战，等待另一批日军的救援。“敌人看到我兵少力微，以惊人的勇敢逼近我方，50米、30米、10米，有的 冲到5～6米的地方，双方面对面地展开白刃格斗，手榴弹的弹片横飞，凄惨景象简直成了凶神的战场。”
　　这是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主动发动的成千上万次破袭战中的一次。在成功地破坏了铁路设施并杀伤了大量日军后，八路军的部队迅速撤退得无影无踪。虽 然日军宣称最终守住了车站并救出了被伏击的部队，但对于日军来说，受到严密封锁防卫的同蒲路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受到如此可怕的袭击，是“近来少有的大事 件”。


　　敌后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义
　　1940年8月22日，日本首相在致蒋介石亲笔信中写道：“坚信板蒋(板垣征四郎、蒋介石)会谈必将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战后日本官方战 史《大本营陆军部》记载，近来，我陆海航空部队猛烈轰炸重庆，迫使重庆方面和平气势高涨，只有中国共产党军坚持反对议和。一向谋求保存和扩大自己实力的中 共军，竟于8月20日夜，在华北断然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大反攻。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写道：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 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日军从未想到八路军的力量从1937年8月渡过黄河后仅仅三年的时间，就能达到如此程度。日军《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了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泉 可畏翁参谋的回忆：“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指导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日军认 识到，在国民党军队失去了在华北的存在后，“共产军(八路军)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
　　1938年8月正是武汉会战最激烈的时期。日军主力从华北转移到华中，正期待以一场决定性的会战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自一年前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以来，1937年11月8日，山西首府太原也迅速告失，宣告国民政府正规部队在华北的抵抗全面完结。国民党晋绥军并非没有进行大规 模抵抗，但与此前的淞沪和徐州会战一样，国民党正面战场消耗性战法的失败在山西再度上演。以山西抗战中的忻口之战为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的《抗日战 争正面战场》记载，国民党晋绥军十余万人在忻口以北宽大正面一线布防，日军实施中央突破，对我阵地狂轰滥炸。10月18日一天，敌人的炮火摧垮了国民党军 11个步兵团的建制。经过二十余日激战，我军阵地中央守军“战斗员伤亡2/3以上”，“日耗两团以下”。
　　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大规模地被损耗，八路军如何能在敌后生存并短时间迅速发展壮大？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姚有志少将指出，国民党政府主张的持久消耗战 略具有明显缺陷，这主要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拼死防御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性，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这个战略直接导致国民党军队在 正面战场的英勇抵抗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往往却是丧师失地。
　　对1937年日军以西进和由华北南下之主力合击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毛泽东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采取“攻势防御”的建议，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 合起来：“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 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毛泽东所说的“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正是在敌后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更多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
　　八路军出征前蒋介石曾明令，八路军在抗日战场的作用是配合华北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侧翼支援作战。然而毛泽东及时准确地把握了局势的变化。自太 原失守后，河北和山西的主要地区已经全部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就在太原失守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明确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 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 给。”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指出，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正规部队在山西全面溃败的新形势下，八路军应该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 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解，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 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平型关之战后，八路军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115师部分干部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交界地带建立了八路军第一个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 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9师、120师和长江局的电报中，再次叮嘱各路即将出发创建根据地的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 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他进一步强调，“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 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 程。”在7天后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更是提出，应该根据苏区时期的经验，形成许多独立的作战区域来坚持长期的抗战，而“聂荣臻是典型的区域”。


　　毛泽东游击战理论的发展： 从平原到山地
　　徐州失守后，对于未来战局的发展和八路军的下一步发展方向，党内再次出现不同认识。日军在占领徐州打通津浦路后，到底是会继续南下，从而给八路 军提供更有利的敌后发展空间，还是会将主力回师华北，肃清后方，给游击战争造成更大的困难？对这一局势的判断，将决定着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否能抓住根据地发 展的时机，决定敌后抗日战争的未来发展。
　　早在1937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致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中就指出，日本侵略军决不会允许八路军在其后方搞得它日夜不 得安宁，它“不久即将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而这种进攻将是极端残酷的。对于未来日军的进攻，毛泽东预见，“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革 命根据地的规模和程度，将直接影响着未来抵抗日军进攻的能力”。在1938年日军南下的历史关头，毛泽东的判断是，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 稍后”。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因此“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战机，利用日军主力南下，国民党正规军对他们 牵制的这个空当，果断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重大决策。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 足。”其实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八路军应该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中，就包含着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意识到，山区虽然有适合游 击战的地形优势，但物产和人口均不如平原地区；而平原地区虽然地形不利于游击战，但在物质上拥有比山区大得多的优势。并且备受日本侵略军屠杀和蹂躏的沦陷 区(包括平原地区)同胞迫切期待着能领导他们保卫家园的抗日军队的到来，这是八路军壮大和发展的新的有利空间。
　　轻信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只是一场冒险。早在1937年12月中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从聂荣臻来电中得知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 虚，他立刻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129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进行试探性的游击作战。其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吕正操 在此前两个月率驻冀中的原东北军53军一个团脱离原建制，同冀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此 后毛泽东先后派遣得力干部前往冀东、山东开辟新的游击试验区。所有这些小型试探性行动的成功，为毛泽东在1938年华北日军主力南下时果断向河北、山东的 平原地区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游击战、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决策依据。


　　敌后在游击战中颤抖
　　当国民党主力部队通过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一系列规模空前的正面会战对日军节节抵抗时，八路军来无影去无踪的游击战能够在敌后起到多大的实 际作用呢？日本战后官方战史《华北的治安战及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中国派遣军第1科高级参谋真田一郎大佐在1940年11月28日，就当时的局势和日军 未来的作战方针进行的汇报，反映了日军对八路军游击战的看法：“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长三角)、武汉地区、华北，其中以华北 最差。”
　　全面抗战后最早沦陷的华北作为当时日军大后方，却成为“治安”最差的地区。真田一郎大佐写道：“方面军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令人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军队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因此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
　　这正是毛泽东人民战争和游击战战略实施后迅速获得的成效。1937年三个师的八路军在1940年，已经能够组织超过100个团的部队(尚不包括 在山东等地的部队)对日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及时振奋了全国人民对抗战的信心和士气。日军战史《华北治安史》在总结其1941年开始为期3年的“华北治安强 化运动”时说：“治安良好的只有7个县，有137个县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295个县属中间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他们不得不 承认：“对面的控制已不可能，只能考虑保点线。”

　　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不仅仅只是在敌后的华北地区。在华东敌占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也非常活跃。伪南京国民政府在1941年5月16日公布了由 汪精卫签发的《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中写道：“被指定为第一期清乡地区的江南一带，为连接新政权(汪伪政权)的心脏上海和首都南京的铁路沿线要地，是 中国屈指可数的谷仓地带，又是新政权势力达不到的敌性地区。此地自1937年末以来，已成中共及重庆方面游击队‘忠义救国军’(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游 击根据地。前者以常熟、江阴地区为根据地，积极建设解放区；后者在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尽力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
　　共产党游击队的作战控制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这样形容当时伪政府的处境：“1941年 春，重新建起的新四军第6师(师长谭震林)占据此地，解放区的政权组织甚至渗透到乡镇基层。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汪伪政权)苦心设置的县政府，与其说是行 使地方政府的机关，莫如说不过是税收机关而已。”

浪淘沙

赞！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