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毛泽东：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

高山

长征路上的毛泽东：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                                                                                               2026-06-28 12:54                                        

发布于：天津市
   
                        文/夏明星孙津津 在不少毛泽东追随者的叙述中，长征仿佛成了一段只属于毛泽东个人的壮阔征途。1977年9月9日，开国上将萧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指引长征胜利的灯塔》，文中写道：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毛主席领导我党我军进行长期革命战争中的一次极其光辉的伟大革命实践。这种叙述方式，在相当长时期内强化了长征即一人之功的印象。 然而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在那段风云激荡的征途中，这朵卓然挺立的荷花、这位公认的好汉，身边同样离不开三位关键的支撑者。 他们分别是周恩来、朱德与王稼祥。 早在1934年春，由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过度依赖书本、脱离实际，第五次反围剿在中央苏区的战局日益恶化，形势每况愈下。无奈之下，李德向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建议，请示共产国际批准进行一次战略大转移。随后在六七月间，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实施战略转移。自此，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大转移筹备工作，在极少数中央领导层中秘密展开。 为筹划转移事宜，临时成立了三人团，成员为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仅开过两次会议，一次在李德房间，一次在苏区中央局内部。在实际运作中，政治上由博古主导，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则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执行，但无法全面参与全部决策过程。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约8.6万人行动，以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翼，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翼，红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庞大的中央纵队撤出中央苏区。部队一路向南突围，沿赣、粤、湘、桂边缘转战，原计划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开辟新根据地。因此，这一行动最初被称为西征，参战部队亦被称为野战军。 这一战略大转移的具体谋划，毛泽东起初并不知情。虽然他被允许随军行动，但由于已被解除军职整整两年，在军事决策上几乎难以发声，处境相当有限。 获准随军转移后，毛泽东曾特别提出，希望将自己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洛甫）、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行动。此前王稼祥已对毛泽东的军事见解颇为钦佩，两人关系融洽；毛泽东也希望借机做张闻天的工作，因此提出这一安排。 博古、李德最初设计的战略转移仅限于前往湘西，但最终却在长途辗转中抵达陕甘宁地区，这一重大转折，不能不说深受毛泽东战略判断的影响。当然，这一过程也离不开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支持与配合。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成功强渡湘江，终于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湘江东岸全歼红军的计划，但红军自身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多人。此时博古、李德因湘江失利而情绪低落，红军的实际指挥重担逐渐转移到周恩来肩上。随着博古、李德威信受挫，周恩来开始主导军事工作，毛泽东也由此逐渐获得更多发言空间。 1934年12月10日，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县城。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应由此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然而蒋介石已提前判断红军意图，在通往湘西的要道上部署近20万兵力，形成包围之势，企图一举围歼。 在这一危急关头，毛泽东率先提出异议。《周恩来传》记载：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朱德传》亦记载：在这个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绝不能往这个口袋里钻。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 12月12日，博古、李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六人在通道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战略方向，围绕北上与西进展开激烈争论。毛泽东主张西进贵州，得到了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有力支持。博古态度开始松动，而李德愤然提前离场。虽未参会，朱德却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一决定，当晚7时，中革军委即向各军团、纵队下达万万火急电报，明确明十三号继续西进，并要求相机进占黎平。 12月15日，中央红军攻占贵州黎平，连续转战两个月后终于获得首次休整机会。但北上与西进的分歧仍未平息，博古、李德仍坚持原有设想，甚至电告红二、红六军团，称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再次讨论战略方向。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争论十分激烈。朱德坚定支持毛泽东意见，在挫折与教训之后，他对毛泽东更加信服，因此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前往湘西会合的主张。最终，在周恩来的主导下，会议采纳毛泽东继续西进的意见，并通过了根据其发言整理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提出放弃湘西根据地设想，转向川黔边区，以遵义为中心，必要时向西北调整。 正如《毛泽东传》所言：黎平会议的决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使中央红军重新掌握主动权，挥师西进，不仅打乱了敌军部署，也在连续作战中逐步扭转局面。《朱德传》亦指出：这一决定从实际出发，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开始摆脱被动。 1934年12月底，中央红军转至乌江南岸瓮安猴场一带。此时博古、李德仍坚持北上设想，主张暂不过乌江，在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寻机北上湘西会合。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以多数意见批评该主张，并维持黎平会议决定，确定强渡乌江。 但北上分歧仍未彻底消除。王稼祥向毛泽东建议召开扩大会议，调整中央领导格局。张闻天亦表示赞同，并认为应由毛泽东在军事上发挥更大作用。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占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王稼祥与毛泽东沟通推动，并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支持。会上，毛泽东系统分析此前军事路线错误，提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方向问题。 王稼祥率先表示支持，朱德随后发言，严厉指出临时中央与李德军事路线的错误，并直言如果继续如此领导，红军难以为继。周恩来第三个发言，明确支持由毛泽东领导今后军事行动，得到多数人响应。 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支持下，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军事指挥仍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周恩来负责最终决策。会后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 一个月后，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统一指挥作战。1961年朱德回忆这一转折时写下诗句：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核心支持下统筹指挥红军，采取机动灵活战术，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一路辗转，最终为中国革命在西北奠定战略基础。

长征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毛泽东在关键时刻主持军事工作；而他能够走上这一核心位置，则离不开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坚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