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低谷时期，每一次都是靠着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高山

回顾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低谷时期，每一次都是靠着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才带领大家最终走了出来                                                                               2026-05-04 07:24                                        

发布于：河北省
   
要理解中国革命怎么走过来的，就得看透一件事：队伍差点散架的那些时刻，谁站了出来，做了什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动手了。
枪声响了。
紧接着7月15日，汪精卫也在武汉翻了脸。
杀了多少人？
没人说得清楚。
只晓得工会被砸，农会被拆，共产党人脑袋被悬在街头的电线杆上。
整个长江流域，血流成河。
八七会议在武汉开了，是个秘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一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七个字，不是口号，是对现实的血的回应。
共产党人明白了：光靠笔杆子和嘴巴子，斗不过拿枪的。
得自己手里有武装。
于是有了三大起义。
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
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这些人领着两万多人在南昌城里打了四个多小时，占了城。
但占了城没用。
按中央的部署，起义军8月3日就撤了，南下广东去。
为什么去广东？
想着那边靠海，能跟共产国际接上，拿到援助。
可这路太难走了。
走了一个多月，9月底到了潮州汕头一带，被敌军围住，打散了。
主力基本报销。
剩下的人东一撮西一撮，有的去了海陆丰，朱德带着一部分去了湘南。
9月9日，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暴动。
毛泽东第一次亲自带兵。
发动前他写了首词，里面说“霹雳一声暴动”，气魄是有的，但现实没那么浪漫。
起义军从修水、铜鼓、安源三个方向朝长沙打，打了几仗，硬仗。
浏阳文家市一仗就损失惨重。
团长苏先骏指挥失利，部队溃败。
师长余洒度还想打长沙，毛泽东算了算账——几百条枪几千人，打长沙等于白送死。
他拍了板：不打了，往南撤，去井冈山。
12月11日，广州起义搞了三天。
张太雷、叶挺、叶剑英领着工人赤卫队和教导团的人占了广州城大部，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但国民党军来得太快，英美军舰也帮着打，张太雷牺牲，起义部队三天后就撤了，大部分牺牲或被俘。
三大起义，全败了。
可败得不一样。

南昌起义最能打的两拨人——贺龙的20军和叶挺的11军，加起来两万多人。
枪好炮多，战斗力是当年共产党武装里最强的。
南下一路打了好几个胜仗，但败就败在指挥上。
刘伯承后来回忆这事时说得很直白：名义上有前委统管，实际上“谁不能指挥谁”，打仗靠商量协商，“有时协商已定，怠惰迟缓而并未按照实行，甚至贻误事机亦不负纪律上的责任”。
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你有组织，但组织说了不算；你有领导，但领导指挥不动下面的人。
李立三后来在《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里把这个问题说透了——“一切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党在军队里的作用是虚的，军部说了才算，党军关系完全是颠倒的。
秋收起义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
部队里旧军队习气重得很，长官吃四菜一汤，士兵啃糙米饭。
更糟糕的是，部队里党的组织只建到团一级，连队里几乎没有党员，党根本抓不住基层士兵。
长征路上刘伯承说过一句话：“那时候的部队，就像抓在手中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
话糙理不糙。
广州起义也是一样的问题——组织涣散，各打各的，三天就被扑灭了。
三大起义的失败，在很多人看来是天塌了。
南昌起义是共产党打武装斗争的第一枪，秋收起义是毛泽东亲自带的，广州起义是在中国最大的城市搞的苏维埃。
全败了。
蒋介石那边报纸上天天喊“共匪将灭”，基层党员人心惶惶，不知道这仗还怎么打。
毛泽东在文家市会师后，带着残余的队伍往南走。
当时整个队伍还剩不到一千人。
一千人是什么概念？
就是一个加强营。
从修水出发的时候号称一个师，打了一圈仗，死的死、逃的逃，缩水到了这个地步。
士气极差。
没人知道去哪里。
也没人知道能不能活下去。
9月29日，队伍到了永新县三湾村。
这是个只有5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四面是山，藏在罗霄山脉中段，湘赣两省交界处，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的交接地带。
通常这种偏远地方都是土匪出没之地，但毛泽东选在那儿落脚不是偶然的——附近山上已经有好几支当地的农民武装在活动，他跟袁文才、王佐这些人从几个月前就开始联络了。
到了三湾那天晚上，毛泽东就在村口的“泰和祥”杂货铺里喊人开会。
油灯下头，他跟前委的人说，这支部队不改不行了，不改就是一个死。
不改等于把这几百人往火坑里推。
三湾改编的具体内容，史书上记得很清楚，三条。
第一条是缩编。
原来叫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番号很大，人很少。
毛泽东把部队缩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就是一个团的架子，下面两个营，一共七百多支枪。
缩编的同时，毛泽东宣布了一条政策：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把想走的人留在队里，打起仗来第一个跑，反而坏事。
与其这样，不如把路费给他们，好聚好散。
第二天早上，毛泽东在三湾村口的大枫树下头向全体官兵宣布了改编的决定，顺便做了一次动员。
他说的话被在场的人记住了。
他说：“同志们，现在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都有两条胳膊两条腿。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我们都是暴动出来的，一个人可以挡敌人十个，十个可以挡他一百个。我们现在还有近千人的队伍，还怕干不起来吗？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和胜利！”
这种动员方式在当时是很有效的。
毛泽东不在那里鼓捣什么空洞的大道理，不空喊口号。
他用了大家都能理解的人物作例子——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起家，现在手底下管着一个军。
按这个逻辑，我毛泽东现在手里还有七八百人、几百条枪，不比两把菜刀强多了？
这仗怎么就不能打下去？
接着他又宣布了“愿留者留，愿走则走”的原则。
毛泽东当着大伙的面说：“我毛泽东干革命，一不图升官，二不图发财，三不图养家糊口，只图天下劳苦大众得到解放。此行前去，山高水长，任重道远，可能很苦，很危险，但也很光荣。人各有志，有愿意跟我走的，请站到左边来，我热烈欢迎；有愿意回家的，请站到右边，我热烈欢送，并发给路费！”
这话一出，全场没有动静了一两秒钟。
然后，有一个人动了。
宛希先，他是部队里的党员骨干，大步走到左边，举手喊了一句：“坚决跟着毛委员干革命！”
紧接着，一大群人全部涌过去了。
但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三湾改编的人情味。
有个叫陈三崽的战士，家里有个生病的老娘。
那天站在队伍里，他心里两个念头在打架——一边是革命，一边是老娘。
毛泽东看出他在犹豫，问清楚情况后，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40个银毫子和5块银元。
这些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毛泽东把钱塞到陈三崽手里，让他回家去先把老娘的病治好，还说了一句：“在家乡也可以和穷乡亲一起闹革命。”
陈三崽走了。
但第二天，他又回来了。
不仅自己回来了，还带来了十几个青壮年老乡。
陈三崽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我要永远跟您干革命！”
这是三湾改编的另一面。
你不光靠纪律约束人，你靠的是用最朴素的道理把人留下，用最实在的政策把人稳住，用最真诚的态度让人心甘情愿地跟你走。
第二条是“支部建在连上”。
这是三湾改编里最核心的一条，也是后来专门被写进条例的制度。
在此之前，党的组织只到团一级，下面基本没有党员，党的意志传达不到最基层。
毛泽东在会上一锤定音：班排设党小组，连有党支部，营团有党委，全军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前委。
毛泽东当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连队是整个军队的基础，没有连队的稳定，一切都是空的。”
他还拿苏联红军和中国旧军队作对比说：“苏联红军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基层党组织非常健全；而国民党的军队之所以一盘散沙，就是因为各级军官各怀鬼胎，没有统一的思想。”
党代表制度也就此确立。
党代表不光是政治委员，他们要跟士兵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吃苦受累。
士兵们看得见摸得着，知道身边有一个党员在，就不太容易跑。
这个制度后来在古田会议上进一步系统化，成了人民军队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之一。

第三条是设士兵委员会。
这个制度在旧军队里从未出现过。
士兵委员会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在党支部指导下，参与部队的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
什么概念？
就是士兵自己选代表，参与伙食采购账目的监督，参与纪律的维持，参与文化娱乐活动的组织。
长官吃什么，士兵吃的又是什么，全在账目上摆着，士兵委员会有权力查账、质疑、追责。
这三个制度放在一起，等于是一套完整的体系。
支部建在连上解决了“党有没有掌握这支军队”的问题，士兵委员会解决了“士兵有没有把部队当成自己的部队”的问题，党代表制度解决了“如何在人的层面把党性和战斗力结合起来”的问题。
三湾改编全部搞完，只用了五天。
9月29日到，10月3日走。
五天时间，从一团散沙到制度成型。
五天时间，改变了这支队伍的本质属性。
罗荣桓后来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一个“新生”，用得非常准确。
贺龙也说过类似的话。
他早年带着一把菜刀起家，带兵经验很丰富，但他说：“我带了多少年的兵，军队都是私人的，军饷层层克扣，或者干脆不发，肥了当官的，苦了当兵的。秋收起义后，毛大帅坚决要求党指挥枪，在部队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让部队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真是了不起的创造。”
说这话的人，是北伐时期就已经是军长的贺龙。
1927年9月到10月，三湾改编彻底改变了这支队伍。
从湘赣边界出发，走上井冈山，开始新的战斗。
但更大的风暴还没来。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
那是共产党人最扬眉吐气的日子之一。
红旗插在瑞金城头，大批青年从全国各地跑到苏区来投奔革命，根据地一天天扩大，苏维埃的牌子在全国打出去了。
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们开始叫他“毛主席”。
然而表面的风光底下，暗流一直在涌动。
1931年初，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逐步掌握了中央的实际控制权。
王明这个人理论功底是有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材生，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倒背如流——但他有个致命的问题：完全不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他脑子里装的是一套套苏联革命的经验公式，工人在哪儿，农民在哪儿，地主怎么斗，仗应该怎么打，全从书本里找答案，从莫斯科的经验里找答案。
这套东西放在中国的大地上，越想套越套不上去。
毛泽东在那几年日子很不好过。
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套路子在王明这些人看来属于“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入流。
王明甚至说过，毛泽东的书不能不读，但不能多读，读多了要上当。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转而去后方做政府工作了。
那段时间，毛泽东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
接替他军事指挥权的是博古和李德。
博古那时候才24岁，很年轻，也很听话，基本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
李德是个德国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参加过一战，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

但他对中国革命几乎一无所知。
第五次反“围剿”于1933年9月打响，国民党调集了50万兵力，修筑了密密麻麻的碉堡封锁线。
李德指挥红军打阵地战、堡垒战—你碉堡，我也碉堡，跟敌人拼消耗。
这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
红军武器装备远不及国民党军，拼消耗的结果不言而喻。
打了快一年，苏区越打越小，部队越打越少，根据地一块块丢了。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突围。
出发的时候，中央红军号称8.6万人。
但你知道这8.6万人里头有多少是战斗部队，多少是驮着坛坛罐罐的非战斗人员吗？
大炮、印刷机、X光机，连修械厂的机器都抬上了，全部带上路。
长征初期那种“大搬家”式的转移让红军行动极为迟缓。
博古李德的指挥十分僵化，过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时还行，但到了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就全乱了。
11月27日到12月1日，湘江战役打了五天五夜。
蒋介石在湘江两岸调集了25个师超过3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
红军的任务只有两个：扛住，过江。
结果呢？
扛是扛住了，过也过了一半。
但代价太大了——8.6万人打得只剩下3万多人。
这不是损失，这是灾难。
一支军队伤亡过半会是什么样子？
建制打散了，连排长死了一大批，重武器丢光了，士气跌到了谷底。
更可怕的是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是要去哪儿？
没人说得清。
前头的路到底在哪里？
渡过湘江后，红军里弥漫着一种死寂。
太多人不知道明天自己还在不在。
部队在湘西南的山沟里跋涉，博古和李德仍然坚持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和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但他们没意识到路上全是蒋介石布下的重兵。
如果真的往湘西走，可能就是全军覆没。
12月12日，部队到了湖南通道县城。
毛泽东被叫去开了个临时会议，在会上他委婉地提出：不能再往北走了，往北进了人家的口袋。
他建议掉头转进贵州，那边敌人兵力空虚，机动余地大。
博古和李德没有当场答应，但也没有当场否决。
几天后，12月18日，部队走到了贵州黎平，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双方在会上吵得很厉害——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毛泽东坚持西进。
黎平的党史工作者谢俊泉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双方互不相让，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最后的结果是毛泽东的意见被采纳了。

红军往贵州走。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遵义城。
这座黔北小城临着湘江支流，是贵州第二大城市，城墙高厚，易守难攻。
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红军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一个可以坐下来重新思考、重新决定未来走向的机会。
1月15日到17日，遵义会议召开。
这三天里，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报告，把失败归结为“敌人的强大”。
毛泽东站起来，发了长篇的言。
他逐条驳斥了博古的说法，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堡垒对堡垒，阵地战对阵地战，这是完全错误的战略方针。
错误的领导带来的恶果，就是要由八万多红军战士的鲜血来承担。
遵义会议的大体结果是明确的。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几项决定。
这件事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这是三年来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位置发生的最大变化。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立即进入状态。
四渡赤水接着就开始了。
从1月29日一渡赤水到3月下旬四渡赤水，不到两个月时间，中央红军在黔北和川南地带反复穿插，把国民党几十万追兵调动得晕头转向。
四渡赤水这100多天里，红军作战方向变更多达10次，或东或西，时进时退，没有一个固定的套路可循。
然后，虚指贵阳，迫使蒋介石急调云南军队来救；再折向西进，直逼昆明；最终主力北渡金沙江，跳出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3万多疲惫的红军，在地形复杂的西南山区与十倍于己的敌军周旋，最后硬生生撕开一条口子突围出去了。
四渡赤水，教科书级的指挥。
但不是纸上谈兵，是毛泽东在山沟里凭实地侦察、凭对地形的掌握、凭对敌情的精准判断，一步步打出来的。
不过，长征的苦远没有结束。
过了金沙江，还要过大渡河。
1935年5月，红军抵达了今天四川石棉县境内的安顺场渡口。
大渡河在那一带格外湍急，两岸是悬崖峭壁，历来被称为“天险”。
清代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就是在这儿全军覆没的。
蒋介石叫嚣要让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安顺场只有几条小船，几万人想过河？
按正常速度，得一个月。
但形势耽误不起——薛岳的中央军和周浑元的追兵正在逼近，四川军阀刘文辉的部队也在河两岸布防。
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到了安顺场。
他们听了先遣部队的汇报，知道只靠这几条小船根本来不及抢渡。
毛泽东在河边踱了几圈，抽了几根烟，突然停下来对周围的人说：“安顺场不是诸葛亮看中的那根救命稻草。真正的稻草在泸定桥。”
他在地图上找到了泸定桥的位置，当即拍板：红一师和干部团留在安顺场渡河，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直奔泸定，红四团为先锋队急行军去夺桥。
红四团从安顺场出发，一昼夜跑了240里，在5月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
但到了桥边才发现——桥板被敌人拆了，桥面上只有13根光溜溜的铁索，对岸还有川军一个营的兵力把守。
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商量后，决定派突击队爬铁索进攻。

这就是后来“飞夺泸定桥”那场战斗。
22名突击队员冒着密集的弹雨，趴在铁索上一寸一寸往前爬。
有的中弹掉进了河里，有的死死抓着铁索不肯松手。
对岸守军越打越怕，最后在红军快到东桥头时放了一把火就跑。
突击队员冲过火海，夺下了桥头。
后续部队迅速跟进，到下午四点，红四团全部通过泸定桥。
毛泽东过桥的时候踩在还发烫的木板上，摇摇晃晃地走到对岸，站定了，回头看着这条峡谷，眼睛里全是血丝，说了一句：“我们过来了。”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
此时部队只剩七八千人。
8.6万人出发，最后剩下不到十分之一。
毛泽东对长征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看到的是失败和逃亡，他看到的是一次转移和播种。
安顿下来后他算了算：长征经过了11个省，走到哪儿，红军就在哪儿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宣传革命道理。
那些撒出去的种子，后来在全国各地开出了各种各样的花。
长征路上林林总总，奇事不少。
四渡赤水的事迹不必赘述，巧渡金沙江的事迹也不必赘述——虽然这些都是事实，而且是惊人的事实。
就连飞夺泸定桥那场仗，后人看着都头皮发麻。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了一首《七律·长征》。
写那些雪山草地好像不算什么难事。
但他写的时候，脑子里装的一定不是风光。
在那首诗的结句里，他写的是红军战士们即使在雪山草地那样的绝境中，脸上也是笑着的。
毛泽东不是天马行空的浪漫诗人，他是在全盘计算之后，在别人看不到希望的方向上率先看到了光亮。
他知道，长征走的每一步路，都是为以后打下的地基。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
1947年2月，蒋介石飞到西安，亲自部署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计划。
他圈定了胡宗南做主攻，20多万部队从南边打过来，马鸿逵、马步芳、邓宝珊各带部队从西边和北边包抄。
总计34个旅，25万人，外加100多架飞机，从三个方向把延安围住。
陕北这边，彭德怀手里能调动的部队只有西北野战军的2.6万来人。
兵力对比大约是1：10——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对付十个国民党兵。
武器装备就更别提了。
胡宗南的部队绝大多数是美械装备，解放军主力还是“小米加步枪”。
飞机、坦克、重炮，解放军一样没有。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开始进攻。
国民党方面叫嚣“三天之内占领延安”。
打了一仗，胡宗南确实付出了5000多人的伤亡代价拖拖拉拉打进延安城，但那座城早已空了。
让出延安的这个决定，在内部曾经有很大争议。
很多将领和干部写了决心书，要“誓死保卫延安”。

延安在中国革命的天平上分量有多重？
党中央在这里住了整整十年——“延安”这两个字在很多人的字典里，几乎就等于“革命本身”。
如果延安丢了，仗还能不能打下去，会不会让全国各地的根据地寒心，蒋介石会不会趁势追击，这些问题压得每个人都喘不上气。
毛泽东没有犹豫。
他召集了会议，跟大家说了几条道理。
头一条叫做“包袱理论”——在人财物齐备的时候，背上是个财产；在危急关头如果舍不得把它丢下来，它就是个大累赘。
这就像一个人背着金银财宝遇上了强盗，舍不得放下包袱去跟强盗打，结果被打死了。
第二条是毛泽东对蒋介石用兵套路的分析。
他说，敌人的拳头握紧了打过来的时候最疼。
但是等他占了延安，拳头就要松开。
延安在整个解放区的战略版图中，属于西北一隅。
蒋介石用25万人去占一个西北的角落，他在中原、东北、华东的战线上就会露出软肋。
毛泽东拿定主意——就让蒋介石进来，让他分兵把守延安及周边地区，把拳头张开成五根手指，到时候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切——这种战术叫“蘑菇战术”。
后来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仗一口气吃掉胡宗南1.4万多人。
1947年3月18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延安王家坪的窑洞里烧完最后一批文件，把所有的纸质记录清理干净。
毛泽东提了个要求：“走之前，我要看看胡宗南的兵。”
周恩来阻拦说太危险了，毛泽东没听。
他走出窑洞，站在王家坪的山坡上朝南望去——远处枪炮声已经很密了。
3月29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定下来一个分工方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着少数精干人员留在陕北继续指挥全局作战；刘少奇、朱德带着一部分人前往华北，组成中央工委。
毛泽东不但没有往东撤离，反而就在陕北逗留，跟胡宗南玩起捉迷藏。
他的想法很明白：党中央留在陕北，就能把敌人的重兵拖在这个山沟沟里，减轻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压力。
名义上胡宗南占了延安，实际上他什么都没得到。
打到后来蒋介石回过神来了，发现他在西北握着一个空拳头，还消耗了巨大的资源。
跟毛泽东当年推断的分毫不差——占延安的那天，就是蒋介石亏账的第一天。
1948年春天，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离开陕北前往西柏坡。
5月27日，毛泽东到了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和刘少奇、朱德他们会合了。
接下来的故事不用多说了。
1948年下半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气呵成，国民党主力精锐覆灭。
1949年4月，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他那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但让人慨叹的不是最终的胜利，而是胜利到来之前那一次次弹尽粮绝的时刻。
1927年的湘赣边界，不足千人的残兵，毛泽东凭一次三湾改编从制度上重新奠定了这支部队的魂魄。
1935年的遵义，五昼夜的血战和长征路上无数牺牲换来的混乱局面，毛泽东在会议上力挽狂澜，使红军跳出包围圈继续北上。
1947年的延安，敌我兵力十比一，他主动撤离，用一个空城把蒋介石的重兵死死拖在陕北，给全国的解放战争争取了时间和空间。
每次低谷，别人看到的都是绝望，他看到的都是机会。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他在文家市对部队讲话时说的一句湖南土话——“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