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梁启超：两房妻子皆贤惠 子女个个是才俊！

高山

奇人梁启超：两房妻子皆贤惠 子女个个是才俊！                                                                                                    (2014-09-20 07:10:06)老憨

"奇人梁启超：两房妻子皆贤惠 子女个个是才俊！"

   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梁启超(1873年—1929年)，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织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 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绪十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与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订婚，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病而逝，梁启超为此写下了《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死在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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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人人成才，各有所长，其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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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女梁思顺(1893年—1966年)：
　　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顺出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她还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她操守高洁，在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4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的她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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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子梁思成(1901年—1972年)：
　　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成1915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1923年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后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他去了条件十分艰苦的东北大学，并在那里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率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的建筑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开拓了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并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让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国家建筑人才的缺乏，因而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
　　梁思成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47年，他被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同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他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2年，在动乱中受尽屈辱和折磨的梁思成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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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子梁思永(1904年—1954年)：
　　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永出生于澳门，但其童年也是在日本度过的。1923年，梁思永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期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1931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还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1934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
　　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 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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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子梁思忠(1907年—1932年)：
　　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
　　梁思忠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又到了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20世纪30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年仅25岁的他却因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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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女梁思庄(1908年—1986年)：
　　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1925年，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嘱咐，梁思庄被大姐梁思顺带到加拿大读书，先是在渥太华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1930年，她获得了麦基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她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并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1931年学成归国后，她立即投身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1936年，梁思庄重返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西文编目组长、主任。1943年—1946年，她在因战争而南迁的成都燕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1946年，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后，她继续担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组长，后任图书馆副主任。1952年，原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后，梁思庄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对各种西文工具书和书刊资料十分熟悉;她擅长西文图书的分类编目，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她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并且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她一生致力于图书馆西文编目、参考咨询和教学工作，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整整50年。1980年，已届古稀之年的梁思庄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并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赴菲律宾参加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1981年4月，积劳成疾的梁思庄患上了脑栓塞。此后，她因病卧床五载，于1986年 5月20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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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子梁思达(1912年—)：
　　著名的经济学家
　　1935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任职，1949年调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他曾经参加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1965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他1972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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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女梁思懿(1914年—1988年)：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梁思懿于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来，为了参加革命，她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自1935年下半年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曾任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是燕大学生领袖，为“燕京三杰”之一。她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1941年，她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国，在美国学习美国历史。1949年，在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她立即离美回国，先后任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后调至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她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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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女梁思宁(1916年—)：
　　光荣的革命军人
　　梁思宁生于上海，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她被迫失学。1940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1948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35载，一直到1983年才恢复党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部队干休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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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子梁思礼(1924年—)：
　　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礼出生于北京，1941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在普渡大学期间，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三年的课程，并于1945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cincjnnati)硕士(1947年)和博士学位(1949年)。1949年10月1日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12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1956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
　　梁思礼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10月获“何梁何利奖”，1997年9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此外，他还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来源 凤凰资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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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两房妻子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他叱咤政坛，潜心学问，仅遗留下来的著作就有1400多万字。更使人惊叹不已的是:在忧国忧民、匡国济世、勤奋著书的同时，他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因此他的孩子个个成才。而他的婚恋传奇，也是新旧交替时代的典型故事。本书作者是梁启超的外孙女，她生动勾勒出梁氏家族自强不息薪火相传的传统。


   尚书指婚，传为佳话


   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我有一个很风趣、很有人情味的外祖父，他叫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我应叫他公公。虽然公公于1929年就已去世，我从未见过他，但是在我心目中他长得很帅，风度翩翩。


   1891年公公梁启超19岁时与婆李蕙仙结婚，婆比公公大4岁，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的堂妹，光绪十五年（1889）李以内阁大学士衔典试广东，当时年仅17岁的梁启超参试，他的文章立意新颖畅达，受到李的赏识而中举，李端当即看上了这位才貌双全的小伙子，做主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为妻，婚礼在北京李家举行，由李端亲手操办，他们完婚后始终恩爱如初，在学术界传为佳话。


   李蕙仙婆虽出身名门，自幼熟读诗书，家庭生活也较优裕，父亲很宠爱她。但她这宦门闺秀与寒素之家的梁启超结婚后，第二年，1892年随丈夫一起回到老家广东新会县茶坑村，这也是她堂兄李端对她的要求，觉得她应当回去拜见翁姑，去尽晚辈的礼仪。梁家是个贫苦家庭，祖父、父亲都靠教书维持生活，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只有几间房屋。尽管清贫，但梁启超的父亲还是把一间古书室布置成新房，让新婚夫妇暂住在这里。


   这间书屋起名“怡堂书室”，是梁启超的曾祖父建的，这种环境对自小在北方富裕家庭中长大的姑娘来说的确十分艰苦，南方炎热潮湿的天气，加上生活习惯的不同及语言不通，生活上有很大的困难，但李蕙仙没有任何怨言和不悦。她努力适应南方的生活环境，尽力操持家务。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当时梁启超只身亡命日本，李蕙仙带着女儿思顺避难澳门，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莲涧）也带着其他家属一起避居澳门，当时境遇艰险，新会原籍虽然有查搜，但没有酿成大祸。梁启超惦念着家眷的安危，给李蕙仙写了很多信，1898年9月15日的家信中，公公说:“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辞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当时李蕙仙在极艰险困难的情况下，代替梁启超服侍老人，抚养幼女，使梁启超很感动，信中不断地表露了感激之情和敬佩之心。梁启超最挂念父亲，信中写道:“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


   同年10月6日又有一信中写道:“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卿我之患难交，非犹寻常眷属而已。”


   从这些信中可见梁启超对父母的孝心和他们这对患难夫妻之间的互敬互爱、互相信任的不寻常的感情。


   “闺中良友”是发妻


   李蕙仙是大家闺秀，也是梁启超的闺中良友。她意志坚强，遇事果断，虽然她在澳门时日子过得很孤寂，并在给丈夫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在家中愁闷，但当她知道梁启超要游历美洲，决定暂缓接眷属去日本时，她能顾全大局。梁启超在《壮别》诗中写道: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


   这种气概和心情的背后包含着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李蕙仙富于同情心，是一位很仗义的女子，1899年，梁启超接她们母女去日本时，她还带去娘家的亲戚和小孩，并一直扶养接济他们。从日本回国后，住在天津时，也抚养了很多梁家和李家亲戚的孩子，如七公梁启雄（梁启超的小弟弟）和三姑婆（梁启超的妹妹）都是由李蕙仙接济上学，并长年住在梁启超家。后来，七公梁启雄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对荀子有较深的研究。


   李蕙仙的侄女李福曼是十四舅外公的女儿，11岁时就到梁启超家，读天津中西女中8年，又读燕京大学4年全部都由梁启超、李蕙仙资助，后来她嫁给梁思永，成了我的三舅妈。


  婆还是当年妇女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刊物《妇女报》的主编之一。与那时的“小脚老太”不一样，她曾去过全国十几个省份，也曾出国探亲。


   1924年春，李蕙仙婆的乳腺癌复发，这次癌细胞扩散后和血管相连无法再动手术了。婆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24年9月13日病逝。婆和公公共同生活了33年，终年55岁。梁启超在当年《晨报》纪念增刊所写《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里，自述了他这年的苦痛情形:“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力，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李蕙仙逝世周忌的后一天，全家把她的灵柩安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的东面风景秀丽的小山上。


   坚韧“王婆”挑大梁


   我有两个外婆，李蕙仙是梁启超的原配夫人，儿女们称呼她“妈妈”，她有3个子女长大成人:大姨梁思顺、二舅梁思成、我的妈妈梁思庄。


   王桂荃婆是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四川人，儿女们称呼她“娘”，孙辈称呼她“婆”，虽然她不是我的亲外婆，但她和妈妈思庄的感情如同亲生母女，待我也如同亲外孙女。她生的子女有6个长大成人:三舅梁思永、四舅梁思忠、五舅梁思达、五姨梁思懿、六姨梁思宁、八舅梁思礼。


   婆的身世很悲惨，4岁时不幸父亲猝死，继母虐待她，她从4岁到10岁被人转卖了四次做丫头。最后随李蕙仙来到梁家，那时她已十几岁，梁启超才给她起了个大名，叫桂荃。1903年，她18岁时在李蕙仙的主张下和梁启超结了婚。公公说婆“是我们家极重要的人物”，二舅思成说:婆是个“不寻常的女人”。


   她虽出身贫苦，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但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和公公一起流亡到日本后，接触到日本现代文明，接受了新思潮，开阔了眼界，很快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她既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又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也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并负责家务方面对外联系。她负担着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用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她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时，坐在一旁听孩子们读书、写字，她也跟着读，就这样她学会读书看报，还会记账，写简单的信。她同样也很理解公公的事业，为了使公公专心工作，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使得家庭和睦安定。


   二舅思成、妈妈思庄虽非婆所亲生，但他们都是在婆的抚育下成长的，他们尊敬婆如亲生母亲，以至我小时候一直认为她就是我的亲外婆。
婆的生活十分简朴，自己的吃穿都很节省，但对儿孙们和亲友都很大方，经常接济他们。


   婆很用功，一直到老都不断地接受新鲜事物，她每天看报，听广播，因此对国家大事知道得一清二楚，可以和子女们交谈、议论，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婆的性格坚强，富有独立性，1929年公公去世，没留多少遗产，儿女们大多还在读书，经济上还不独立，八舅思礼才5岁，是婆苦心把家维持下来，继续把儿女都培养成才，并想方设法把八舅送去美国深造。在我的印象中，婆从来也没有发愁的时候，她总是勇敢地迎接生活的磨难和考验。


   婆很有生活情趣，喜爱旅游，她平日在北京也到各公园走走，最令人佩服的是1957年，她已年过七十，只身一人从北京兴致勃勃地去杭州游西湖，并在归途中特意去了黄山。


   婆也很幽默，这是和公公长期相处形成的性格，常讲笑话和各种故事给孙子们听。当年二舅思成学建筑，三舅思永学考古，四舅思忠学军事。她曾经非常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婆很谦逊，善于处理家内外的人际关系，她以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姿态出现在邻里之间。人们都和她相处得很好。在家里她把自己的爱给了每一个子女，注意教育孩子们互相爱护，她非常注意“一碗水端平”，她对家人从不无端地发脾气，或伤害别人。她是全家感情凝聚的核心。


   但“文革”十年浩劫却没有放过她，给她一生的最后岁月带来了噩运，作为“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婆的全部财产被抄尽，手帕胡同住房被侵占，自己被赶入阴暗的小屋里，85岁高龄每天还要出来扫街，这时她已是肠癌晚期，终于在1968年离开了人间。去世时婆孤单一人，儿女们不是“反革命”，就是“反动学术权威”。（摘自《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作者:吴荔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