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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27：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复制链接]

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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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27 13:59:1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毛泽东在1927：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2013年11923年的中共三大，对新成立两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也是为日后的政治、军事斗争埋下伏笔的时刻。加入国民党。中共三大，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和正式决定共产党员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的问题。

　　会上代表们就国共合作问题，特别是共产党员应否加人国民党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张国焘、蔡和森等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革命，国民党是不能革命的，所以他们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马林、陈独秀等则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他们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地位。毛泽东积极赞成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他与多数代表一起，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左"的错误观点，论证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工人、农民以个人名义加人国民党，建立和扩大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的必要性。他也不同意马林和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主张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经过大家热烈的讨论后，大会终于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为适应国民革命的需要，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推动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同时保存和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强调“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领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

　　毛泽东除了在会上积极讲述自己的意见外，还利用休息时间，找其他代表们交谈看法。当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之间由于对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意见相左，争论不休时，毛泽东便主动找蔡和森细谈，耐心劝导他支持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主张。他还专门找到会外的国民党元老、湘军总司令谭延阖，说服后者在大力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
　　三大不仅意味着共产党人的路径选择，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此次会议，意义重大。李颖博士在《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一书中，叙述了三大召开的过程，并特别注意到毛泽东在中共地位的上升。
　　三大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李大钊、王荷波、项英、朱少连则分别为中央驻北方、上海、湖北、湖南委员，指导当地党的工作。

　　委员长主持一切中央局及中央全会会议，与秘书共同签署一切公文函件。
　　“中央局秘书”一职，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特设的，实际上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并不等同于党中央“秘书长”，因为“中央局会计”的职责也属于秘书长工作范围。对于秘书的职责，《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员［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此外，《组织法》还特别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这既说明了作为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也体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尝试通过制定党内法规的形式，制约最高领导人的权力。

　　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事实上，他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第二把手。后来，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从而使党中央真正有了负责全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务工作的专职主持者。事实也证明，党的三大后，全党组织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选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在孙中山主持下，国共两党的精英，同处于广东高等师范学院那座有着高高塔楼的礼堂内，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分出席。他的座位是三十九号，会议期间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他多次发言，除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发表意见外，还针对国民党内的右派观点申明自己的主张。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三十日上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他于二月中旬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

　　毛泽东事实上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叶楚伧等右派的斗争也公开化了。这年十一月十七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他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十四人致孙中山的信，反映“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孙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叶楚伧等人“用尽办法、把毛赶走”。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就在十二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叶楚伧很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贺”。

　　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久，中共四大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并确认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这是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重大进展。大会还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共两党组织各界群众，广泛传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精神，形成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接着，五卅运动席卷全国，把大革命推向高潮。（选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