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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8月01日 03:56
作者:冯婧 400年前,莎士比亚、汤显祖、塞万提斯,三位巨匠不约而同地与世长辞,人类文学殿堂一时星光黯淡。无论是个人命运的坎坷浮沉,还是身后巨著的高烛永光,甚至是在剧作家之外的那重诗人的身份,三位大师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在生存的年代,他们素不相识,却纷纷以自己的方式,道破了戏剧与人生的奥秘。莎士比亚说,“戏剧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塞万提斯说,“你读什么样的书就是什么样的人”。汤显祖说,“人情如归戏道,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
如今,经典莎剧已经有了成百上千的版本,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也成为了骑士精神的化身,而在汤显祖的母国,我们对他的认识却似乎始终只有面目模糊的《牡丹亭》。如何破除对莎士比亚剧作“经典”与“下流”的两重固有标签,挖掘堂吉诃德与其创作者塞万提斯经历和心境的互文关系,试图结识作为诗人、哲学家、教育家、官员的汤显祖,是我们在巨星陨落四百年后,重读三位巨匠所携的使命。
7月29日是汤显祖逝世400周年的纪念日,国家图书馆举办公开课“不朽的巨匠——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400年”,邀请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辜正坤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陈众议教授、昆曲艺术家丛兆桓先生发表主题演讲,同时特邀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和北方昆曲剧院的表演艺术家现场演绎三位文学巨擘代表作品的精彩选段,与现场观众一同回味三位大师永恒的文学魅力和人文力量。凤凰文化全程参与了本次活动的直播和报道。
辜正坤:《罗密欧与朱丽叶》并非莎翁原创,爱情观很低级
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辜正坤教授 辜正坤首先指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节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存在,并非莎士比亚原创,但当时的价值判断认为年轻男女无视长辈的忠告,随心所欲,才导致了这场爱情悲剧。莎翁的才华主要体现在天才的改编之上,契合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欲至上”的理念,点石成金,所以西方对他的改编是认同的。莎士比亚的作品风行全世界,就是乘着纵欲的风,男欢女爱的事,谁不想听呢?他认为文艺创作有一个镜子理论,戏剧从古到今戏剧就是照出人生百态的,你别怪我的东西是脏的下流的,因为现实就是这样的。所以要了解西方文学,看莎士比亚的作品就可以看到“真实”,尽管它的道德标准可能不高。
辜正坤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其实是停留在色欲的低级层面。爱分为三种,色爱、情爱和性爱,由情而色才是真情,真正的情爱可以一百年不变,而色爱十年就变了,因为美人会老,这就酿下了悲剧的根。
《罗密欧与朱丽叶》选段表演者:赵致远、曹艾雯 辜正坤还将《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与《诗经》对比,分析了中西方文学作品在道德观念上的差别。诗三百,思无邪。中国传统认为男女两性之爱,根本不是不干净的东西,而是神圣的、高尚的,因为爱不是简单的皮肉之爱,最终是要使人类延续下去,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最高的宗旨是对生命本身的关爱,而爱情的快乐是生产生命过程中的副产品。而西方恰好是在停留在对生产生命过程当中的快乐的歌颂,所以对他们来说,《罗密欧与朱丽叶》是爱情方面超时代的“圣经”。“但爱情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都像他们那样的话,我们天天给你收尸都来不及。它是文学艺术作品,供我们鉴赏的,完了就完了,你不要上当。”
陈众议:喜剧盛行的时代,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双重悲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陈众议教授 据陈众议介绍,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一样,在有生之年从来没有获得应该享有的声誉。他没有贵族的头衔,空有一腔的抱负,作诗人无人问津,自认喜剧写的不错,但也没有人理会。塞万提斯一生坎坷,幼年家道中落,长大一点时参加了西班牙的军队失去了一只胳膊,回西班牙的途中又被海盗俘虏,期间还三次被诬入狱。但塞万提斯没有被命运打败,就是在监狱中,他开始构思《堂吉诃德》。
在当时的西班牙,骑士精神还葆有旧日的荣光,很多骑士的事迹还在传唱;但那又是一个喜剧盛行的时代,人们热衷于把过去的英雄拉下神坛,以往由宫廷大臣扮演的《巨人传》,已经沦为了下半身的狂欢;同时,帝国的败落初露端倪,所有年轻人都出去淘金了,流浪汉小说开始兴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塞万提斯要借堂吉诃德去打抱不平,结果可想而知。
《堂吉诃德》表面上是讲一个50多岁的疯子,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要去践行他的理想主义,却又到处碰壁的故事。塞万提斯也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把骑士当做一种理想的一个化身,另外一方面又纠结不已,桑丘之所以跟随唐吉坷德,其实是认为可以寻到宝藏,获封岛主。这是非常明显的矛盾,也表现了堂吉诃德的悲剧色彩。
《我,堂吉诃德》选段表演者:毕航、方银河 联系当下,陈众议感慨颇多。“《堂吉诃德》是一个悲剧,但作为经典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多滋养,而且那些试图颠覆和恶搞的喜剧作品,往往会撕裂我们的认同。在我们幼时,《西游记》本来是一个很崇高的东西,但是被周星弛恶搞,和白骨精谈恋爱,大家哈哈一笑,这已经算是好的了。前两年出版社的调查中,《红楼梦》已经变成了死活读不下去类书籍的榜首,就是因为影视作品束缚了人的想象,人们不会再去读原著了。”
丛兆桓:国人不识汤显祖,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和耻辱
昆曲艺术家丛兆桓先生 丛兆桓认为,昆曲可以说是400年前的中国好声音,但纪念《牡丹亭》和纪念汤显祖是两码事,两者不能覆盖或者等同,四出戏在汤显祖的作品中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他留下了两千多首诗,还有很多的文章、书信,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美学思想、艺术和戏剧的观念,正是尚未深入开发的传统精华。
汤显祖首先是一个天才的大诗人,5岁就能够吟诗作对,14岁做了县役的生员,21岁中了举人,却因得罪了当时的主考官张居正,12年内未能考中进士。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出诗集,一生出了三部诗集,收录了两千多首诗。
他还是卓越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可以作为汤显祖的戏剧美学理论体系的宣言书,他情论和戏调的宗旨是人类的心情和谐和世界大同。他把国学的儒道释、礼学、心学又向前推进了一层,叫做“情学”,崇尚的是“志情”而非“爱情”,认为人类的七情六欲是才是生命的本性,情感决定人的善恶。《庙记》有云,“人情如归戏道,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汤显祖在400年前就把东方的情论和戏调讲的这么明细和诱人,是迄今为止古今中外对戏剧文化认识最高,评价最高,至情最深的亘古一人。
他还是非常优秀的官员、教育家。43岁熬到六品官,又因为《论辅臣科臣疏》被贬到广东徐闻县做从九品的县官,到广东后,办贵生书院、“春节放囚”,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当地从古到今有三四百的县令,唯有汤公得到了遗爱祠。后来汤显祖进京,试图面圣禀明当地矿床已废、难以承受矿税的事实,徘徊数月却始终见不到皇帝,只得弃官还乡。
所以在生命的最后14年,他放弃了做官、做诗人,回到故乡江西临川县,做了一个写剧本的人,成为了流芳千古的世界文化名人,所谓的“东方莎士比亚”。
《紫钗记·折柳》选段表演者:王丽媛、张贝勒 对于国人只知道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但对汤显祖却知之甚少的情况,丛老表示非常痛心,“我觉得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和耻辱。我们到欧洲去,莎士比亚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没有人不知道,打个出租车,司机也会告诉你莎士比亚有什么作品,怎么怎么好。如果有很多西方人到中国来,到北京城抓着路人问问你们有什么文化名人,讲讲汤显祖,能讲出来的人连万分之一都没有。我们过去缺少“文化自信”,现在必须从上到下,全体来重视这件事情。联合国选了一百个古今中外的文化名人,中国有两个,关汉卿和汤显祖,由这两个人代表我们民族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名人,我们自己不来学习和宣传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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