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红军不是为了活下去 更为尊严和理想

华忠

2016-09-08 14:33:48
来源：河北日报

                                                                                         
                                                               
       穿越80年漫长岁月，世人依然在追寻那次改变中国震惊世界的长征。

　　多少年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人，接踵行走在红军曾经艰难跋涉的这条征途上。他们所感知到的，是一群人为生存所作的最顽强的抗争，为尊严所释放的最热血的拼搏，为理想和信念所投入的最坚定的捍卫。
　　人们深知，长征的意义绝不止一部赞颂历史的英雄史诗，更是一种足以启迪未来的精神力量。长征是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今天的人，渴望从那群人身上再次读懂人类精神价值的极限。
　　历史对事业的是否崇高，是以它的结果来评定的。峥嵘岁月，已随湍急的历史洪流奔腾而去，但历经艰难险阻和牺牲所锻造出的意志、精神和信仰，依然高扬在中国的天空。
　　红星曾经闪耀长征路，新的长征，仍需红星闪闪。
　　80年后审视先辈那次壮举，我们发现，他们不但改变了自己，改变了时代，也改变了我们。
　　这种改变，其实更是一种继承和弘扬。
　　在呈现中思考，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深度报道《红星闪耀80年》，期待能与历史对话，从中知道从哪里出发，向哪里去；与先行者对话，读懂走过漫漫征途的胜利密码；与精神对话，不忘初心，坚定前行的路。
　　我们希望，每个人的长征，都能从这条信仰的征途上汲取力量。 文/本报记者 张许峰 朱艳冰
　　阅读提示
　　他们，曾是创造奇迹的英雄。
　　在家人眼中，他们有特有的严格，也有别样的柔情。
　　他们曾担任过高级职务，也曾是从没穿过鞋的小牧童、长一岁只值一匹布的童养媳。
　　往事给他们打下独特的烙印，也给后人留下岁月难以磨灭的记忆。
　　他们从不讳言，自己曾因为最基本的需求和最简单的想法而融入一股洪流，后人却不难从他们身上发现，当年那些最单纯的理由和最朴素的理想，为什么能淬火升华，最终凝聚成一支铁军。
　　他们为什么能让星星之火燎原？他们为什么能跋山涉水坚韧不拔？他们为什么能平静对待荣辱永怀赤子之心？
　　或许，答案要从他们最初的起点开始找起。
　　活下去
　　“在我们家，从来没有碗里剩饭底儿这一说儿。”
　　60岁的秦爱华，是老红军、河北省储备物资管理局原局长秦光最小的女儿。提起老人当年为什么参加红军，话头是从父亲在吃饭上对子女近乎苛刻的要求开始的。
　　“为什么？因为他从小饿怕了。”
　　“父亲经常说，饥饿给人的记忆是最深的。一个人长时间吃不饱，会无力、恶心，走路有时都会摔倒，甚至出现幻觉。”秦爱华告诉记者。
　　“我小时候家里穷，生下来就没奶吃。”99岁的秦光，是记者此次采访中找到的省内唯一一位在世且身体比较健康、能够接受采访的老红军。
　　饥饿，是秦光对小时候生活最深刻的印象，而他也并不讳言，当年参加红军的初衷与“想吃饱饭”的关系。
　　“那时全家人一年收成500来斤谷子，地主却拿走了350斤，剩下150斤谷子哪能够全家人活下去的啊。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我们说不出那些名词，可却天天有最切身的感受。我们不是天生就要造反闹革命的，只是想活下去罢了。”
　　在儿女眼里，因为饥饿，老人对粮食，有一种近乎虔诚的珍视，也真正做到了没有“挑食”二字，甚至连个人口味都几乎消失。
　　“我老伴儿14岁就参加红军了，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娃娃，懂啥大道理啊，就是为了吃口饱饭呗！”
　　一个凉爽的夏日午后，在石家庄某军区干休所内，记者见到了曾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邢台军分区干休所原政委李光照的遗孀王竹琴。
　　年近九旬的王老微微有些驼背，但身体依然硬朗，思维清晰，走路也不需搀扶。
　　虽然和李光照相识、相爱于新中国成立后，但对李光照儿时的苦难生活，王竹琴却记忆颇深。“他在的时候，经常和我说以前的事情。他是穷苦出身，小时候受尽了苦，经常吃不饱饭，这才参加红军。”
　　“很少能吃上米饭。逢年过节偶尔打一次牙祭，半勺白米掺在饭锅里，一家七八口人吃，饭煮熟了揭开锅，米粒都数不出几颗。”在李光照生前的讲述里，饥饿总是如影随形，以至于李光照对儿时的记忆，多数时候都集中在吃上。
　　“可是说来说去，总也离不开白瓜、红薯、酸菜、萝卜那几样。一听就让人觉得胃里泛酸水。”王竹琴说。
　　“他10来岁还光着腚，可12岁时就开始给地主家放牛、割草、挑水了。说是东家管饭，其实是人家剩下多少吃多少，剩多就多吃点，剩少就少吃点，大多数时候能吃个半饱就不错。有时候干一天活回来了，却一点没得吃，只能饿着肚子挨到第二天。他自己说，吃饱是个啥滋味，参加红军之前根本不知道。”
　　后来，李光照的家乡“闹红”了。
　　1934年夏季的一天，李光照背着一大捆柴赶集时，看到红军在宣传，号召人们参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有了土地，就可以种庄稼，告别食不果腹的生活，年仅14岁的李光照，懂得这个道理，当时就丢下柴报名参加了红军。
　　李光照是四川苍溪人，秦光是湖北红安人，相隔千里的两人，不约而同选择改变命运，走进红军的队伍。
　　“吃饱饭”，是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秦光和李光照们，则是一群被逼迫到生存边缘的人。
　　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展示了一组残酷数据，揭示了赣南农民如何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主出租土地收取利息50%，借钱的利息30%，粮食的利息50%，耕牛75%，食油20%至200%，盐150%……
　　没有基本的生产资料，没有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层层盘剥，带来的只有饥饿和贫穷，也带来了为生存而作出的抗争。
　　历经岁月磨洗，许多往事已经在秦光的记忆中抹去。但谈到参加红军的经历，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居然高声唱起了歌：“小小黄安（按：今红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二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歌声嘹亮，每句歌词都唱得清清楚楚。
　　“父亲近几年身体已大不如前，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但红军时的那些歌曲，他却一直记得。很多歌他经常一遍一遍地唱，连我都耳濡目染学会了。”秦爱华告诉记者。
　　“猛一听上去，他们参加红军也许远远没有后人想象的那样崇高。但就是这种最原始、最直接的诉求，让中国共产党、让中国工农红军拥有了来自劳苦大众的最强大的力量。”王竹琴说。
　　求尊严
　　“婆婆头一天参加红军，是在长征路上。一天走下来，脚上磨满了血泡，疼得她躺在地上哭着喊脚疼。有个战士冲她喊：‘哭什么，像你这样还能革命吗？’婆婆一下子就把眼泪憋了回去。”
　　老红军高余屏的四儿媳妇秦保华，曾和婆婆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在她的记忆里，婆婆是一个平和慈爱的老人。“不是亲耳听说，很难想象当时未满15岁的婆婆，能有那么倔强的一股劲儿。”
　　但是秦保华知道，高余屏参加红军是为了摆脱时代带给她的命运的屈辱。
　　“婆婆生在四川省梓潼县一个穷苦的佃农家庭，家里穷到什么程度呢？每逢岁末年关、青黄不接的时候，全家人就要流浪四乡乞讨过活。9岁那年，她爷爷因病饿交加而死，为了凑足棺材钱，她的父亲忍痛将她以9匹布的价钱卖给了一家富户当童养媳，合着一岁值一匹布。”
　　同样为人父母的秦保华说，自己无论如何无法想象，亲生的孩子怎么可能就这样卖了。“但在当年的四川农村，这却是司空见惯的事。”
　　“这些农民从法律上说不是奴隶，但在许多方面，他们连奴隶都不如。他们没有土地，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欠地主的债，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有人要，他们就卖孩子。将女婴闷死或溺死是司空见惯的事。男孩子卖不出去也被弄死，孩子们的价格是浮动的……”对于当时触目惊心的贫困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底层农民的生活，索尔兹伯里曾在其作品《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这样描述。
　　同样被迫在幼年离开家庭的，还有开国少将、河北省军区原政委曾美。
　　“在家中5个子女中，父亲排行第四。为了糊口，他的三个哥哥不得不到镇上的一家制作爆竹的店铺里做学徒工，他自己则在8岁时由于家中实在无米下锅，被过继给茶园岗中团村一户家境略好、同样姓曾的人家。”曾美的女儿曾丽明介绍。
　　养父家里有几亩田，生活相对宽裕一些，曾美总算过上了可以吃饱饭的生活。
　　作为女孩子，高余屏却没有那么幸运。
　　“《红色娘子军》里唱‘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婆婆经常一听眼圈就红了。四川女人干活多，婆婆当年小小年纪，不但要应对繁重的家务，还要承担田里的农活。饭比以前吃得饱些，却多了‘公婆’无端的辱骂和毒打。”
　　秦保华说，也许正是因为作童养媳时受“恶婆婆”折磨太多，高余屏对自己这个儿媳妇总是像女儿一样疼爱，“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嫁过来的时候，婆婆已经年过花甲，却还亲手一针一线地给我做衣服。”
　　或许，经受过屈辱和践踏的人，更能体会到情感和尊重意味着什么。
　　高余屏对自己第一次见到红军时的场景记忆犹新——1935年3月，她在家乡偶然遇到了一支由几名英姿飒爽的红军女兵组成的宣传队。
　　“其实，那时候的红军正在长征途中，部队缺衣少食，士兵衣衫褴褛，不可能有多么漂亮。可同是十几岁的年轻女孩，这些红军女战士的出现对婆婆而言，简直是一种启蒙：在婆婆原来那种充满黑暗与压抑的生活环境里，红军女战士身上那种昂扬独立的人格，是婆婆原来连做梦都想象不出的。”秦保华认为。
　　因为年龄还小，又裹着小脚，高余屏参加红军的要求，被刚刚突破敌重兵防守的嘉陵江防线、正在艰苦行军的红四方面军屡次拒绝。在以天险著称的剑阁山路上，未满15岁的她一次又一次逃离家庭，扭着小脚，翻越上百里崎岖的山道去追红军，终于如愿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婆婆离家时只穿了一双青布鞋，而且鞋底和鞋帮都咧开了嘴，她索性把裹脚布解开扔掉，人和脚一起获得了解放。行军路上，她那一双小脚在鞋里滑来滑去，鞋吧嗒吧嗒直响，同志们说她高兴得连脚底下都在唱歌。”
　　平等待人，是秦保华对婆婆最深的印象，也是很多老红军共有的特点。
　　作为开国少将，曾美曾是在冀级别最高的老红军，享受“行政七级”的高干待遇。第一次和身为七级木工的亲家见面时，会特意宽慰不无拘谨的亲家说：“咱俩级别一样，都是七级，门当户对。”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往往出身贫苦，不忘根本。从内心反对压迫，追求公正平等，也是当年红军吸引他们的重要原因，并成为他们毕生的共同底色。
　　“有一年收成很不好，我爹要地主少收点租子，结果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一气之下，我爹退了佃，跑到别的村给人家当佃户。可是不管走到哪儿，穷人永远挨饿受气。”秦光回忆说，自己那个时候只有七八岁，就经常想，什么时候穷人才能不受欺负呢？
　　秦光的老家是湖北红安，曾美的老家是江西兴国，都是著名的红军县、将军县。为什么一个个小县能够走出数以万计、十万计的红军，能够走出几十位将军和数以百计的省部军级干部？
　　相比饥饿中求生的渴望，“翻身”“平等”的感召力显然更加持久而强烈。
　　“1929年父亲15岁时第一次接触红军，农民起来闹革命、翻身做主人的宣传口号就已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中。”
　　曾丽明说，曾美生前一直对自己参军那天的场景记得特别清楚。“那是1930年4月，红四军来到兴国县城召开群众大会，深入发动群众闹革命，父亲天不亮就赶往县城，在听到‘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的歌词后，就下定决心参加红军。”
　　为理想
　　“老一辈讲究理想信念，今人似乎更加追求物质享受。但事实上，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每一代的年轻人最终总会形成属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们永远都渴求机会、渴望荣光。红军战士超越生死的理想和信念，正是他们的内生动力契合了那个时代。”曾丽明说。
　　红星闪耀80年，红军的子女辈也纷纷迈向人生的中老年，见证不同时代的他们，开始尝试用更加立体的视角去思索父辈的选择。
　　曾美，原名曾昭泰。秦光，原名秦昌银。著名的胡子将军、开国中将孙毅，原名孙俊华。同他们一样，很多老红军在走向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都改取了新名字。“光”“明”“力强”……这些新名字中常见的字眼背后，其实传达出的是一种寄托，一种理想。
　　“我父亲1904年出生在河北省大城一个贫农家庭，1920年10月，高小还没毕业的他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被迫辍学，外出谋生。就在那个时候，他把自己原来的名字孙俊华，改成了孙毅。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取‘杀敌为果，致果为毅’的意思。”
　　8月25日，记者在北京见到了老红军、解放军总参谋部原顾问孙毅的女儿孙雯雷。
　　“父亲那一代人，稍有文化的对国弱民贫的现实无不痛心疾首，从他为自己改的这个名字里，就可以看到他内心深处救国救民的理想了。”孙雯雷认为。
　　然而，通向理想的道路，在那个动荡无依的时代，意味着更多的艰难和曲折。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时代，父亲辗转加入了旧军队，并因表现优异不断得到提拔。”1931年夏，孙毅所在的第26路军被调往江西宁都参加“剿共”，当时，27岁的他已经是一名中校参谋。“作为一个职位不低的中级军官，父亲当时不仅是衣食无忧，而且可以算年轻有为。但他却感到十分苦闷，觉得自己被现实裹挟着离救国救民的梦想越来越远。”
　　在和红军作战中，第26路军中许多官兵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1931年底，第26路军在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的领导下在宁都起义。
　　“起义中，父亲所在的25师师长李松昆拒不参加起义，带着一个团逃跑了，师部也乱作一团，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该跟着哪头走。早就对红军队伍有着向往的父亲见状，赶紧催着参谋处长出发。就这样，父亲同师部和警卫排的人一起追上了南进的队伍，正式加入了红军。”孙雯雷说。
　　“毛泽东在听取宁都起义的准备情况时曾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和共产党合作的’。父亲正是出于这样的爱国主义情怀，才在那个特殊时刻作出了最正确的选择。这种朴素的信仰成为他后来一辈子革命追求的基础。”
　　在那个红军力量还相当弱小的年代，通过宁都起义，第26路军共1.7万余名官兵以近乎整建制的形式，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使红一方面军由4万余人一下子猛增到6万人，力量壮大了近二分之一。
　　怀抱救国理想的人，也是将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主动相连的人，他们投身红军这支可以带来希望的队伍时，也实现了理想的栖息，信仰的寄托。
　　在这1.7万余名起义官兵里，还有一位特殊的年轻军官、河北蠡县人孟庆山。
　　孟庆山的长孙孟昱东告诉记者，起义不久后，孟庆山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周恩来特意向毛泽东介绍说:“这是孟庆山同志，冯（玉祥）先生的手枪队长。”孟庆山立即上前一步给毛泽东敬礼，毛泽东高兴地握住他的手，热情地说：“以后可大有用场了。”孟庆山则回答：“当了红军，我们浑身是劲儿！”
　　“爷爷的这个表态，绝不是简单地说说漂亮话，通过研究、走访之后我渐渐明白，这是他被震撼后的心里话。放弃旧军队里的物质条件，一心一意跟着红军走，从他的经历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孟昱东说。
　　“爷爷去世时我才4岁，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清晰。直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爷爷的研究、了解越来越多，爷爷的形象才在我脑海里清晰起来。”孟昱东告诉记者，孟庆山1906年出生，7岁出门讨饭，13岁到地主家当短工，16岁到天津纱厂做苦工。1925年，孟庆山在北平参加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因军事素质过硬和作战勇敢，几年之内就由普通士兵被提至副营长。
　　初到宁都“剿共”时，看到红军的标语和宣传品，孟庆山才头一次听说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闹革命的主张，文化不高的他忍不住想：“打土豪分田地”有什么不好呢？但是部队起义后，初见被派来协助工作的红军官兵，堪称见多识广、对红军已经有了天生亲近感的孟庆山还是吃了一惊。
　　“爷爷惊讶地发现，那些年纪轻轻、显然和自己一样是穷苦出身的红军，许多都能识字帮助起义官兵写家信。而且讲起红军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革命道理来，一个个清楚明白、滔滔不绝。这样的素质，绝不是旧军队可以相提并论的。他当时就觉得非常振奋，一心想着，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军，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这支向着光明起义的队伍，后来成为著名的红五军团——长征中的“铁血后卫”。九死一生在长征中幸存下来的孟庆山，成为抗日名将、开国少将和河北省军区原第一副司令员。
　　红军，成为了他们的学校，他们的事业，他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