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如何面对国难

高山

文人如何面对国难：甲午战争后的晚清文坛大变局   

2016年08月26日 09:39
作者：张露晨 张弛

“甲午”作为清末时期“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因军事、政治事件而被赋予了诸多历史含义的时间概念，其影响所及在器物、制度层面之外，还有文学。“甲午”对于清代文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由它引发了一次中国文学内部的结构性调整——以中学为主体资源、兼及吸收外来思想的革新。一个迥异于古代诗文传统的文学世界由“甲午”为契机开始出现在主流士大夫阶层的视域中，曾久居文人价值判断中主流地位的诗文开始受到批判和挑战，而一直被视为“小道”的说部书——小说的地位逐步兴起和抬升。

就诗文传统变革而言，虽然，曾国藩本人以及吴汝纶、薛福成等“曾门四弟子”所倡的桐城古文，陈衍、沈曾植、郑孝胥等张之洞幕僚所共同形成的“同光体诗派”，在追求古文“义理之说施于文章”和宋诗派“荒寒之路”的道路上，于前人又有所推进，但其末流空疏无物、附庸风雅的弊端，在时局危难之际越发凸显。

日本人描绘的平壤之战

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士人群体诗文的反映来看，同光时期注重音节神气、风雅格调的诗文创作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知识群体对于现实的思考和表达诉求，以阿英所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为代表，“悲”“哀”“哭”“愤”等激烈情感流露的字眼，大量出现在这一时期文人群体的诗文作品中。例如，在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有关甲午风云的诗歌《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书愤》当中，其纪实化的史诗创作、通俗化的语言表达，与学古宗宋的“同光体”拉开了距离，体现出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的诗界革命主张。而在文章方面，自称“夙不喜桐城古文”的梁启超，则在新兴的报章文体中掀起波澜，他虽在诗词中亦有“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水调歌头》）之感慨，但很快由山河摇荡的情感宣泄转向了深层次探寻国家富强道路的理性思考。梁启超在甲午后担任《时务报》主笔，提倡变法维新的主张，批判科举制度，随之也形成了后因“文界革命”而被称道的文字特点，他在报章中所著《变法通议》等系列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开创了一种介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新文体。

无论是偏纪事抒情的通俗化诗歌创作，还是偏论述说理的维新文章书写，一方面反映了时局危难之中士人的情感，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战争所带来的士人对本土文化传统的思考。黄遵宪“我手写我口”诗歌中夹杂的新式名词和新题材，梁启超平易畅达的文章背后所包含的维新理念和变法思想，同是面对来自文学外部冲击的自我应对和调整，这之中的文学更新更多是梁启超式“淬励其所本有而新之”（《新民说》）的改良路径。钱基博便认为黄、梁诗歌是旧风格中含新意境，“皆取法古人，并未能脱尽畦封”；而新文体除不禁俚语、外国语之外，“语录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诗歌中隽语，及《南》《北》史佻巧语”（《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促使新文体解放之因素。这些诗文传统内部的改良举措自晚清以降便不断发生，但显然，面对着与东邻日本的战争失败，文人旧有的写作经验和诗文的内部资源，已经不能满足作为应对变局的文化更新的诉求，中国精英士大夫透过甲午战败反思以及洋务运动的得失教训总结，“始渐视训诂、记诵、帖括、诗赋为无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于传统诗文作为“雕虫之技，《兔园》之业，狗曲之学，蛙鸣之文”（梁启超《变法通议》）的怀疑开始流露，而对传播层面“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岑”（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的洞察，则促使了甲午之后文学的一次大变局，清末知识分子对于说部书——小说重视提倡的开始。

与诗文一样，甲午中日战争也成为了诸多小说创作的题材，《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收录清末时期《梦平倭虏记》《中东之战》《中东大战演义》《旅顺落难记》等小说，就分别对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战争有文学艺术的呈现。但相比较于小说将甲午作为题材进行创作，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事实，对于中国知识阶层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震动，以及对于小说地位的影响更为深远，其兴起亦伴随了超越文体本身的时代背景。甲午之败真正动摇了旧有的“华夏”“夷狄”观念，让基本止于器物层面的洋务开始转向制度、文化层面的学习，尤其是作为击败清朝老大帝国的蕞尔小国日本，其明治维新时期从政治到文学的经验开始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比较和效法的对象。

《日本国志》

1895年，黄遵宪在担任日本参赞时期业已完成的《日本国志》终于得以在国内出版，并在之后附在维新刊物《时务报》上发行，书中所提出的“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语言追求，真正开启了国人超越士大夫雅文学、诗文传统内部流派、风格分歧的思考，促使少数口岸文人之外的主流精英知识分子也开始从文学创作的语言和体裁方面出发，来探索文学作用于普通民众的思想更新和启蒙教化的可能。在甲午后于日本书目中遍寻变法图强之法的康有为，在所著《日本书目志》中专门将小说书目作为十五门书目中的一门进行整理介绍，指出“《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将小说作为日本明治时期的成功经验和经史之补的现实功用明确提出。严复、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上提倡小说，也提及“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本馆附印说部源起》），来自外部政治困局、军事失败的冲击，促使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欧美、日本经验的效法和寻求，而这种寻求与小说的相遇，有其偶然性，但也有内外交困、上下求索中历史的必然。

在中国小说内部，古典小说艺术的发展一度在明清时达到了顶峰，但清末鸦片战争至甲午之间，虽然也曾出现《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侠义小说、《海上花列传》为代表的狭邪小说，鲁迅分别称之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平淡而近自然者”（《中国小说史略》），从平民化、通俗化的角度予以了肯定，但也指出后起者多滥恶之作，大量的小说流于庸俗的趣味因而被主流士大夫阶层所摒弃。这一点并不为甲午之后提倡小说的知识分子所讳言，梁启超在文章中也谈到小说不过是“小有才之人”“游戏恣肆以出之，诲盗诲淫，不出二者”（《变法通议·论幼学》），显然在文学本身的层面，小说本体的艺术价值尚未得到全面认识。但从中国古代学问、图书分类的角度出发，经史受众、传播范围的局限，诗文“载道”“言志”效应在开化民众层面上的失效，使得原是“稗官野史”之言的传统说部书获得关注有其现实的原因和土壤，1896年由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等维新人士主办的《时务报》，虽多为宣扬维新思想政论文章，亦成为中国士大夫集中提倡小说理论、译介国外小说的开始，显然是作为应对甲午战败之后思想文化危机的一种方法出现的。在传统的“载道”文学观念影响下，以小说“教之”“入之”“谕之”“治之”，成为清末小说兴起过程的核心观念（梁启超后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总结为“熏”“浸”“刺”“提”四种作用）。应该说，在甲午之后，小说的命运首次与国家民族兴亡联系在了一起，而正是这一系列甲午文学变局中的对文化危机、文体嬗变的思考和探索，客观上为之后清末小说界的再度繁荣提供了理论预设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