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花鸟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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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花鸟画


               导语：以花果、鸟兽、鱼虫等动植物为主要描绘对象的花鸟画是中国画中最主要的题材之一，它根植在传统文化深厚的土壤，契合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正如《宣和画谱.花鸟叙论》指出：“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本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花鸟虽细，但一枝一羽所反映的大千世界，却寥廓而深邃，寄寓了人们对自然生息、岁月轮回的独特体悟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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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经典花鸟画

2012年07月02日 11:50 德州日报

　　在中国绘画中，花鸟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除了本意花卉和禽鸟之外，还包括了畜兽、虫鱼等动物，以及树木、蔬果等植物。在原始彩陶和商用青铜器上，“花鸟”充满神秘色彩，遗留着图腾的气息。

　　据史书记载，到六朝时期，已出现不少独立形态的花鸟绘画作品，如顾恺之的《凫雀图》、史道硕的《鹅图》、顾景秀的《蜂雀图》、萧绎的《鹿图》等，虽然现在已看不到这些原作，但著录资料已表明当时花鸟画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了。

　　到了唐代，花鸟画业已独立成科，著录中计有花鸟画家80多人。如薛稷画鹤，曹霸韩干画马，韦偃画牛，李泓画虎，卢弁画猫，张旻画鸡，齐旻画犬，李逖画昆虫，张立画竹等等，已能注意到动物的体态结构，形式技法上也比较完善。

　　五代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以徐熙、黄筌为代表的两大流派，确立了花鸟画发展史上的两种不同风格类型，“黄筌富贵，徐熙野逸”，黄筌的富贵不仅表现对象的珍奇，在画法上工细，设色浓丽，显出富贵之气，徐熙则开创“没骨”画法，落墨为格，杂彩敷之，略施丹粉而神气迥出。黄筌之子黄居寀、居宝，徐熙之孙徐崇嗣、崇矩都是当时花鸟画的重要画家。

　　宋代《宣和画谱》所载北宋宫廷收藏中，有30位花鸟画家近2000件作品，所画花卉品种达两万余种。北宋的花鸟主要还是承接五代的传统，早期以黄筌之风格为主导，基本上用的是“勾勒填彩”法，旨趣浓艳，墨线不显。到了南宋，画院一半以上的画家画花鸟，这一时期的花鸟画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一个高峰。在题材上，宋代出现了水墨梅、竹、松、兰，淡墨挥扫，整整斜斜，不专以形似，独得于象外。以拟人化的手法将崇高、贞洁、虚心、向上、坚强寄于“四君子”上，这种文人画思想的加入，为花鸟画注入新的内容。以文同、苏轼为代表的这一派，已有别于流行时尚的清新风格，获取朝野称赏，并加速了他们的画风成为新的时尚。

　　元代花鸟画受宋代文同、苏轼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专门画水墨梅竹的画家，他们以柯九思、仉瓒、吴镇、王冕为代表，表现了文人的“士气”。

　　明四家除了山水外，亦擅长花鸟并卓有成就。而徐渭的淋漓畅快、陈道复的隽雅洒脱，代表了文人画的两种风格。

　　清代石涛、恽寿平、朱耷(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等都在花鸟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八大山人以其独特的绘画语言，表现内心的忧伤与家国之痛，其笔墨与造型均独树一帜。而恽寿平的没骨花卉则在黄徐体异中得以综合与发展，为花鸟画新辟蹊径。此后，“四任”尤其是任颐，又加以弘扬发展，使得花鸟画在清末出现了一次小的高潮。

　　在现代画坛，花鸟画整体上已不太引人注目，但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的出现，亦独成高峰。吴昌硕以金石入画，创造了前无古人的风格类型，齐白石则画了许多前人从未画过的题材，如虾、老鼠、蚊子、苍蝇等等，其造诣令后人却步。而徐悲鸿的马、潘天寿的雁荡山花，李苦禅的鹰，李可染的牛，陈之佛的工笔重彩花卉，均已造型与笔墨的独特占据了各自应有的地位。 盖数

　　作者：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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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经典花鸟画        

2012年07月02日 11:50 德州日报

                                
                                                
      在中国绘画中，花鸟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除了本意花卉和禽鸟之外，还包括了畜兽、虫鱼等动物，以及树木、蔬果等植物。在原始彩陶和商用青铜器上，“花鸟”充满神秘色彩，遗留着图腾的气息。
　　据史书记载，到六朝时期，已出现不少独立形态的花鸟绘画作品，如顾恺之的《凫雀图》、史道硕的《鹅图》、顾景秀的《蜂雀图》、萧绎的《鹿图》等，虽然现在已看不到这些原作，但著录资料已表明当时花鸟画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了。
　　到了唐代，花鸟画业已独立成科，著录中计有花鸟画家80多人。如薛稷画鹤，曹霸韩干画马，韦偃画牛，李泓画虎，卢弁画猫，张旻画鸡，齐旻画犬，李逖画昆虫，张立画竹等等，已能注意到动物的体态结构，形式技法上也比较完善。
　　五代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以徐熙、黄筌为代表的两大流派，确立了花鸟画发展史上的两种不同风格类型，“黄筌富贵，徐熙野逸”，黄筌的富贵不仅表现对象的珍奇，在画法上工细，设色浓丽，显出富贵之气，徐熙则开创“没骨”画法，落墨为格，杂彩敷之，略施丹粉而神气迥出。黄筌之子黄居寀、居宝，徐熙之孙徐崇嗣、崇矩都是当时花鸟画的重要画家。
　　宋代《宣和画谱》所载北宋宫廷收藏中，有30位花鸟画家近2000件作品，所画花卉品种达两万余种。北宋的花鸟主要还是承接五代的传统，早期以黄筌之风格为主导，基本上用的是“勾勒填彩”法，旨趣浓艳，墨线不显。到了南宋，画院一半以上的画家画花鸟，这一时期的花鸟画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一个高峰。在题材上，宋代出现了水墨梅、竹、松、兰，淡墨挥扫，整整斜斜，不专以形似，独得于象外。以拟人化的手法将崇高、贞洁、虚心、向上、坚强寄于“四君子”上，这种文人画思想的加入，为花鸟画注入新的内容。以文同、苏轼为代表的这一派，已有别于流行时尚的清新风格，获取朝野称赏，并加速了他们的画风成为新的时尚。
　　元代花鸟画受宋代文同、苏轼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专门画水墨梅竹的画家，他们以柯九思、仉瓒、吴镇、王冕为代表，表现了文人的“士气”。
　　明四家除了山水外，亦擅长花鸟并卓有成就。而徐渭的淋漓畅快、陈道复的隽雅洒脱，代表了文人画的两种风格。
　　清代石涛、恽寿平、朱耷(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等都在花鸟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八大山人以其独特的绘画语言，表现内心的忧伤与家国之痛，其笔墨与造型均独树一帜。而恽寿平的没骨花卉则在黄徐体异中得以综合与发展，为花鸟画新辟蹊径。此后，“四任”尤其是任颐，又加以弘扬发展，使得花鸟画在清末出现了一次小的高潮。
　　在现代画坛，花鸟画整体上已不太引人注目，但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的出现，亦独成高峰。吴昌硕以金石入画，创造了前无古人的风格类型，齐白石则画了许多前人从未画过的题材，如虾、老鼠、蚊子、苍蝇等等，其造诣令后人却步。而徐悲鸿的马、潘天寿的雁荡山花，李苦禅的鹰，李可染的牛，陈之佛的工笔重彩花卉，均已造型与笔墨的独特占据了各自应有的地位。 盖数
　　作者：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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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经典花鸟画
                                                                                                               

2012年07月02日 11:50 德州日报

　　在中国绘画中，花鸟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除了本意花卉和禽鸟之外，还包括了畜兽、虫鱼等动物，以及树木、蔬果等植物。在原始彩陶和商用青铜器上，“花鸟”充满神秘色彩，遗留着图腾的气息。

　　据史书记载，到六朝时期，已出现不少独立形态的花鸟绘画作品，如顾恺之的《凫雀图》、史道硕的《鹅图》、顾景秀的《蜂雀图》、萧绎的《鹿图》等，虽然现在已看不到这些原作，但著录资料已表明当时花鸟画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了。

　　到了唐代，花鸟画业已独立成科，著录中计有花鸟画家80多人。如薛稷画鹤，曹霸韩干画马，韦偃画牛，李泓画虎，卢弁画猫，张旻画鸡，齐旻画犬，李逖画昆虫，张立画竹等等，已能注意到动物的体态结构，形式技法上也比较完善。

　　五代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以徐熙、黄筌为代表的两大流派，确立了花鸟画发展史上的两种不同风格类型，“黄筌富贵，徐熙野逸”，黄筌的富贵不仅表现对象的珍奇，在画法上工细，设色浓丽，显出富贵之气，徐熙则开创“没骨”画法，落墨为格，杂彩敷之，略施丹粉而神气迥出。黄筌之子黄居寀、居宝，徐熙之孙徐崇嗣、崇矩都是当时花鸟画的重要画家。

　　宋代《宣和画谱》所载北宋宫廷收藏中，有30位花鸟画家近2000件作品，所画花卉品种达两万余种。北宋的花鸟主要还是承接五代的传统，早期以黄筌之风格为主导，基本上用的是“勾勒填彩”法，旨趣浓艳，墨线不显。到了南宋，画院一半以上的画家画花鸟，这一时期的花鸟画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一个高峰。在题材上，宋代出现了水墨梅、竹、松、兰，淡墨挥扫，整整斜斜，不专以形似，独得于象外。以拟人化的手法将崇高、贞洁、虚心、向上、坚强寄于“四君子”上，这种文人画思想的加入，为花鸟画注入新的内容。以文同、苏轼为代表的这一派，已有别于流行时尚的清新风格，获取朝野称赏，并加速了他们的画风成为新的时尚。

　　元代花鸟画受宋代文同、苏轼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专门画水墨梅竹的画家，他们以柯九思、仉瓒、吴镇、王冕为代表，表现了文人的“士气”。

　　明四家除了山水外，亦擅长花鸟并卓有成就。而徐渭的淋漓畅快、陈道复的隽雅洒脱，代表了文人画的两种风格。

　　清代石涛、恽寿平、朱耷(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等都在花鸟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八大山人以其独特的绘画语言，表现内心的忧伤与家国之痛，其笔墨与造型均独树一帜。而恽寿平的没骨花卉则在黄徐体异中得以综合与发展，为花鸟画新辟蹊径。此后，“四任”尤其是任颐，又加以弘扬发展，使得花鸟画在清末出现了一次小的高潮。

　　在现代画坛，花鸟画整体上已不太引人注目，但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的出现，亦独成高峰。吴昌硕以金石入画，创造了前无古人的风格类型，齐白石则画了许多前人从未画过的题材，如虾、老鼠、蚊子、苍蝇等等，其造诣令后人却步。而徐悲鸿的马、潘天寿的雁荡山花，李苦禅的鹰，李可染的牛，陈之佛的工笔重彩花卉，均已造型与笔墨的独特占据了各自应有的地位。 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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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经典花鸟画
2012年07月02日 11:50 德州日报

　　在中国绘画中，花鸟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除了本意花卉和禽鸟之外，还包括了畜兽、虫鱼等动物，以及树木、蔬果等植物。在原始彩陶和商用青铜器上，“花鸟”充满神秘色彩，遗留着图腾的气息。

　　据史书记载，到六朝时期，已出现不少独立形态的花鸟绘画作品，如顾恺之的《凫雀图》、史道硕的《鹅图》、顾景秀的《蜂雀图》、萧绎的《鹿图》等，虽然现在已看不到这些原作，但著录资料已表明当时花鸟画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了。

　　到了唐代，花鸟画业已独立成科，著录中计有花鸟画家80多人。如薛稷画鹤，曹霸韩干画马，韦偃画牛，李泓画虎，卢弁画猫，张旻画鸡，齐旻画犬，李逖画昆虫，张立画竹等等，已能注意到动物的体态结构，形式技法上也比较完善。

　　五代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以徐熙、黄筌为代表的两大流派，确立了花鸟画发展史上的两种不同风格类型，“黄筌富贵，徐熙野逸”，黄筌的富贵不仅表现对象的珍奇，在画法上工细，设色浓丽，显出富贵之气，徐熙则开创“没骨”画法，落墨为格，杂彩敷之，略施丹粉而神气迥出。黄筌之子黄居寀、居宝，徐熙之孙徐崇嗣、崇矩都是当时花鸟画的重要画家。

　　宋代《宣和画谱》所载北宋宫廷收藏中，有30位花鸟画家近2000件作品，所画花卉品种达两万余种。北宋的花鸟主要还是承接五代的传统，早期以黄筌之风格为主导，基本上用的是“勾勒填彩”法，旨趣浓艳，墨线不显。到了南宋，画院一半以上的画家画花鸟，这一时期的花鸟画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一个高峰。在题材上，宋代出现了水墨梅、竹、松、兰，淡墨挥扫，整整斜斜，不专以形似，独得于象外。以拟人化的手法将崇高、贞洁、虚心、向上、坚强寄于“四君子”上，这种文人画思想的加入，为花鸟画注入新的内容。以文同、苏轼为代表的这一派，已有别于流行时尚的清新风格，获取朝野称赏，并加速了他们的画风成为新的时尚。

　　元代花鸟画受宋代文同、苏轼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专门画水墨梅竹的画家，他们以柯九思、仉瓒、吴镇、王冕为代表，表现了文人的“士气”。

　　明四家除了山水外，亦擅长花鸟并卓有成就。而徐渭的淋漓畅快、陈道复的隽雅洒脱，代表了文人画的两种风格。

　　清代石涛、恽寿平、朱耷(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等都在花鸟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八大山人以其独特的绘画语言，表现内心的忧伤与家国之痛，其笔墨与造型均独树一帜。而恽寿平的没骨花卉则在黄徐体异中得以综合与发展，为花鸟画新辟蹊径。此后，“四任”尤其是任颐，又加以弘扬发展，使得花鸟画在清末出现了一次小的高潮。

　　在现代画坛，花鸟画整体上已不太引人注目，但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的出现，亦独成高峰。吴昌硕以金石入画，创造了前无古人的风格类型，齐白石则画了许多前人从未画过的题材，如虾、老鼠、蚊子、苍蝇等等，其造诣令后人却步。而徐悲鸿的马、潘天寿的雁荡山花，李苦禅的鹰，李可染的牛，陈之佛的工笔重彩花卉，均已造型与笔墨的独特占据了各自应有的地位。 盖数
作者：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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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花鸟画远非西方静物画

2015年06月15日 10:39      

　　梁照堂(著名画家、美术理论家)

　　中国画分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这样的分科明显，在现在的美术学院教学分科上便可见一斑，他们已经把这三个专科严格分类。而西方也有分肖像画、风景画、静物画，但是西画的分法相对含糊，并不严格，这跟中国画有明显的不同。如果对应起来，中国画的“人物画”则相应于西方的“肖像画”，“山水画”则相应于“风景画”，而“花鸟画”则相应于“静物画”。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分仅仅是概念上的对应分法，就从“花鸟画”与“静物画”这一项来说，无论从观念上，还是对艺术的认识上，它们都大不一样。西方的静物画中，虽然也有不少花卉，但画面多为插在花瓶的花，而且花瓶大多数是放在桌面上，也有少数放在窗台上。无论是西方古典油画，还是印象派之后的作品，均非为大自然中正在生长中的花卉。而在这一类题材中，虽然也有小鸟或者鱼类，但多数为动物标本甚至放在盘碟上的准备供人食用的鱼。静物题材中，水果占主要，但摘下来以摆设之用为多数。

　　这跟中国的花鸟画有着质的区别，中国花鸟画完全是大自然活生生的，花鸟鱼虫都是生机勃勃，所以，自古以来花鸟画家有“造化生机”的追求。当然，这个区别只是在画面上，更重要的区别在于美学观念和艺术看法。西方画家以在画面再现对象作为主要追求，虽然印象派之后的现代派画家已经不再是这样，更多是探讨艺术本身，但主要还是在笔触和激情上的表达，而非重于对大自然的感受。中国画家表面在画花鸟，但其实是在画“人”，画人的内心，甚至“文化”，是喻物寄情，寄托文人画家的情怀。

　　例如梅、兰、竹、菊、荷、松、柏，这类题材都是画家要借植物的生态特点，以中国文化的“比兴”，表达君子骨气或坚毅品格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反映民族中民俗文化的方式，例如画莲、鱼有“连年有余”的寓意，甚至有些作品直接画题就用此语。再如画鹤，则有松鹤延年的象征，而牡丹则寄托吉祥的寓意。因此，在中国花鸟画中，无论是雅的高度，还是雅俗共赏中的“俗”的广度，都不会是单纯表现事物本身，而是在表现人的意念，甚至作者本人的情怀。而这种追求，在西方的绘画作品中则非常少见，至少理论上极少发现，直到20世纪初，在西方文学艺术界中，俄罗斯文学家高尔基，才较明确提出“文学就是人学。”虽然文学艺术作为表现人的意识一直都存在，但在此之前并没直接鲜明提出。而中国画在千百多年之前，便已被直接作为表达“人”“人格”的艺术受到历代画家的追求，这样的追求，既是人格化，更是把花鸟题材“文化化”，既是画花画鸟，但更是在表现“人”，甚至更深层次地表现“中国文化”，这是我们中国画的优秀传统。因此，虽然概念上，西方“静物画”对应的是中国“花鸟画”，但实质观念、追求上都完全不同。

　　作为花鸟画家，这方面一定要明白，现在不少花鸟画家都在“物体化”花鸟画，而非“人格化”，他们的作品非常表面，不少工笔花鸟画得像植物标本一样，缺少了传统画家的人化文化追求。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对传统花鸟画的文化认识和人格认识。所以，当今的花鸟画家要继承传统花鸟画的文化精神和人格精神，才能真正体现花鸟画的精神价值。(梁志钦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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