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朱老总为何身陷八万兵力包围之中，身旁仅剩七名警卫员

高山

1935年，朱老总为何身陷八万兵力包围之中，身旁仅剩七名警卫员                                                                                                2026-07-18 14:22                                        发布于：河南省
   
                        一九三五年九月的一天，在川西北阿坝地区，红军总司令朱德站在一座土坡上，身后跟着七名警卫员。
这七名战士背着七杆步枪，子弹袋已经瘪了大半。他们周围，红四方面军八万多人的部队正各自忙着扎营，炊烟一道接一道升起来。

这是红军长征途中一个特殊的时刻。红军的总司令，指挥不动自己身边的部队。他名义上还是全军总司令，实际上已经被严密监视，失去了指挥权和人身自由。身边七个人、七杆枪，就是他仅剩的全部力量。
限制他的不是国民党军队，是自己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他手握八万重兵。
这事要从三个月前的懋功会师说起。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四川懋功达维镇外的山路上，两支红军部队的侦察兵碰在了一起。一边是中央红军第二师第四团，另一方是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两边的人先是愣住，然后把枪一扔，抱在一起，有人当场哭出了声。
这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师。消息传开，整个山谷沸腾了。六月十四日，毛、朱、周等中央领导人来到达维镇，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带着部队列队迎接。当天晚上开了联欢会，火把照得河谷通明，歌声一夜没断。
可这喜庆还没过去，裂痕就露出来了。两军会合后清点人数，对比触目惊心。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八万六千人，打到这时只剩两万余人，其中战斗部队仅一万余人，他们衣衫破烂，装备残缺，不少人还在赤脚走路。
而红四方面军八万多人，军装齐整，步枪、机枪、迫击炮一应俱全，弹药也充足。两支部队往那儿一站，谁强谁弱，一目了然。
这时兵多将广的一方自然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张国焘那时三十八岁，他看着中央红军那些面容消瘦的干部，心里那杆秤开始倾斜了。
六月二十六日，在两河口。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议题。靠近抗日前线。这是中央定下的方针。
会议从二十六日开到二十八日，整整三天。张国焘在会上没有过多反对，他提了一个问题。北上，部队吃什么？川陕甘交界地带地瘠民贫，几万大军开过去，粮食根本接济不上。他主张南下，去西康或川西南，那里物产丰富，部队能站住脚。

双方各说各的理。张国焘最后勉强同意了北上方针，可一回到部队驻地，他就不再提北上这两个字。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原地不动，没有一点开拔的迹象。
七月中旬，中央催促行动。张国焘回了一封电报，提出改组军委，要求由他担任主席。这等于要求党中央把军事指挥权交出来。电报发出后，两边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主席后来说过一句话：“张国焘是要人家服从他，以枪压人。”

八月二十日，为了打破僵局，中央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把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中央随行。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挥。这个混编方案本意是弥合分歧。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他去左路军，能体现中央的团结诚意，也能对张国焘形成制约。朱德没有二话，带着几名警卫员就去了。
八月二十一日，右路军开始过草地。那片茫茫沼泽地吞噬了不少战士的生命，部队咬着牙趟了过去，来到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走到阿坝，张国焘下令停止前进。他给中央发电说，嘎曲河涨水，渡不过去。朱德带人到河边看了，水深不过马腹，完全可以涉渡。他把实测情况报给张国焘，张国焘不理，坚持部队折返。

进入九月，形势急转直下。九日，一封密电被截获，内容是张国焘要求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局势恶化到了可能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步。
党中央连夜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团单独北上。那一夜，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悄悄拔营，摸黑向北方急行军。
消息传到左路军，张国焘暴怒。他马上命令解除朱德、刘伯承警卫的武装，把两人严密监视起来，限制一切指挥权和活动自由。从这一天起，红军总司令朱德在自己的部队里失去了自由。
十月五日，在卓木碉这个川康边界的小地方，因为一场会议被写进了党史。张国焘把亲信召集到一座喇嘛庙里，宣布成立临时中央，自任主席。红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都被通知参加，朱德和刘伯承也被带到会场。庙里光线昏暗，酥油灯的火苗跳动着，照着墙上斑驳的壁画，也照着与会者表情各异的脸。

张国焘在会上让朱德表态，要他公开支持这个临时中央，和中央划清界限。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朱德身上。朱德那年四十九岁，他沉默了片刻，慢慢站起来讲了这样一番话：“朱毛，朱毛，人家都把朱毛当成一个人，朱怎么能反毛？你们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跟毛的关系。”
会场气氛一下子僵住了。有人对着朱德大喊大叫，有人用枪威胁他。朱德站着没动，面不改色。刘伯承坐在一旁，一言不发，用沉默表达自己的立场。

张国焘拿他们没有办法。红四方面军里从鄂豫皖出来的部队对朱总司令有感情，全党全军和共产国际都承认朱德是红军总司令，处理不当等于给自己埋下祸根。
卓木碉会议之后，朱德的处境更加孤立。他仍然是名义上的红军总司令，身边能指挥的人只剩七名警卫员，八万大军每天在他周围活动，没有人向他请示，没有人执行他的命令。吃饭有人送，走动有人跟。他可以在营地范围内活动，可走不出警戒线。这种局面从秋天一直延续到冬天，又在冬天的严寒里熬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朱德在左路军里过了八个月被严密监视的生活。他找到了一套在夹缝中做工作的方法。
朱德每天到连队去转。那些基层干部和战士对总司令是敬重的，看见他走过来，会立正敬礼。朱德顺势坐下来，跟他们聊家常。他问战士家乡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什么时间参的军。聊着聊着，话题转到当前形势上。
朱德只讲北上。他告诉这些基层干部：北上才能靠近抗日前线，北上才有出路，在川康边困着不是长久之计。
这些话不涉及高层政治分歧，战士们反而能听进去。红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战士开始在心里画问号：朱总司令讲得有道理，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穷山沟里转悠？
张国焘察觉到了这种变化，心里很恼火，可又找不到公开制止的理由。朱德是总司令，下基层跟战士谈话，理由很正当。他派人加大监视力度，朱德警卫的岗哨外面又加了岗哨。可这挡不住朱德散步时路过一个连队，就停下来跟围上来的战士说几句话。

十一月，张国焘发动南下战役，想要证明自己路线的正确。南下部队起初打了一些胜仗，占领天全、芦山等地。张国焘情绪高涨，觉得自己是对的。朱德保持沉默，不做什么评价。他清楚，现在下结论还太早，关键要看最后的结果。
十一月十六日，在百丈关。
红四方面军主力在这里碰上了国民党川军主力。战斗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川军依托坚固工事死守不退，飞机在天上轮番轰炸，红军的冲锋一波接一波被打回来。激战持续了七天七夜，双方都伤亡惨重。百丈关一带的山坡上、稻田里、街巷间，到处是牺牲战士的遗体。红军毙伤敌军一万五千多人，自身伤亡也近万人。
这个伤亡数字是致命的。红四方面军南下以来补充的兵员损失大半，几个主力团的编制都打残。被迫撤出百丈关那天，部队士气降到冰点。战士们在泥泞的山路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回走，没有人开口说话。
仗打败了，张国焘的威信也跟着崩塌。此前的疑问全部浮出水面：南下这条路，到底对不对？朱德坚持的北上，是不是才是对的？朱德什么也没说，他之前播下的种子开始发芽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总司令讲过的话应验了。红四方面军里对张国焘不满的情绪在扩散。
一九三六年春，红四方面军困守川康边的甘孜一带。粮食短缺，弹药不足，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救治。部队从南下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多人，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已经走到了死胡同。

转机来自红二、红六军团的到来。贺龙、任弼时率领的这支部队正从湘鄂川黔边一路北上，向甘孜靠拢。朱德判断，只要这两支部队来到，张国焘就再难阻止北上。他开始秘密联络红二、红六军团，把自己的位置和情况传递出去。
六月，红二、红六军团抵达甘孜，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贺龙一到驻地就去看朱德，两人关上门谈了很长时间。朱德把近一年来的情况全部告诉贺龙，贺龙态度明确而坚决：听总司令的。
七月五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以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正式成立之后，力量对比起了变化。朱德和刘伯承、贺龙、任弼时联名施压，要求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张国焘拖不下去了，在各方压力之下，不得不下令部队掉头向北。
七月，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北上。朱德骑着一匹瘦马走在队列里，身后还是那七名警卫员。这一回，他不再是八万人里被监视的人，他是这支队伍真正的总司令。
十月，甘肃会宁。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这里实现会师。朱德站在会宁城外的黄土坡上，看着各路部队从不同方向汇集而来，旗帜被西北的风吹得猎猎作响。从一九三五年九月草地分裂算起，过去了十三个月。这十三个月里，他有八个月被严密监视，身边只余七杆枪。

会师的队伍从他面前走过，不断有人立正敬礼，喊一声“总司令”。朱德点头回礼，表情平静。他身边的七名警卫战士，枪托上都磨出了包浆，人也瘦了好几圈。他们把这十三个月熬穿了。七杆枪还在，总司令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