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爱钱二姐爱国小妹爱权？

兰天

大姐爱钱二姐爱国小妹爱权？不能这么看宋氏三姐妹               

              2016-05-02 14:17:29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徐萧

1981年5月，在美国的宋美龄接到了二姐宋庆龄病危、希望一见的消息，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两人的身份，宋美龄接报后泪流满面，然后回电：“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家。”当月29日，宋庆龄辞世。2003年，宋美龄也与世长辞，加上更早去世的宋霭龄，宋家三姐妹自1940年代天各一方后至死都没能重聚。
“要是宋庆龄能够像宋美龄一样长寿，我想这样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4月28日上午，对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尤其是宋氏家族十分熟稔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在访谈中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同一时间，宋氏三姐妹的特展《她们·风华绝代》正在上海朵云轩艺术中心揭幕，300余件征集自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遗物、照片、文献再现宋家三姐妹的生平经历。这一两岸首个关于宋氏三姐妹的展览，使得中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三位女性，在时隔70多年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聚。
“今天办这样一个展览，实际上表示着我们对历史和对历史人物的尊重。”在吴景平看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最危险的就是脸谱化、简单化，诸如“大姐爱钱，二姐爱国，小妹爱权”的评价就是如此，“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客观地说，三姐妹都是爱国的。”
母亲倪桂珍的公益心影响三姐妹
一提到“宋家王朝”，人们首先会想到因宋氏三姐妹的姻亲关系，宋家与孙、蒋、孔等家族建立起密切而庞大的网络。却往往忽略在此之前，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已经靠个人努力将宋家打造成了在中美商界、宗教界、知识界颇有影响力的名门。
宋耀如9岁即随其兄到印尼当学徒，后又随堂舅前往古巴。1879年，15岁的宋耀如来到美国，先是在丝茶店做学徒，后做水手。在美国期间，他接受了基督洗礼，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逐渐融入到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他还结识了一批中国留美幼童，还与其中的牛尚周、温秉忠结成了姻亲。
“美国的经历，使他有了国际视野。回国以后，无论是经商、传教活动，还是在与绅商革命者的交往中，他都没有前现代的封闭狭隘。”吴景平认为，宋耀如经历和视野很自然地对子女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1904年，长女宋霭龄成为中国第一位赴美留学的女性，次年还随其姨夫温秉忠参加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举行的宴会，可见当时的宋家就已经是很有分量的大家族了。
而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对三姐妹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倪桂珍出身名门，母亲是徐光启的后人。“她幼年进入上海中西女塾，这是西方人在中国办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学堂。学的知识不限于传统典籍，还包括西方语言、各种专业知识，使得她从小就有看世界的意识。”后来，三个女儿也都在幼年先后就读于中西女塾。
“倪桂珍并不是安于贤妻良母的传统女性，她特别关注以上海为中心，甚至更大范围的中国社会的情况，投身社会公益、慈善、教育事业。后来三姐妹在不同时期，都对社会职责的担当有非常积极的态度。”
在抗战时期，三姐妹能够亲赴前线、鼓舞将士，组织募捐、慰问难民，为拯救家国奔走呼号，在吴景平看来，是和母亲倪桂珍潜移默化的垂范分不开的。
三姐妹各有不同，但不能简单化
“大姐爱钱，二姐爱国，小妹爱权”，这种对三姐妹形象的简单概括，源头已经很难厘清。但随着1997年《宋家皇朝》的上映，这句话流传更广，三姐妹分别爱钱、爱国、爱权的刻板印象也更加稳固。
但是吴景平对这种过于简单化、甚至粗暴的评价，颇不认同。“我们想要对三姐妹作出不同点的区分，这样的思考是对的，但是不能这么简单化。她们之间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权力、国家、金钱，它们也不是只能选其一而不能选其二的关系。”
“客观地来看，应当说，她们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首先都是爱国的。三姐妹中没有哪一位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大义这样的认识上，发生根本性的动摇，以致于可以让后人评价她们说哪一个是不爱国的。庆龄的爱国，并不能否定美龄和霭龄的爱国。”
宋霭龄从美国完成学业回国后，在1912年开始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在两年时间里给了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在这期间，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其合法性在国内已经不复存在，为了坚持革命，不得不流亡日本，宋霭龄公开站在了孙中山一边。
“那时在日本，公开和孙中山以及其他革命党人密切往来，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宋霭龄的这些行为，我们以往都是关注不够的。”而在嫁给孔祥熙后，宋霭龄对教育事业投入了极大的热情。1915年，宋霭龄随孔祥熙回到山西省亲，帮助丈夫主持铭贤学堂事务，一度全身心投入到办学中去。
对于宋美龄的权力观，吴景平认为，在很早的时候，宋美龄就看到在中国要办成一定的事情，就必须掌握一定资源和具有一定地位。
“她从与她家族接触的革命人士的坎坷处境，她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像孙中山就是这样，当他处于边缘化的时候，他无法为国家和革命做什么事情，但是成为大总统，成立南方革命政府，改组国民党，成立国民政府，这是追逐权力吗？不是，实际上是怎么样改造中国，一定要在相当的区域和层面中拥有感召力，拥有方方面面的支持。这都和我们所说的权力有关系。”吴景平提醒，对于权力的看法应该避免狭义化，对于三姐妹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大义上的贡献应该肯定。
思想立场不同，亲情并没隔断
在宋美龄嫁给蒋介石后，普遍认为，三姐妹的关系遭遇到危机，尤其是在立场上处于孤立位置的宋庆龄，有意识地和其他家庭成员保持疏离。吴景平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够全面，尽管和两姊妹以及三兄弟在思想、立场上分歧巨大，但是亲人之间的亲情从未中断。
“1948年，三姐妹天各一方后，仍然通过各种方式保持联系。无论是庆龄对其他家族成员，还是美龄、霭龄对她，彼此都十分想念，心灵上是有沟通的。她们都很清楚，不同的政治选择和我们是亲人这两点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吴景平认为，尽管宋庆龄早年为了与孙中山的爱情，以激烈的方式离开家庭，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宋家的成员，也没有忘记过做好女儿、妹妹和姐姐的多重角色。而宋家的其他成员，尤其是在孙中山去世以后，对宋庆龄也是格外关爱。
“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姐妹仍然通过各种方式，通过书信、托人捎去礼品等各种方式互通消息、倾诉思念。”
比如1957年，宋庆龄致函宋蔼龄：“如果你不马上回来的话，我们都将变得太老了。”
宋蔼龄于2月14日回复：“亲爱的妹妹：又收到你的来信，我非常高兴。你身体还好吗？这些年我一直没有给你写信，主要是因为失去了同你的联系。我只能从报纸上知道你的情况——有时在北京，有时到国外访问。我想我的信决不可能会到你那儿，因为前几年我给你写了几封信，但从没有收到你的回信……看到你信中所说‘如果你不马上回来的话，我们都将变得太老了’，我很沮丧。在我手术后，恢复了视力，我将尽快回来看你。尽管我不是经常给你写信，但我心里时刻都在牵挂着你，并且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在一起……不久，我将再给你写信。自己多保重。希望能经常收到你的来信。”
1971年，宋子文在美国去世，这本是宋氏三姐妹重聚的一次良机，但因时值中美关系改善的敏感关头，三姐妹竟然都没能参加宋子文的葬礼。
而据研究称，在宋霭龄去世后，身体越来越差的宋庆龄，开始期待宋美龄能够回国，有时跟身边工作人员念叨“我妹妹可能要回来了，你们在接待的时候要注意”，有时又感觉“可能我妹妹回不来了”。
1981年5月，宋庆龄病危的消息仍然没能促成剩下的两姐妹重聚。吴景平认为，宋氏三姐妹的遗憾，其实是那个时代很多中国家庭遗憾的象征，希望这次特展释放出来的积极信号，能够终结更多相关的唏嘘和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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