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军中他的名头虽然不大，但武功很高，连许世友都很佩服

志和

开国将军中他的名头虽然不大，但武功很高，连许世友都很佩服                                                                     2026-06-29 18:13                                        

发布于：河南省
   
                        

1934年深秋的一天，湘江两岸炮声震天，很多红军指挥员不得不做出同一个选择：近战。子弹不够、弹链断了，刀枪棍棒成了最后的依靠。在这类硬碰硬的场面里，有些人会自然地冒头，敢往前冲，也更懂近身搏杀的门道。孙继先，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代表。

湘江战役之后，他的名字在部队里传开，并不是因为官职有多高，而是因为那些草丛、河滩上的肉搏印象太深。许世友、钱钧这些以武功见长的将领，在了解他的经历后，对他都颇为看重。这种看重，不是茶余饭后的夸赞，而是战场上对生死本事的认可。

有意思的是，孙继先在授衔后，并没有把“武功”当成个人标志，对外说得不多。真正能看出他功夫底子的地方，主要还得回到长征这几场关键战斗里去看。

一、北方枪术土壤里的少年习武

20世纪初，山东、河南一带的乡村，多多少少都有些“练把式”的传统。世道不安，乡里乡亲常用武馆、武场维持自保力量，长枪、棍棒很常见。在这种环境里，枪术并不是舞台表演，更偏实用，讲究“快、狠、准”，可以直接上阵。

孙继先1911年出生在山东曹县的农村，成长期正是军阀混战最乱的年代。家境普通，又赶上地方匪患不断，家里让他学武，也带着明显的实用目的：将来好谋生，又能护身。他后来被送到河南商丘杨庄附近的一处武馆练功，接触到的就是北方流传较广的一支杨家枪法。

杨家枪的特点，史料里有不少概括：步伐扎实，讲究进退有度；枪尖出手“如电”，要在对方反应之前先到位；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与冷兵器实战结合紧密，近距离突刺、挑拨都非常狠。这类套路，到了战场上，很容易与刺刀格斗合拍。

年轻时练功，离不开“吃苦”二字。当时的农村武馆条件简陋，冬天地上结霜，照样要求蹲马步、扎“桩功”；夏天闷热，穿着粗布衣在土院子里反复扎枪，一练就是一整天。孙继先能把这一套打牢，说明他本身就不是怕吃苦的人。

等他从武馆回乡，天下形势愈发复杂。地方武装、军阀部队来来去去，很多练过武的青年，最后都被卷入军队。孙继先进入的是国民党第26路军，这支部队里不乏北方兵丁，习武出身的人不少，从枪棒换成步枪、刺刀，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早年练的杨家枪，让他对“长兵器的距离感”非常敏锐。实战中，刺刀的有效距离、对方扑上来的节奏，很多人要打一阵才摸得着门道，他上手就会快一些。这类积累，在后来几次白刃战里起了作用。

1931年11月，26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成建制加入红军。孙继先在这一转折中，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起义之后，部队编入红军序列，他逐步成长为红一军团的基层指挥员，战斗越打越多，武馆里学来的那点本事，也逐渐被磨成真正的战场能力。

二、湘江血战：从刺刀到肉搏

要看孙继先的“武功”有多实用，必须提到湘江战役。1934年11月底到12月初，中央红军在广西全州、兴安一带，被敌军围追堵截，损失极为惨重，这是长征途中最严峻的一次大关。

当时，红一军团是主力部队之一。孙继先所在的部队，担负掩护突围的任务，压力极大。敌人火力占据明显优势，重机枪、野炮盯着渡口和要道，红军不得不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强行穿插。弹药消耗很快，在一些阵地上，冲杀到中途子弹就打光了，能靠的只有刺刀和随身刀具。

据当年一些战友回忆，在一个关键突围方向上，孙继先带着营里的主力，从掩体冲向敌人阵地。刚开始还能用步枪压制，冲近了以后，枪管发热，子弹见底，战场很快变成刀枪相交的混战。战壕里空间狭窄，人挤在人堆里，刺刀、枪托、工兵铲，甚至拳头、牙齿都用上了。

这个时候，谁心理素质硬、谁体力好、谁敢往前凑，就非常关键。孙继先从小练的那点底子，在这时体现出来。他不仅能在乱战里稳住重心，还熟悉“贴身”的打法，简单说，就是知道怎么快速贴近、怎么借力、怎么在人群中抓住机会下手。

战后，有战士形容他“从人堆里杀出来，身上的衣服被敌人的血染透，人倒是没受大的伤”。这种说法很直观，也略带夸张感，但能说明当时肉搏的惨烈程度。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左右，很多连队几乎打光。这种环境下，能带着主力营突围，已经是一种能力的证明。

关于许世友对他的评价，流传比较多的是一句大意为“这人功夫不小，人也能打”。许世友本人早年在少林寺学武，拳脚、刀枪、硬功都擅长，对会功夫的同志一向有自己的“行家眼光”。他听到孙继先在湘江的表现，对这个“同道中人”印象挺深，这一点，在一些回忆资料里有所提及。

需要强调的是，在湘江这种级别的战役里，任何个人勇猛，都离不开大部队的配合。孙继先的营能突出重围，跟上级指挥、友邻部队掩护密不可分。他的武术功底，更多是帮助自己在短兵相接的关头，多一点反应速度、多一点生存机会，同时带动周围战士的士气。

从纯军事角度看，湘江一役让红军付出巨大牺牲，但也逼出了部队里一批真正敢于近战的骨干指挥员。孙继先就在这场“血的淘汰”中站稳了位置，后续的长征路上，他带兵打仗的底气，也和这段经历脱不开关系。

有一次，他在战后总结时，对身边的小干部说过一句话：“枪打光了，刀要随身带着。”很朴素的一句话，却说明他完全把“随时准备近战”当成了实实在在的要求，而不是嘴上说说。

三、大渡河前夜：一条船、两组人

湘江之后，红军完成战略调整。1935年初遵义会议召开后，部队开始向川、滇方向机动。5月，大渡河成为横在前方的一道大障碍。河水湍急，两岸多为峭壁，彼岸还有敌军堵截。要想过河，必须有人冒险先行。

历史上关于大渡河的记载较多，大致一致的情况是：红军先夺取安顺场渡口，再组织小股突击力量抢占对岸。由于木船数量极少，最关键的一段强渡，只能靠极有限的船只往返运送。这种条件下，每一船人都等于在赌命。

当时，红一军团由杨得志等指挥。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打开局面，需要挑选一批经验丰富、胆子够大的指战员组成突击队。孙继先就在这一阶段被点名参与强渡任务。

夜幕刚刚落下时，河面上的风已经带着寒意。小木船停在岸边，船板被水浸得发黑。河对岸时不时闪过敌人的火光，说明那里已经有枪口在等待。岸边站着的突击队员，背着步枪，有的腰间还插着大刀，表情凝重。

“老孙，你看行不行？”一位熟识的干部小声问。

孙继先看了看河，又扫了一眼身边的人，只回了两个字：“能去。”

没有大话，也没有保证，只是“能去”。在那种场面下，会说这种话的人，往往心里已经把悬着的一堵墙放下了。

根据当年的安排，这次强渡被划成两组：一组负责先行登岸，在敌人火力稍微薄弱的地方抢滩，占领一块立足点；另一组则紧随其后，加固阵地，掩护后续大部队的过河动作。孙继先所在的小队，就是那批最先被送过去的人之一。

强渡过程中，敌人的火力压得很凶，很多战士刚上船不久，周围就掀起水花，甚至有人当场中弹落水。但这条路必须打通，船一趟一趟顶着子弹往返，突击队员咬着牙坚持。上岸后，短时间内又是熟悉的近战场面，手榴弹、刺刀、甚至石块都派上用场。

大渡河强渡的最终结果众所周知：红军成功在对岸建立了稳固的立足点，大部队随后过河，避免了被敌军压在江边的危险。这一仗，在整个长征中具有非常关键的战略意义，为之后北上、与其他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

多年以后，1957年，杨得志在撰写有关长征的文章时，专门提到这次强渡行动，谈到突击队员的英勇。有的版本中提到，他将参与强渡的部分指战员统称为“勇士”，并点名肯定过孙继先的作用。相关文字细节，各种资料说法略有出入，但杨得志对这批人的评价，态度是明确的——这些人确实是在用命为大局开路。

1990年前后，孙继先的家人拜访杨得志时，曾谈到大渡河的话题。两位老指挥员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语速都慢了下来。杨得志对孙继先的大致评价，是“人很硬、会打仗”，还特意提到他懂武术底子好，这让后辈对这段经历印象更深。

需要注意一点，大渡河强渡里出现的“勇士”数字，在不同资料中有“17人”“18人”等说法，有的名单里没有孙继先，有的回忆中则把他算进去。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那一仗牵涉的人很多，真正冒着同样危险的人，也远不止名单上的几个。孙继先自己，对于有没有被正式写进“勇士”名册，并不刻意计较，这种态度，某种程度上也符合那一代人的普遍心理。

四、少林门下与杨家枪：行家看行家

说到开国将领中的“会武之人”，许世友几乎是避不开的名字。他早年在河南嵩山少林寺习武，出家入世都和武术分不开。拳脚、刀枪、硬功，他都下过苦功，据一些资料记载，他在少林寺至少练习了好几年，基础扎实。后来转入革命队伍，不管在红军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他身上的那股“练家子”的劲头，一直没散。

另一位武功见长的开国中将钱钧，同样出身少林武术系统，擅长朱砂掌一类的内外兼修功法。1965年前后，他在一次视察地方民兵训练时，为了鼓励士气，当场表演过劈石的硬功。虽然具体细节各类回忆略有差异，但能肯定的是，他确实在群众面前展示了惊人的掌力，证明自己并非浪得虚名。

许世友、钱钧这两个人，一南一北，师承路数相近，都属于少林武术一脉。他们后来在陕北会师时认识，一见如故。有过交往之后，许世友对哪些将领“会功夫”、哪个只是“耍两下”，心里大致有杆秤。

在这个圈子里，孙继先算是路数有些不同的一支。他练的是北方枪术，重长兵器，兼顾近身搏杀；许世友、钱钧则偏重少林的拳脚与硬功。这三人的共同点，在于小时候都吃过苦功，本领不是临时抱佛脚练出来的。

战后若干年，有人提起孙继先的战斗经历时，许世友显得挺认可，大意是说他会武，打起仗来也“能顶”。这种评价放在军队内部，其实带着专业色彩。行家看行家，看的是实战中是不是敢上、是不是能顶得住，而不是表演场面的好看与否。

从武术的角度看，这几位将军的经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把早年的武术练习，转化成了战场上的具体能力，而不是停留在套路层面。举个简单例子，刺刀格斗中的步法、上半身的闪避、力量的爆发，其实和很多拳脚功夫有相通之处；长枪的搠、挑、崩，与冷兵器战场上的刺杀动作几乎一脉相承。

在湘江、大渡河这类战役里，这种“武术转化”为战斗力的现象很明显。一旦进入白刃战，对力量、速度、耐力、心理承受能力都有严格要求。经过长期体能和意志训练的人，在这类场景中，更有可能撑得久、冲得靠前。

从这个角度看，许世友对孙继先的“佩服”，并不仅仅是“老乡会武”的那种亲近感，而是一种行内对行内的认可——都是在刀尖上走过的人，很清楚彼此的分量。

五、不抢“勇士”名头：个人与集体的分寸

1955年授衔时，孙继先被授予中将军衔。按当时的标准，他的资历、战功都足以支撑这个军衔，熟悉内情的人，对此普遍认为很合适。和一些名气很大的上将相比，他出现在公开报道里的次数并不算多，但在老红军圈子里，他的名字并不陌生。

令人注意的是，围绕大渡河“勇士”人数、名单等问题，后世不断有讨论。有些回忆录会提到：“当年某某其实也去了，但后来没写上。”“某些人觉得自己应该算，却没有被列入。”这类说法在不同版本中频繁出现。

在这种背景下，孙继先的态度显得有点“冷静”。据家属和熟悉他的人回忆，他极少主动谈“勇士”这类称号，也没有向组织提出过相关要求。有年轻人好奇地问他：“您当年是不是也在那条船上？”他一般只是简单地应一句：“部队安排干什么就干什么，回得来就是命大。”

这类回答，既没有刻意否认，也没有借机强调自身功劳，看起来平淡，却透露出一种明确的价值取向：个人荣誉不应该压过集体记忆。要知道，湘江、大渡河那些地方，倒在半路上的人不计其数，其中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

在一些内部谈话中，他提起战友牺牲时，会先把话题引到“牺牲的人太多，记不完”，而不是围绕少数几个“勇士”的名号打转。这种叙事习惯，本身就是在提醒身边人：不要只盯着名单上的光环，背后真正支撑战争胜利的，是无数连名字都查不全的普通战士。

从组织层面看，1950年代制定授衔、评功勋，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综合军龄、职务、战功、伤病等多方面情况。孙继先能获中将，说明他的整体贡献是被充分肯定的。而他本人不主动强调某一仗、某一个称号，也避免了因为个别事件引发不必要的争论。

这种处理方式，放在长征那一代人身上其实并不罕见。很多经历过死线考验的指挥员，晚年提到过去，都更愿意讲“那一次整个部队怎么活下来”，而不是“我当时多么英勇”。孙继先的选择，也可以看作这一代老红军共同心态的一种投射：个人可以退到次要位置，集体和战友放在前面。

六、武术、长征与一代人的底色

回过头把这些碎片串起来，会发现孙继先身上有一种相当鲜明的“跨界”特征：从乡村武馆走出来，在军阀部队短暂停留，随后又进入红军长征队伍，最后成为新中国的开国中将。他经历的每一个阶段，武术都不只是“爱好”，而是直接参与塑造他人生轨迹的因素之一。

少年时练的杨家枪，让他具备了扎实的体能基础、敏锐的距离感和较强的近战意识。这些东西一旦进入军队体系，很自然就和刺杀训练结合。宁都起义后，他在红军中经历的每一次硬仗，都是检验早年功底的机会。湘江的白刃战、大渡河的强渡任务，更是把这种能力逼到了极限。

值得一提的是，单纯的武术如果离开组织，很难在战争中产生决定性作用。孙继先之所以能够在关键战役里发挥作用，归根结底，是因为他已经完全融入了红军这支讲究纪律、讲究协同作战的队伍。他在战斗中坚持的并不是江湖式的“逞勇”，而是把个人的擅长，放进整体作战布局里面使用。

从湘江到大渡河，这段路上，红军付出的代价极大。指战员的勇敢，是建立在对革命目标的认同之上的，并不仅仅是“好勇斗狠”。孙继先这样的指挥员，既有敢肉搏的胆气，也有对大局的清醒理解，这种组合，才使得他的武术背景真正转化成了战斗力。

他的名字，可能不如某些上将那样家喻户晓。但在那一代将领当中，他代表了一类很有代表性的群体：有扎实武功底子，却不拿“武术”当噱头；在战场上敢冲敢拼，胜利之后又把个人功劳放在后面，把集体和战友放在前面。

湘江那一仗，他从血泊里带出一个营的骨干；大渡河那条船上，他和战友一起，用血肉在急流中探出一条路。多年以后，人们提起他，多半会用“武功高”“能打”这些词，但真正支撑他走到终点的，恐怕并不只是这两点，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坚韧与克制。

孙继先1955年被授予中将，之后继续在部队长期任职，直到离开军职。他的后半生相对低调，没有太多惊人之举留在公开记载中。但只要想起湘江河畔的那一场肉搏，和大渡河边那条在枪林弹雨中摇晃的小木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世友这样的“练家子”，在听到他的战斗经历时，会发出由衷的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