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与上海的情缘：出家 成名均在此地

思雨

张大千与上海的情缘：出家 成名均在此地                                                                         2016年03月17日14:10


                                                                                         
张大千与仲兄张善孖共研画艺


　　人脉与地缘，既是一种历史机遇，亦是一个人生家园。当来自“天府之国”四川的张大千与“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上海邂逅时，那是一种前世今生的情，是一种相逢相守的缘。由此成就了一位丹青大师的人生传奇，也演绎了一个艺术巨擘的世纪辉煌。
　　张大千一直把上海视作他的人生福地和第二故乡，这里有他参佛悟道的名寺古刹，有他受益终身的恩公贤师，有他成名崛起的画展艺苑，有他魂牵梦萦的红颜知己，有他肝胆相照的兄弟同道，有他品珍鉴宝的藏友结盟。因此，他晚年在海外离愁难禁，别意缠绵，思情忧伤，在给上海好友谢稚柳的诗中无限伤感而无奈地写道：“亭上黄茅吹已尽，饱风饮雨未归来。”

髯须飘飘张大千


　　松江出家万念灭
　　上海松江的禅定寺建在风景秀丽、碧波荡漾的湖畔。寺内老柏古松遒劲奇逸，钟鼓楼分立左右，飞檐翘角、雄浑巍峨的大雄宝殿内香烟氤氲。1919年，时年20岁的一位青年学子含泪叩响了禅定寺的山门，那“咚、咚、咚”的声响在空寂的寺院上空回荡，诉说着他尘世的悲痛、姻缘的伤逝和情觞的哀怨……
　　来者正是张大千（1899~1983），原名正权、权，4岁时就跟哥哥读古文，9岁时随母从姐学习绘画、书法，天资聪颖、奇才早熟。12岁时所画山水、人物、花鸟、书法已为人称道，被誉为神童。
　　张大千的姻缘初始于青梅竹马的孩提时代，他有一个比他大三个月的表姐谢舜华，长得明丽可人，乖巧活泼。他们两小无猜，情投意合。双方家长见这两个娃娃这么有缘，就在他们10岁时定了亲。从此，这位小姐姐与他更是形影不离。及年长，情窦初开的张大千对谢表姐是爱恋不已。1917年他随二哥张善孖赴日本学染织，相约两年后回国成亲，表姐一路相送，泪眼惜别。1919年，张大千完成了学业，乘船来到上海，因当时军阀混战，一时无法回四川内江，于是学艺心切的张大千在上海拜书画名家曾熙、李瑞清为师。是年梅开时节，忽从老家传来噩耗，花样年华的谢表姐香消玉殒。情痴的张大千一下子如五雷轰顶，万念俱灰！
　　慈眉善目的禅定寺主持逸琳法师在听完了张大千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后，善解人意的老人关照他的大弟子把陷入悲伤难以自拔的张大千安排住进靠近方丈室的僧房。此后，晨钟暮鼓相伴青灯黄卷，蒲团诵经相随参禅打坐。已剪去青丝、身披袈裟的张大千开始了他的出家人生活。有一天晚课之后，逸琳法师的大弟子把他叫到了方丈室，在一盏红光莹然的长明灯边，逸琳法师一边转动着佛珠，一边告诉他说：“出家人自得有法号，你意下如何？”“愿请师傅赐法号。”他双手合十，相当虔诚地答道。“那我将你的法号起为 ‘大千’如何？”逸琳法师望着这个方脸阔鼻、天庭饱满、气度雍容的小沙弥脱口而出。“甚好！甚好！善哉，善哉！”他点头称是。“那你知道‘大千’一语出自何处吗？”法师微笑着问他。“语出《长阿舍经》‘三千大千世界’。佛说‘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也就是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屏除杂念，荡涤俗思，就可精诚专一、一念三千。”听了他胸有成竹的回答，法师连连点头称赞：“看来你还是颇有慧根的。”
　　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是当时佛教界声望最高的一代高僧，张大千从松江一路募化到宁波，听老法师讲经说法、论道参禅，后因不想烧戒而跑到西子湖畔的灵隐寺挂单，当他从杭州回上海时，在火车站被其二哥张善孖所抓，只得还俗。


　　海上拜师精学艺
　　1919年，张大千从日本留学结束来到上海，经同乡长者傅增湘介绍，在上海河南路景兴里拜衡阳名士曾熙为师，执弟子礼甚敬甚恭。
　　曾熙不仅是当时的大儒，学修深厚，诗文俱佳，而且对书法涉足多方，工于四体，尤以魏碑及金文见长，运笔古茂质朴而浑穆高远，气势雄健凝重而遒劲雍容，并善将书意融入画中，在海上书画界声名显赫。
　　曾师为了使大千转益众师，多头取法，还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好友李瑞清，在当时的海派书画家中，曾、李是耀眼的双子星座。张大千在师从曾、李学书法时，亦从其学画。张大千以仿石涛画风著名，几可乱真，有“石涛再世”之称。而他对八大之法亦深入堂奥，其墨荷、花鸟等亦传八大神韵。曾、李两师见其勤学敏悟，才华横溢，甚是器重青睐，将自己收藏的石涛、朱耷、徐渭、陈淳、唐寅的真迹借给弟子观赏临摹。而张大千对二位老师亦心存感恩，永怀敬意。曾师卒后，他为其料理后事，从上海扶柩至曾师老家安葬，并守墓一月。在他的画斋摩耶精舍内一直悬挂着曾、李的书画，终身尽孺慕之礼。客观地看，正是张大千年轻时在上海的拜师曾、李，为他日后崛起于名家林立的艺苑、并成为一代大师作了历史的铺垫和艺术的奠基。


　　前辈提携争下单
　　当年位于上海法租界的马当路，有一条新式里弄房子西成里，岁月四季在这里演绎成春花秋月，时光流年在这里静候红尘世缘。1924年丹桂飘香、金菊争艳的时节，24岁的张大千举家迁至西成里16号，正式开始了他在海上鬻画从艺的生涯。16号是一座灰色的两层楼小洋房，他住在楼下，而楼上则住着当时已是大名鼎鼎的书画家黄宾虹。16号隔壁17号住着他的二哥张善孖，两家的客堂互通，当中放着一只大画案，成了兄弟俩共同的画室“大风堂”。而就在离马当路不远嵩山路的一条弄堂内，则住着画坛才子“梅景书屋”的吴湖帆和儒雅君子“嵩山草堂”的冯超然，由此形成了一个海派书画家生活从艺圈。
　　在当时大师名家云集的上海，张大千还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为了生计，他把精仿的一批石涛山水立轴、册页等推向画廊艺苑，不仅销路甚好，而且骗过如陈半丁、黄宾虹这样的画界名流，有“石涛再世”、“石涛第二”之称。但作为一个有艺术追求和丹青理想的人，他明白必须要以自己货真价实的创作立身扬名。于是，他慎重地对张善孖提出：“二哥，我想在上海办个画展，你意下如何？”张善孖听后略一思索后说：“八弟，你想办画展的想法是好的，但办个画展需要钱款、场地，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画作，望你再好好地思忖一下。”但张大千是个执着之人，心有所想，必努力践行。
　　1925年春深如海、飞红流翠的五月，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宽畅的大厅里，26岁的张大千正式举办了他丹青生涯中的第一个画展。笔墨清逸、气韵盎然的山水，典雅润朗、雍容明丽的花卉及婀娜婉约、姿态妩媚的仕女等，将整个展厅烘托得丹青溢彩、翰墨飘香。
　　但就在开幕后的一个多小时内，参观者寥寥，场面颇为清冷，正当张大千有些失落、无奈之际，大厅外却传来了一串串黄包车的铃声，和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张大千赶紧迎出去，只见他参加的海上画会“秋英会”的诸老前辈们正从黄包车上下来。“秋英会”的诸老前辈在展厅内一一观赏品鉴张大千的画作，颇为称道，觉得这位青年才子既能追慕前贤得高趣，又能自出己意创新风，特别是其笔墨别有灵性，气格相当高逸，画面中自有一种书卷气。于是，这些可敬的老前辈们纷纷在画下贴上红点订购，有的甚至同时看中一幅《墨笔仕女图》，就这样他们一下子订了30多张。
　　第二天“秋英会”诸老抢订张大千画作的新闻不胫而走，上海的那些文人雅士及画商藏家闻风而来，百幅丹青被订购一空。张大千正是由此在海上画坛声名鹊起，从而奠定了他职业画家的人生形态。可见这个海上成名展，对张大千来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张大千与李秋君


　　一声长叹跪红颜
　　张大千自是才子多情，恋情遍及海内外。然而，他和上海名媛李秋君之间柏拉图式的情爱却维系终生。
　　李秋君系海上名门之后，其父李茂昌是宁波籍大实业家，亦是位喜好艺术的儒商。李秋君自小耳濡目染，工于琴棋书画，擅长诗文京昆，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今市二中学），是本埠名媛才女。当年时兴“石涛热”，李茂昌花了50大洋买了幅石涛山水，得意地邀请女儿一起欣赏，李秋君看了一会儿后，即肯定地说：“画是假的，但作画之人天分高，将来必有大成。”不久，李茂昌终于寻找到了这位“天分极高”的大千居士，相谈甚契，成为好友。
　　1921年“千里莺啼绿映红”的美丽时节，在老家四川内江新婚不久的张大千返回了上海，借寓在李府，并在李秋君所居后楼“欧湘堂”的楼下设了画室。一个丹青才子，一个艺苑佳人，从此共同临摹宋元名画，鉴赏前贤佳作，挥毫泼彩绘画，诗文酬唱相和。从桃红柳绿到层林尽染，半年多的时光过去了，李秋君不仅成了张大千艺术上的知音，亦是生活上的知己，对他的衣食住行关怀备至。但张大千颇有君子之道，发乎情而止乎礼，“绝无半点逾越本分之事”。可李秋君的二伯觉得他们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不能错过如此难得的金玉良缘，于是就把张大千叫到自己的房中，打开天窗说亮话：“贤弟呀，我家秋君就许配给你了如何？”“嗵！”只见大千一下跪在老人前，真切而无奈地说：“实在有负二伯雅爱，李府乃名门望族，自无把千金闺女与人作妾的道理，而我也无停妻再娶之理。”
　　尽管李秋君深受苦恋之痛，但她依然照常侍奉她心中的绝世才子。有一次，她见张大千又在给四川的妻子写家书，便别有寓意地讲：“如果再收一个大小姐为妾，兄该是福分无边了。”“唉！”张大千听后只以一声深深的长叹作答。第二天，张大千画室的门一直紧闭到黄昏，当夕阳勾勒出李秋君伤感的倩影出现在张大千面前时，面容憔悴的张大千竟“嗵！”的一声跪下，声泪俱下地说道：“三妹，我虽年少轻狂，但我知道我这一生将为画而活，为画而死。抛开男女情事不谈，我一生的红颜知己，除你之外再无一人。但我若纳你为妾，将使一代才女受辱，我也必遭天谴……”李秋君从此与大千以兄妹相称，并立誓从此不嫁。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李秋君毕竟也是女中君子，她依然一如既往地相随张大千左右。每当张大千离开上海外出办展或行旅写生时，上海诸事由秋君代办，包括收门生等，门生们亦亲切地称秋君为“师娘”，她也不回避。张大千在抗战前夕，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心瑞、心沛过继给李秋君，以相伴三妹寂寞的长夜和孤独的四季，而秋君对她们亦视同己出，呵护有加。其后，张大千又在李秋君的支持鼓励下，远赴敦煌写生，完成了一次艺术上的涅槃。1948年9月，张大千携着自己的新婚夫人徐雯波从重庆飞抵上海，入住李府，与李秋君一起共庆两人的五十寿诞。海派书画家们齐聚恭贺，篆刻名家陈巨来镌刻“百岁千秋”一印相赠，将秋君之名和两人合庆百岁包含在一起。不久，张大千拜托李秋君在上海静安公墓替他订一寿穴，相约死后邻穴而葬，大千为秋君写了碑文：“女画家秋君之墓”，秋君也为大千写了“大千居士张爰之墓”。
　　1948年12月，张大千与夫人等离开上海飞赴台湾写生。从此，天涯阻隔，遥寄相思。但张大千每到一地一国，都要收集那里的泥土寄给他的“三妹亲展”，后在给她的信中写道：“三妹，听说你最近缠绵病榻，我心如刀割。人生最大憾事为生不能同衾，而死不能同穴。”1971年张大千在香港办展时，听到了李秋君去世的噩耗，他面向李秋君居住的上海方向再次长跪不起，老泪纵横地喃喃自语：“三妹一个人啊……”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王琪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