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文化是迁安历史的龙头文化

思雨

王震中：黄帝文化是迁安历史的龙头文化            
2016年05月24日 05:33

迁安轩辕阁建起来了，轩辕阁内各层展览也已布置完毕。今天，在轩辕阁开阁大典的论坛上，我主要就“黄帝与迁安的关系”、“黄帝文化是迁安历史的龙头文化”、“迁安历史文化在轩辕阁的荟萃”、“弘扬黄帝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四个方面，作一简要阐述，以此作为对迁安轩辕阁开阁大典的献礼！

一、黄帝与迁安

迁安轩辕阁第一层展陈的标题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其主题是要从全国看黄帝，从全国的范围和视角展陈黄帝文化的诸多方面，它包括：一、黄帝部族发祥之地；二、黄帝足迹遍神州；三、黄族的图腾；四、弘扬黄帝精神振兴中华民族。其中在“黄帝足迹遍神州”中意在突出迁安。轩辕阁第二层展陈的标题为“黄帝胜迹光耀千秋”。其主题就是展现迁安与黄帝的关系。我们对迁安与黄帝关系的定位是“黄帝胜迹”。在这一主题下，寻找各种证据，调动各方面的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科学合理地讲清楚黄帝与迁安的关系。我们是把“黄帝与迁安”作为一项新的课题来深入研究的，并把我们的研究转化为通俗、形象的展陈，使得“黄帝与迁安”不但要使游客观众觉得可信，而且要在学术上有说服力，在学术界也形成影响。这样，迁安的“黄帝胜迹”的定位才能真正立起来。

那么，在迁安与黄帝的关系上，究竟有哪些学术依据呢？

现在尚遗留在地上的遗迹中，迁安有“轩辕擂鼓台”（又称“悬羊擂鼓台”）、“风后洞”、“轩辕庙”、“蚕姑庙”，迁安还有一个轩坡子村和该村出土的清代轩辕姓族墓碑。这些都是当年任重远先生和迁安人研究迁安与黄帝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我们知道，在全国的炎黄文化研究中，也都每每是从当地现存的地上遗迹和当地的民间传说出发，因而在当时对于迁安黄帝文化研究尚处于早期的情况下，这样做合乎情理。但我们也知道，这些地上遗迹多数是清代的，最早能上溯到明代；轩坡子村出土轩辕姓族墓碑也是清代的。因而，在学术界有一种质疑，这就是我们怎么能用距今几百年前的庙宇、碑刻等遗迹来直接证明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炎黄二帝部族的情况呢？这样的质疑不仅仅是针对迁安的。例如，在山西高平和上党地区有53座与炎帝有关的庙宇、碑刻，其时代上至魏晋隋唐，下至清末民初，无论是从数量多，还是从时代早而言，山西高平炎帝古庙古碑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是高平炎帝文化独特优势，雄厚资源。尽管如此，一些学者还是提出不能用公元几百年以后所建的炎帝庙宇和碑刻来直接证明公元前几千年前炎帝部族的情况。诚然，山西高平这些纵跨一千五百年余年古庙古碑，可以表明炎帝历史传说在这一地区源远流长，这些炎帝古庙古碑至少是魏晋隋唐以来当地炎帝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值得深入探索研究。与山西高平的炎帝文化相比，对于迁安来说，当然也不能停留在上述这样的层面上。迁安与黄帝的关系，应该寻找更深层的学术依据。

关于迁安与黄帝的关系，要从迁安地区的历史传承讲起。迁安这个县名是金朝大定七年（1167年）才有的。在金朝之前的辽代，迁安叫安喜县。安喜县改称迁安县，意即迁自安喜。在秦代，迁安名叫离枝县，归辽西郡管辖。从秦代上溯到周代，迁安属于山戎、令支国。夏代和商代，迁安属于山戎、孤竹国。再上溯到尧舜时代，迁安属于戎狄。戎狄是山戎的前身，或者说戎狄是上古时期北方的山戎部族。例如，《史记•匈奴列传》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唐虞是指唐尧和虞舜，所谓“唐虞以上”就是尧舜禹之前的时代，尧舜禹之前就是炎帝、黄帝、颛顼时期。这是说山戎一名由来久远，可以上溯到唐虞之前的炎黄时代。

黄帝与迁安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黄帝与山戎，也就是黄帝与戎狄的关系，加以说明。依据文献记载，例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在《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先秦典籍中，往往都用“某某某生某某某”来表述族团间的衍生和发展关系。《山海经•大荒西经》这条材料是说北狄乃与黄帝族属于一系。《大荒北经》又说：“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这条材料也说犬戎与黄帝族是一系。《山海经》的这些说法反映了黄帝部族中的某些支系与上古戎狄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是：黄帝族中的一支族团属于古戎狄族,与迁安地区唐虞时代之前的山戎实属同一部族集团，它们之间有渊源关系。

说到黄帝族与古戎狄族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田昌五先生在研究上古传说时代的部族时，就曾把黄帝族划归为古戎狄族系统。我的看法是，不是整个黄帝族都属于古戎狄族，而是黄帝族中的一支属于古戎狄族。有了这样的史学认识后，我们对发生在燕山脚下的黄帝族的活动足迹就会很好理解了。

我们知道，在炎黄族发展史上，流传着著名的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对此，《左传》、《山海经》、《史记》等书都有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pí）、貔（pí）、貅（xiū）、貙（chū）、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山海经·大荒北经》也以神话的方式讲述了黄帝与蚩尤进行的涿鹿大战。在远古人的观念里，黄帝和蚩尤都具有神力，人与人之战，也是神与神之战。因此，《山海经》说蚩尤与黄帝在“冀州之野”的涿鹿相战时，蚩尤为了胜利，请来了风神风伯和雨神雨师，纵大风雨。黄帝则命令旱神女魃下凡，止住雨水。涿鹿之战，规模很大，时间也长。大概战争的最初是雨季，黄帝本想用“应龙畜水”的法术来淹没蚩尤族，而蚩尤族不但不害怕，还很善于在大风雨中作战。后来，雨止，进入旱季，黄帝战胜了蚩尤，但华北地区长期处于干旱，古人认为这是由于叫做“魃”的旱神不能再回到天上的缘故，所以它所居的地方才久旱不雨。现在，在河北涿鹿县有黄帝泉，也有蚩尤泉，在北京平谷也有轩辕台。公元697年，李白来到平谷、蓟县一带，写了一首《北风行》，诗中写道：“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总之，包括迁安在内的燕山地区有关黄帝足迹的古史传说，特别是黄帝族与炎帝族的阪泉之战以及黄帝族与蚩尤族的涿鹿之战，都是由于黄帝族中重要的一支来到燕山地区，并进而由北向南的迁徙发展中发生的。

在考古发现方面，在迁安的安新庄遗址出土了一些“多角形器”的器物，这也是安新庄遗址独有的文化因素。迁安的文史工作者认为其形状近似于青铜器族徽铭文中“天鼋”之“鼋”。

安新庄出土的陶质、石质的“多角形器”——天鼋形器

青铜器铭文中的天鼋族徽

青铜器中被释读为“天鼋”的族徽铭文，郭沫若考证说就是《国语•周语》“我姬氏出自天鼋”之“天鼋”，也即轩辕黄帝之“轩辕”。这些“多角形器”，既有石质的，也有陶质。考古学者称这些“多角形器”为“砍砸器”。如果说石制的“多角形器”可以用于砍砸，而陶制的“多角形器”则是不能用来砍砸的。既然并没有砍砸这类实用的功能，而遗址中又出土了许多这种东西，那么它应该是因某种观念意识上的缘故而制作的，迁安的文史工作者把它视为“天鼋”（轩辕）图腾的反映，是有道理的。

顺便说一下，青铜器族徽铭文的“天鼋”究竟是青蛙还是龟鳖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于省吾先生根据“天鼋”族徽铭文中“天”字下面的“鼋”动物的双腿，画得盘曲而较长，他提出青铜器铭文中的“鼋”不能释为龟，而应释为蛙黽之黽（min）。他说：“我认为鼋即天黽二字的合文。天之为天，毋庸赘述。《说文》谓‘黽，鼃（蛙）也。’黽与龟都是象形字。但在古文字中的构形迥然不同。龟形短足而有尾，黽形无尾，其后两足既伸于前，复折于后，然则黽字本象蛙形，了无可疑。”（于省吾：《释黽、鼋》，载于《古文字研究》第七辑）。也就是说，青铜器上被释为“鼋”这一族徽铭文，从该字的构形上看，它是青蛙而非龟鳖。

在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和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中，都发现绘有蛙纹的彩陶。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甘肃马家窑文化师赵村遗址出土彩陶盆、彩陶罐、彩陶钵中都有蛙纹。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蛙纹（鼋纹）彩陶盆

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蛙纹（鼋纹）彩陶罐

马家窑文化师赵村遗址出土蛙纹（鼋纹）彩陶钵

出土蛙纹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地域与古史传说中炎黄部族集团的活动地域高度一致，这些蛙纹可以视为黄帝族中图腾崇拜的一种艺术表现。结合燕山地区和中原地区与黄帝有关的古史传说的文献资料，我们对黄帝族由西向东的迁徙可以勾画出如下两条迁徙路线：

（1）黄帝族中的一支，从陕西北部，经山西北部和内蒙古南部，迁徙到燕山南北；涿鹿之战后，又从燕山南北迁徙到河南中原，也有个别人们迁徙到了山东等地。

（2）黄帝族的另一支，从渭水流域的陕西宝鸡和甘肃天水，沿着渭水向东迁徙，经豫西和晋南，迁徙到中原的新郑等地，也有个别人们继续南下，迁徙到了南方各地。

迁安的黄帝胜迹就与第一支黄帝族人们从陕西北部，经山西北部和内蒙古南部迁徙到燕山地区的迁徙路线有关。在迁安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达18处之多，我们虽然无法确指哪些遗址就是黄帝族中的一支在五千年前后来到迁安时的遗留，但这些遗址的年代多数处于炎黄时代。

在迁安的18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安新庄遗址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安新庄遗址的文化特征是既包含有北方文化的因素，也有中原文化的因素和东方海岱文化的因素。北方文化的因素有大量的夹砂直腹陶罐，盛行的篦纹、菱形纹，泥质陶钵底印有席纹，以及打制精良的细石器等。这些与内蒙古东南的文化，乃至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原文化的因素有大量的泥质陶钵，尤其是“红顶碗”和冀南、豫北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极为相似。东方海岱文化的因素主要表现为磨光黑陶的存在。

迁安安新庄遗址中这种南、北、东三方文化交汇现象产生的原因，考古学工作者一般是从安新庄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着眼的。迁安地处冀东的滦河流域，正是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互相接触的地带，因此受到这两种文化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我们承认黄帝族中的一支人群曾经来到过迁安地区，这支族团是由燕山地区南下的；如果我们还承认当时在燕山地区是黄帝族、炎帝族和蚩尤族三方汇聚，在燕山地区的涿鹿发生的黄帝与炎帝的阪泉大战、黄帝联合炎帝与蚩尤发生的涿鹿大战，就是这三方部族在燕山地区相遇而相冲撞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以安新庄遗址为代表的迁安地区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文化中的北方因素，应该是黄帝族带来的；这一地区这个时期的文化所表现出的北、南、东三方因素的混合，也应该与黄帝族、炎帝族和蚩尤族三个集团在这里相遇相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安新庄遗址出土了许多打制精良的细石器，这种细石器文化一般与游牧或畜牧经济有关系，因而安新庄遗址的经济生活属于在农业中含有明显的牧业经济；而黄帝族中由北南下的那些古戎狄系统的族团也应该是亦农亦牧。当然目前我们还不能得出迁安安新庄遗址就一定是黄帝遗址的结论，但从这些考古学文化的时代上，以及出土许多细石器所反映的亦农亦牧的经济生产形态上，与黄帝族中古戎狄系统的文化和经济形态的特征是接近的，因而这些遗址应该属于黄帝文化中的北方系统。

综上所述，黄帝之所以和迁安有关系，就是因为在五千年前黄帝族中的一支来到了燕山脚下的迁安，留下了足迹。这也是《史记•匈奴列传》把山戎追溯到唐虞之前的黄帝时代，而《山海经》中说黄帝与北狄、戎狄有衍生关系的缘故。

二、以黄帝文化为龙头的迁安历史文化在轩辕阁的荟萃

在迁安的历史上，既有作为龙头的黄帝文化，也闪耀着各个时代的灿烂文化，它们既是迁安的历史记忆，也是迁安人的家珍，迁安人的骄傲。迁安轩辕阁在凸显黄帝文化的同时，也荟萃了迁安历史文化诸多闪光点。

迁安人的家珍即迁安的历史文化之光，它们包括：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及其纳玛象牙齿化石；完整的1万年前的古菱齿象化石；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商周时期的孤竹国；周初箕子朝鲜的始居地；汉墓出土的造纸捣碓陶塑浮雕画像；迁安的桑皮纸；北魏时期的佛教摩崖造像；明清时期的迁安长城体系等；以及流传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

迁安的历史文化之光是以其文物古迹来表现的，结合迁安的山水风光和水域生态文明，迁安的历史文化之光又成为迁安旅游的独特名胜景点，因而迁安轩辕阁也是迁安历史文化旅游的一个缩影。在轩辕阁中对迁安历史文化闪光点的展陈，就是对迁安的文化建设，它必将增添迁安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和魅力，增强全市人民的文化自豪感，也会凝聚起加快迁安转型跨越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弘扬黄帝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在迁安轩辕阁中既展示了作为龙头文化的黄帝文化，也展示了迁安历史文化的闪亮点，其目就在于传承黄帝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于黄帝精神，我们的概括是：开拓创新，以人为本，崇德弘道，协和天下。开拓创新，概括了黄帝时代诸多的发明和进取，黄帝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以人为本，崇德弘道，说的是当时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是民本和崇德。协和天下，是说黄帝时代虽然有过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等部族间的战争，但正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说，战后各方“合符釜山”，呈现出“万国和”的局面，追求的是太平民安。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在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列为五帝之首。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于黄帝的祭祀不绝于世，历朝历代都尊崇黄帝，黄帝文化已成为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纽带，也是一种精神维系。

黄帝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同根共祖的观念。我们对黄帝精神的弘扬，既体现在对“人文始祖”的祭拜之中，也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之中。因为黄帝文化本身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讲清楚”：即“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显然，习主席说的“四个讲清楚”，构成了我们党和国家在创造当代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时，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继承和创新发展的一个思想体系，这也是当前国家文化发展重大战略所在。因此，我们对黄帝精神的弘扬，是把历史与现实衔接起来，它既要求我们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之中，更体现在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创新之中。慎终追远，厚德载物，中华民族的腾飞的伟大理想将在21世纪得以实现，黄帝文化的创新、民本、崇德、协和的精神，也必将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而得以弘扬光大。

思雨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葛承雍教授在首届中国迁安黄帝文化高端论坛上代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学部委员王震中的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