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美璎珞 传递辽文化神秘信息

菩提揽月

朝阳建平博物馆内，珍藏着一装饰华美的辽代琥珀璎珞。据建平博物馆副馆长张航介绍，这件琥珀璎珞配三种材料：边缘是蜜蜡、中间是青玉、底下是水晶，极为罕见。这辽代璎珞里的蜜蜡，并不产自辽宁，而源自古波斯（今天伊朗一带），古丝绸之路分南丝绸之路与北丝绸之路两段，建平这一带在古代属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这件辽代琥珀璎珞的发现对研究北丝绸之路的历史沿革有着重要意义，对解读辽代的民族习俗与远逝千年的契丹文明，具有不可小视的学术价值。
辽宁地区发现的璎珞均出土于契丹人墓葬
璎珞在古代是用珠玉串成的装饰品，多用为颈饰，又称缨络。璎珞原为古代印度佛像颈间的一种装饰，后来随着佛教一起传入我国，唐代时，被爱美求新的女性所模仿和改进，变成了项饰，璎珞形制较大，在项饰中最显华贵。
璎珞是辽代墓葬中常见的饰物，目前在辽宁地区发现的璎珞均出土于契丹人的墓葬。辽代璎珞通常由琥珀、玛瑙管、镂空金属球以及其他坠饰穿连制作，色彩艳丽夺目，辽代贵族墓葬中皆有璎珞出土，在唐宋两代，璎珞仅由女性佩戴，而在辽代，契丹族群佩戴璎珞则男女皆宜，与唐宋风习颇为不同。
辽代璎珞分早、中、晚三期。中期璎珞的代表作是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左旗陈国公主墓中的一辽代璎珞项链。陈国公主所佩戴的琥珀璎珞由5股、257颗琥珀珠和5件琥珀浮雕饰件、2件素面琥珀，以细金属丝相间串组而成，周长159厘米。这琥珀璎珞中的一串散落于公主遗骨左腿周围，由65颗琥珀珠、1件琥珀雕饰串连而成。琥珀雕饰呈椭圆形，正面雕刻一朵莲花，上刻两条小鱼，并排于莲花中。琥珀项链中另一串由8股金丝穿连700颗珍珠和1件琥珀坠饰、3颗琥珀珠串串连而成。建平博物馆保存的这一辽代琥珀璎珞，饰有琥珀、青玉、蜜蜡、水晶，宝石品种比陈国公主墓发现的璎珞更丰富，这璎珞的主人必为大辽国的皇亲国戚、达官贵宦，由此可见辽代贵族生活之奢靡。
契丹人为何如此偏爱璎珞
契丹人为何如此偏爱璎珞呢？首先，这一偏好源自中亚、西域、我国北方草原民族佩戴璎珞的传统习俗的影响，契丹人采用“拿来主义”将异族异国的璎珞据为己用，使璎珞佩饰与相应的璎珞文化在辽代大张其道。
此举是有先例可循的。早在南北朝十六国时期，与契丹族同样起源于辽河流域的慕容鲜卑族首领莫护跋，曾将在汉人地区流行的“步摇冠”天天戴在头上，因“步摇”的发音与“慕容”相近，莫护跋索性就将本部落的名号冠以“慕容”之谓，而契丹人喜好佩戴璎珞与慕容鲜卑青睐“步摇冠”大同小异。
契丹族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部族的流动区域范围很大，与中亚、西域、黄河以北的各民族联系频繁，在彼此的接触交融过程中，受周边民族民俗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如地处西域的高昌国妇女佩戴璎珞成风；位于中亚以西的古波斯国国王喜欢在自己的锦袍上加璎珞；这些佩戴璎珞的习俗令契丹族久而久之自然心神往之。
从文献记载看，璎珞在北魏时已经出现。《明集礼》中记载：“魏制公主嫁礼，赐真珠翠毛玉钗六头，真珠琥珀玉水精璎珞五项。 ”北魏帝国由拓跋鲜卑所建，而契丹族的先祖是宇文鲜卑的一支，与北魏帝国的创建者在族群血缘与文化习俗上有诸多相似之处，生活在北方地区的契丹族不可能对北魏时期流行的璎珞佩饰熟视无睹。史载，太宗天显五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曾向后唐明宗为其母求碑石，明宗许之，并赐其母速律氏绣被一张，及“宝装璎珞”。
其次，契丹人喜好佩戴璎珞与当时辽国上下浓郁的尚佛风气有关。由考古发现可知，在契丹起家的上京地区（内蒙古林东一带）的辽代墓葬中，出土的璎珞较少，而在辽代中晚期的契丹贵族墓中，华美的璎珞却时有发现，这是为何？专家指出，这与契丹部族接受佛教由浅入深的时间分期有关。
大辽创建之初，契丹统治者无明确信仰，佛教在契丹统治区刚有雏形立足未稳，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为佛教崇尚的璎珞佩饰自然无法在短期内在辽帝国的版图内迅速推广。因此，璎珞在辽帝国发迹的上京地区发现较少，就不足为怪了。
辽圣宗以后，佛教在辽朝进入了全盛阶段。五京之内佛寺林立，帝王、皇后敬佛的记载史不绝书，得道高僧不仅登堂入室，为帝王说经，还被授予很高的官职。
张航副馆长介绍说，璎珞起源于佛教，是佛教徒的佩饰，辽代人又崇佛，故而，大量为佛教崇尚的璎珞伴辽贵族随葬地下，也就顺理成章了。

王名毅

国宝级文物了.........谢友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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