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年味越来越淡,“年味”究竟是什么? 2016年02月11日 17:53
作者:沙媛媛 戴望云
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有着历史悠久而且丰富多样的习俗。然而,生活的变化是如此之快,这些年来,过年的方式也发生了许多改变:年夜饭从家庭的饭桌搬到了酒楼、饭店,人们不再执着于“四大件”、“八大碗”之类的讲究;“飞帖”拜年的雅事早已成为一个远古的记忆,走亲访友的传统礼仪逐渐为短信、微信等电子拜年方式取代;“摇一摇抢红包”、“集福卡”的数字狂欢热潮更是铺天盖地一般席卷全国。
当人与人的沟通联络变得越来越便捷之时,有人却又开始怀念起“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那般慢悠悠的纯朴生活方式。人们叹息一声,说“过年的年味没有了”,“年味变淡了”。我们念着想着的那个“年味”,当真是变淡了么?
比较“年味浓淡”时,传统的春节习俗是许多人心中默认的参照标准。那么,曾经的“年味”,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采访了来自上海第一社会福利院,平均年龄达88岁的高龄老人。他们通过口述回忆,将自己在不同年代中过年的经历与感悟,变成了下面的故事。
1930~1940年代—— “一双涂了猪血的新鞋子”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年节记忆,就像老人们的童年一样,遥远,但想起来的时候,依然新鲜而明丽。总有那么一些细微的幸福,能够穿越流逝的岁月,依然给人带去慰藉。92岁、来自山东蓬莱的黄阿婆,在记忆里就有一双母亲土法手制的新鞋子。她说:
那个时候我大概十岁,家里也有别的兄弟姐妹。对于小孩子来说,过年有吃有穿有玩是最富吸引力的。新年早上起来后,我们就跑到村里其他人家去。每一家都有准备好吃的,花生啊红枣啊,这些平时巴巴儿盼着的,这时候想吃便吃。小时候地上都是草,大家闹着闹着就在院子里开始打滚了。打完滚吃完东西,再去另外一家。我们把整个村子都跑遍了,常常是还能得几个铜钱作为压岁钱,所以开心极了。
我能记得的最特别的东西,是妈妈做的鞋子。小时候过年都要穿新衣,这棉衣、棉裤、鞋子,都是妈妈一针一线手工做的。那种木底纳帮鞋,鞋帮子密密纳过之后涂上猪血再放锅里蒸,这样会更牢固。这就是我妈妈做的鞋子,在我看来,它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的过年讲规矩”
祭祖先、吃年饭、压岁钱、放鞭炮、走亲朋,是传统年俗仪式中标准的流程,它是依靠紧密的人际关系而维持的乡土社会之中,在过年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更新与整合人与人情感和秩序的重要方式。然而,不同的地域之中,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是有着不同的诠释,最初经历的“过年”,也就好像“初心”一般,把“家”或者“家乡”的温度,深深地烙在人们的心里。95岁的李阿公祖籍浙江宁波,回忆起那时候的“过年”,是这样讲述的:
我们的过年,讲规矩。准备过年、置办年货的事情,按部就班,一天天做过去。廿四是“扫房子”的日子,每个家庭都要大扫除,把过去的灰尘掸掉,我们小孩子就拿着鸡毛掸子乱舞一通。廿五廿六,“闹五闹六”,街上买东西人挤人闹猛得不得了。然后“发面蒸馒头”?不,那是北方的风俗,我们宁波可是“做年糕”。年糕师傅过年的时候特别忙,要轮流到每家人家去做年糕。做条状的,也做元宝形的。年糕年糕,是年年有余年年高,所以越多越好啊!
年初一要上香拜祖宗,也要给祖父祖母磕头。初一当天扫帚要藏起来,不能把财神钞票扫出去。就算地上吃得很脏也不能去碰,要到年初二才能扫。这些规矩,现在讲究的人是越来越少啦!
1950~1960年代—— “带上票子去吃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春节,就好像那个年代的底色一样,讲政治,讲运动,气氛严肃。随着“文革”的开始和“四旧”的破除,祭祖敬神的仪式禁止了,庙宇神像被推翻了,“老戏”也被改编了,旧时“讲规矩”的春节不复存在。物资供应紧张,年货很紧俏,而上山下乡运动也让家庭成员过年团聚变得困难了。86岁的程阿公,给我们讲了一个“革命化春节”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春节,是1967年初,我们工厂照常上班,因为要响应号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过年最困难的就是买东西。鱼要鱼票,豆制品要豆制品票,蛋要蛋票,样样都要票,还要排长队。
那时候小户人家配一条小鱼,人数多的大户配的鱼就大一些。过年时亲戚也不怎么来往,都是配给好的东西,到别人家去吃别人的,多不好意思!要么干脆带上票子去吃饭。
我们那儿还有一句俗话,说正月里招待客人吃饭,叫“敲鱼拨肉蛋兜兜”(“兜兜”为方言,意为“舀几勺”)。想想吧,就那么一条鱼一碗肉,当然是敲一下拨几下嘴上客气着说“你吃啊吃啊”,实际上是谁都不会真去吃的,你要是吃了叫他们怎么招待后面的客人呢?所以还是吃吃那碗尚有富余的水蒸蛋吧!
1970~1980年代——
“包着辣椒的馄饨中头彩”
乡土的记忆,是人对于家园的一种归属感,它依附于身体和心灵,所以一两场政治的运动,很难将人们对“过年”的热忱从记忆与情感中完全割除出去。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过渡到八十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民间文化渐渐复归,春节又变得“有味道”起来。88岁的唐阿婆描述了重新变得热闹的“大年三十晚上”:
吃年夜饭的时候,大家碰碰杯、吃吃酒。没有电视的时候,吃完年夜饭要一起包小汤团。有芝麻馅儿、豆沙馅儿、花生馅儿的好几种呢,忙得热火朝天。有了电视机以后,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旁,吃着瓜果、聊聊天、看春晚。
旧时的乡土社区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被打破了,但是新的生产方式给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集体生活”和对“单位”这一共同体的认同,于是每个人都必不可少的“过年”也与“单位”这一社会主义新集体交织相间。93岁的纪阿公回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单位过年的趣事:
我们单位里庆祝新年,是大家在食堂里一起包一顿馄饨。包馄饨时,我们会在兜里偷偷放好辣椒或咸鱼。趁人不注意,就包进馄饨里去。之后下锅端上桌,谁要是吃到辣椒或咸鱼馄饨,大家就都轰起来:“新年中头彩了哟!”
1990年代以后的春节—— “团圆饭是欢聚的契机”
经济大发展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最汹涌的时代潮流。物资匮乏年代的渴望,终于渐渐成为了过去时。购物变得如此便利,市场对于人们物质需求的敏锐嗅觉,让过年的节物、年货,也无需费时费力地自己制作。也许独独剩下一个年夜饭是最重要的了,它是全家欢聚的重要时刻,也是年节仪式的最高潮。85岁的陈阿婆育有七个子女,她讲述了自己作为一名主妇在九十年代初准备年夜饭的忙碌,也对比了如今在饭店吃年夜饭的便利。她说:
(九十年代)那个时候还没什么条件在外面吃饭,很早就要开始动脑筋,把年夜饭的菜谱写好,照着纸条操办。过年有几个菜是必烧的,猪蹄膀、笋烧肉、砂锅炖鸡,还有熏鱼、海蜇皮、色拉之类来做的什锦拼盆。另外荠菜,荸荠、虾仁、鱼片什么的,也都是家里人爱吃的。一般都要提前三四天开始准备,样样自己动手,吃年夜饭人多的话,真会忙得晕头转向。现在过年呢,倒是省力多了,都是到饭店去吃,吃完走人,什么也不用管。
然后陈阿婆又接着感叹:
讲起来这团圆饭的气氛,当然还是在家吃比较好。不过家里也没那么大地方,我大女儿半年前就在饭店里预定了年夜饭,年三十全员出席,很是热闹。我平时一个人住在福利院,他们忙工作、忙第二代第三代,就是春节难得凑齐聚在一起,他们很重视,也记得给我献孝心买礼物。而我看到这一家子,心里也是欢喜。
所谓“年味”,它真的变淡了吗? 从某一方面来说,确实如此。今天人口流动迅速,生活节奏加快,电子媒介发达,物质极大丰富。那个滞重笃定的农业社会中曾经的“年味”正在逐渐消失。
然而,作为情感凝聚的“年”,却从未被忽视或忘却。民俗的传承是“变化之中的不变”,就像那些传统的过年仪式,即使经历巨大的冲击,也不会被真正抛弃,而是顺应时代的面貌,以各种灵活变通的实践方式继续留存。
在“年味”的演变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发生碰撞,继承与创新时时对话。只要人们对家的爱、对乡土的眷恋没有改变,对团圆、和谐、幸福的祈愿也一直存在,又何妨通过一些新的方式去演绎“年”的情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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