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段祺瑞的政治投机》

思雨

真实的段祺瑞：晚年并未为惨案下跪 仍不忘政治投机   

        2016年03月03日 08:48
           作者：张耀杰

阅读李洁先生的《谁见过段祺瑞“长跪不起”？》（载于2014年4月3日《南方周末》），心中充满感慨。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囿于党派之争已经被涂抹得不像样子；近年来又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写手，连从事最低限度的历史考据的时间和精力都不愿意付出，仅仅凭借胆子大、耳朵长的“非常道”，在真假难辨的所谓“民国热潮”中大显身手。围绕着北洋军阀段祺瑞所谓在“三一八”惨案现场“长跪不起”并自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的借题发挥，是这种“民国热潮”中表现得殊为怪异的一例个案。



段祺瑞的执政与礼佛
1916年6月6日，称帝失败的袁世凯因病去世，时任国务卿的段祺瑞从此成为中华民国最有权势的人，接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几乎成为被架空虚置的虚位傀儡。但是，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争强好胜、刚愎自用注定了段祺瑞的必然失败。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貌似强大的皖系军队一触即溃，段祺瑞从此丧失政治资本，只好离开北京避居天津日本租界吃素念佛。吃素念佛并不意味着段祺瑞放下屠刀、远离红尘的清心寡欲，而是他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的一种韬光养晦的障眼法。1922年5月，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段祺瑞便委派段芝贵到东北联络张作霖，委派徐树铮到南方联络孙中山，从而形成反对直系军阀的“三角同盟”。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将领冯玉祥在“三角同盟”的秘密争取下临阵倒戈，推翻并囚禁了时任大总统曹锟。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陆军部旧址就任临时执政，1926年3月18日的“三一八”惨案，便发生在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门前。
仅就正式出版物而言，最早记载段祺瑞为“三一八”惨案死难者下跪的文字，是《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署名杜婉华的文章《另一个段祺瑞》，其中引述段祺瑞外孙女张乃惠的话：“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
比起这段文字，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是凤凰卫视2011年8月2日《腾飞中国》节目的历史解说：“惨案发生之后，段祺瑞很快就赶到了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相比之下，《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法学博士章敬平在其“皇上走后——辛亥革命百年系列之九”《1926：段祺瑞的悔与罪》（载于该报2012年4月23日）中给出的说法最为大胆：“穷其一生，政治家留给历史留给后人的，可能就是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背影。今天，想起段祺瑞这个名字，我脑海中即刻浮现的，是他1926年3月18日长跪不起的那个背影。那个背影，是历史亲历者或历史记录者通过文字，灌进我的脑海的。”
扛着“历史亲历者或历史记录者”的挡箭牌子，章敬平写下这样一段话：“接到报告匆匆赶到现场的段祺瑞说，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这话，说的是他自己。这话，对段祺瑞来说，并不为过。论个人修为，段祺瑞一生‘不抽、不喝、不赌、不嫖、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在那个贪占成风的年代，晚年连保姆都请不起的段祺瑞，足以让后世贪官们惭愧不已；论历史功绩，所谓逼迫清帝退位，讨伐张勋复辟，抵制袁世凯加冕者，成就了段祺瑞一生‘三造共和’的美名。然而，刘和珍等人的血，在他的个人历史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叉。为了表明自己的忏悔，长跪之后再度站起的段祺瑞誓言终生吃素。生命的最后几年，家人多次劝说体弱多病的段祺瑞吃点荤，改善营养，他回答说：‘人可死，荤不可开。’”
关于上述文字的真实性，李洁依据历史文献给出的答案是：“‘三一八’惨案已经过去88年。相关史料，多已被史学家打捞出水。笔者遍翻手头史籍，也均不见有段氏‘长跪不起’的记载……至于段氏吃素，更与‘三一八’惨案并无丝毫关系。早在多年前，老段即在天津寓所里设佛堂吃素食。段君宜女士告诉笔者：吉兆胡同的段府里，一直有一间很大的佛堂。”



阎锡山日记中的段祺瑞
我本人不是研究段祺瑞的专门学者，只是两年前阅读《阎锡山日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时，特别注意到这位历史亲历者相对真实的一段历史记录：
第八百六十五段：今春韩复榘使人来云：欲共攻平津以驱张（即张学良），拥公再出，但须拒冯（即冯玉祥），加入何如？余答以外祸方殷，岂可再生内讧。且山东已在日人虎视中，若此，正所以与敌以隙，国事更不堪问矣！使者曰：公如不然，请为向方守秘密。余曰：余一人外，不使第二人知之，君可以来问好告众而返。合肥（即段祺瑞）使人来云：北方军人均一致倒张，倒后段可收回东省，北方另成政府以抗南，只俟公一诺。余答曰：未闻内乱愈张而外患能息者。日，大国也，不可测度，请段公勿受其欺。此为四月间事。五月间复专使来云……七月下旬，复由王军长寄语云：外交、内部均已办妥，拟入宋哲元军中，效马厂誓师法，通电抗日驱张，只得公一诺即行发动。余曰：外患已成，国固不幸，然负咎有人，段公此举，恐以救国之心，蒙乱国之责。老矣，不若静心为愈。希转达为盼。
为了厘清这段文字中的相关信息，我专门查勘了多种文献资料，限于篇幅只能简单地加以补充说明：
其一，阎锡山记录这段日记的时间是1932年8月2日，其中的“王军长”指的是阎锡山的五台县同乡、时任晋军军长的王靖国，他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与该校总办段祺瑞有师生名分。
其二，从1929年开始，阎锡山通过种种阴谋，挑拨离间南京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并于1930年5月引发了“中原大战”。国民政府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信缉捕，国民党中央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党籍。直到9月18日，一直持观望态度的张学良发表拥护南京中央政府的和平通电，导致阎、冯联军一败涂地。10月15日，阎锡山通电下野。12月底，遭受通缉的阎锡山从太原经天津逃往大连，向日本人寻求庇护。
在1931年9月18日沈阳“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1月28日上海“一·二八事变”接连爆发之后，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以“国难当前”为由，宣布取消通缉令并恢复阎锡山等人党籍。1932年2月27日，阎锡山被委任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他在当天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悔罪反思：“从此以前，对不起自身者，丝毫不介意；从此以后，对不起国家者，丝毫不放松。”正是基于这样的悔罪反思，阎锡山拒绝了韩复榘、段祺瑞等人为争权夺利而不惜借重日本人再次发动国内战争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
其三，1926年4月20日，61岁的段祺瑞失去临时执政的宝座回到天津，借住在他的旧部下魏宗瀚位于日租界的公馆中。1924年被冯玉祥主导下的黄郛摄政内阁逐出故宫的宣统皇帝溥仪，当时也住在天津日租界。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就多次到天津日本租界区秘密会晤溥仪、郑孝胥、段祺瑞、吴佩孚等人，企图在东三省和华北地区寻找并扶植代理人。1932年3月9日，溥仪在改名“新京”的长春就任“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吴佩孚也随之成为日本在华北地区扶植傀儡政权的热门人选。阎锡山在日记中记录的是依然热衷于权力争夺的段祺瑞，为再次出山而进行一系列政治赌博和政治投机。



悬崖勒马的爱国表现
与阎锡山的上述日记相印证，1932年10月31日，正在察哈尔省首府张家口联络宋哲元的冯玉祥，专门致电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罗文干，矢口否认自己参与联合阎锡山、韩复榘等人拥戴段祺瑞组织“华北自治”政府的传闻。1933年1月18日，上海各团体联合通电，忠告段祺瑞、吴佩孚勿受日人利用。1月19日，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带着蒋介石亲笔信函来到天津，早年曾就读于保定陆军学堂的蒋介石，以门生弟子口吻恳请段祺瑞离开天津日本租界到南方颐养天年，希望在其南下之后“得随时就商国事”。1月21日，悬崖勒马的段祺瑞乘坐津浦铁路局特别安排的专车，在钱永铭等人陪同下离开天津，从此脱离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1月22日，蒋介石通令所有少将以上军官到南京浦口车站迎接段祺瑞，蒋介石本人一身戎装亲自等候在下关码头。段祺瑞在向记者发表的关于时局的书面意见中声称：“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1月24日，段祺瑞乘车抵沪，住进他的早年学生、时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位于法租界西摩路（今霞飞路）的1487号公馆。《申报》记者就华北问题向他提问，段祺瑞答称：“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
作为段祺瑞悬崖勒马的一种奖励，南京政府财政部每月要支付2万元的巨款，维持段祺瑞及其家人旧属的生活费用。段祺瑞南下之后，天津一度出现谎称段祺瑞为会长的“中日密教会”，四处组织便衣队扰乱社会治安。1933年5月20日，段祺瑞致电留在天津的旧部属王揖唐等人：“余养疴海上，不问世事。目下华北局势严重，恐有假借名义，为轨外行动者，殊非爱国之道。盼诸弟严密访察，告知地方当局，严加制止。”
1936年11月1日，段祺瑞胃溃疡病复发，急送上海宏恩医院救治，第二天在医院病逝，终年72岁。他在亲笔遗嘱中写道：“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11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表彰段祺瑞在民国初年两造共和的功勋，称颂其“持躬廉介，谋国公忠”，宣布“特予国葬”，“平生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笃念耆勋之至意”。段祺瑞去世后，段夫人张佩蘅迁居愚园路近江苏路口的一幢花园洋房，蒋介石仍派人每月送去5000元生活费，直至其终享天年。
华北方面，王揖唐在段祺瑞去世后很快就公开投敌，成为华北地区日伪政权的重要干将。滞留北平的吴佩孚，于1939年11月24日死于日本牙医手中，有一种说法认为，该牙医受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指使蓄意谋害了拒绝投敌的吴佩孚。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在政治舞台上反复打拼的历史人物，段祺瑞的功过是非很难采用任何性质的一面之词来加以概括评判。段祺瑞当然不是民国历史上最坏的军阀政客，但无论如何他也不是一位造福国家并且惠及后世的道德模范。那个时代的军阀政客，遭受挫折后诵经礼佛、韬光养晦是一种颇为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他们当真要清心寡欲地颐养天年，而是他们为等待机会东山再起而制造的一种假象。段祺瑞“不抽、不喝、不赌、不嫖、不贪、不占”的道德戒律和充满爱国之情的“八勿”遗嘱，都不足以掩盖他曾经有过的屠杀血债和政治投机。历史研究的第一要义是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把像段祺瑞这样复杂多变的政治人物重新树立为借题发挥的道德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