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历史 | 《水浒传》de 政治腐败 2017-08-03 00:01

江水

                                                                      
作者：安立志
《水浒传》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水浒传》是一部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包括“宋朝的宋江、方腊”在内的“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有人说，《水浒传》是一部投降主义的宣言书，“《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我却以为，《水浒传》是一部腐败全书。
《水浒传》以北宋末年为背景，但小说并非史书，当然不好说北宋是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因此，本文只以小说为蓝本，而不管作者所指到底是“汉朝君”，还是“晋朝臣”？
《水浒传》问世以来，批评者代不乏人。明代批评家余象斗在评林本《题水浒传叙》中，对小说的时代背景作过如下描述：“宋德衰微，乾纲不揽，官箴失措，下民咨咨，山谷嗷嗷，……”同代另一位批评家李卓吾则指出：“宋室不兢，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忠义水浒传·序》）在这些评论者看来，北宋末期虽然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但这个执政集团绝对不是一个清廉政府。笔者所谓《水浒传》是一部腐败全书，是说小说中的徽宗政权集中了政治腐败、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狱政腐败、社会腐败于一体，外表光鲜的宋朝花世界，已呈现出“金玉其外，败絮其里”的特征。
一是政治腐败，浮夸伪饰。《水浒传》并非北宋末年的全景图，由于梁山人物的活动背景置于宣和年间，势必涉及当时的皇朝政治。杨志去东京跑官，路经梁山，与林冲有过一番拼杀，他在叙述自身经历时说，他曾任东京殿司府制使，“道君（宋徽宗）因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第十一回）杨志的一段话竟然提到徽宗皇帝的两大“政绩”，一是“万岁山”，一是“花石纲”。“万岁山”是一实体工程，“花石纲”是一物流系统，后者主要保证前者的原材料。如同所有的专制政权一样，刚刚吃了几天饱饭，刚刚获得几天喘息，马上就以为进入了太平盛世，下意识地产生了英明领导、事业辉煌的虚幻与浮夸。“万岁山”就是宋徽宗以“举国体制”打造的一个巨大“盆景”。这项工程在政和七年（1117年）动工，宣和四年（1122年）落成。因此山坐落在开封之艮位（东北方），名为艮岳，又称寿山、寿岳。因艮岳的正门名华阳，也叫华阳宫。为了保障这项重点工程，朝廷在苏州专门设置应奉局，专事搜罗奇花异木，嶙峋美石，经由水路，运往京城。这些船队，十船一组，称作一“纲”，此即“花石纲”之由来。一位生于两宋之交的文人张淏写道：“灵璧太湖诸石，二浙奇竹异花，登莱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异木之属”（《艮岳记》），都成为搜求强夺之目标，侵扰范围之广，远不止于东南江浙一带。官方在征集奇石异木过程中，不惜破屋坏墙，践田毁墓，致使天下萧然，民不聊生。正如张淏所记，“所费动以亿万计，调民搜岩剔薮，幽隐不置，一花一木，曾经黄封，护视稍不谨，则加之以罪，斫山辇石，虽江湖不测之渊，力不可致者，百计以出之至，名曰‘神运’，舟楫相继，日夜不绝”。由此可见，花石纲的规模与张力。为保障花石纲的运输，事关国家民生的漕运被排挤，漕船和商船被强行征用，建好万岁山成了最大的政治。万岁山果然不凡：“竭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伎艺，……奇花美木，珍禽异兽，莫不毕集，飞楼杰观，雄伟瑰丽，极于此矣。”（张淏《艮岳记》）身为才子的宋徽宗如此盛赞万岁山美景：“天台、雁荡、凤凰、庐阜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胜绝。”（《御制艮岳记》）可惜好景不长，这项历时六载，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竣工未久，即遇金兵进犯。刚刚继位的钦宗皇帝，在金兵围城的危机关头，命取苑中山禽水鸟十余万尽投之汴河，并拆屋为薪，凿石为炮，伐竹为笼篱，又取大鹿数百千头杀之以饷卫士。至都城被攻陷，居民皆避难于寿山、万岁山之间。蜀僧祖秀写道：“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与排墙，避虏于寿山艮岳之颠。……明年春，复游华阳宫，而尽废之矣。”（《华阳宫记》）形象工程倒塌了，北宋政权灭亡了，可悲也夫！王朝的追慕虚荣、好大喜功，为下属官员投其所好、献媚奉迎提供了契机。如同铜板的正反两面，追慕虚荣、好大喜功往往与文过饰非、讳疾忌医互为表里。“宣和六贼”把持朝政，互相包庇，沆瀣一气，报喜不报忧。童贯两征梁山，损兵折将，大败亏输。高太尉道：“枢相不要烦恼，这件事只瞒了今上天子便了，谁敢胡奏?”蔡京则说：“你折了许多军马，费了许多钱粮，又折了八路军官，这事怎敢教圣上得知？”（百回本第七十八回）高俅舟师并进，对梁山发动了三次进攻，均遭惨败，高俅自己也当了俘虏。他被放回东京后，隐瞒真相，闭门不出。虽然当时没有报刊可查、网络可封，但却挡不住“恶事传千里”。浪子燕青通过妓女李师师见到皇上才道破实情，徽宗皇帝感叹道：“寡人怎知此事!童贯回京时奏说：‘军士不伏暑热，暂且收兵罢战。’高俅回京奏道：‘病患不能征进，权且罢战回京。’”皇上倒不如妓女有见识：“陛下虽然圣明，身居九重，却被奸臣闭塞贤路，如之奈何？”（百回本第八十一回）
二曰吏治腐败，任人唯亲。按说，对于皇权专制政体，这原本算不了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都是赵家的私产，让谁做官，做什么官，做多大官，都是赵家的私事。即使是朝廷命官，也不过赵宋朝廷的管家或私役。其实，即便朝廷为一姓之“家天下”，也不希望江山社稷在本届政府手中关门歇业，不仅有着“二世三世、万世延续”的远大理想，既得利益集团也怕失去养尊处优的种种优惠与途径。然而，从古至今的道理，开国君主，励精图治，比较自律；后世子孙，坐吃山空，不懂珍惜。在这个阶段，皇上用人不再是为了国祚永续，皇权永固，往往安排一些驯服听话、奉迎媚上的“圈子”或“裙带”。北宋时期的府州大抵相当于今天的地市。在小说中，许多地市一级的干部，大都是中央领导的亲眷或家族。青州知府慕容彦达是徽宗皇帝慕容爱妃之兄，江州知府蔡得章是当朝太师蔡京之子，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则是蔡京的乘龙快婿。那位只知姓贺不知其名的蔡京门人，也被委任为华州太守。高廉因系殿帅府太尉高俅的叔伯兄弟而做了高唐州知府，程万里因曾在童贯府中当门馆先生而成为东平府太守。这些官员的贪腐劣迹兹不赘述，可参看拙文《朝里有人的地市官员》。北宋末年，欲在官场谋个一官半职，有亲友者投亲友，有裙带者攀裙带，无亲可投，无裙可攀者，就只有买官了。杨志只因时运不济，黄河翻船，失陷花石，而畏罪潜逃。朝廷赦免后，他不顾山遥水远，赶到东京，把辛苦积攒的金银财物，买上告下，试图官复原职。钱花光了，官没谋成，反而被高太尉臭骂一顿赶出殿帅府，落了个人财两空。（第十二回）下梁不正往往由上梁所导致。高俅这样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走了“小苏学士”、“小王都太尉”（ 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小舅端王”（即后来的宋徽宗）的门径，于是飞黄腾达，一步登天，竟然成了北宋朝廷的最高军事长官。高俅之所以成了气候，与当时的制度密不可分。正如金圣叹所批：“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高俅即欲不得志，亦岂可得哉!”皇权专制本身就是家族政治，正是这种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使得北宋官场腐败丛生、污浊不堪。金圣叹针对高廉及其妻舅殷天锡倚仗高太尉的势要在高唐州“无所不为”时指出：“高俅无所不为，犹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无所不为，胡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无所不为，不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亲戚，又复无所不为，胡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亲戚，又复无所不为，不可限也；高俅伯叔兄弟之亲戚，又当各有其狐狗奔走之徒，又当各各无所不为，胡可限也？……今也纵不可限之虎狼，张不可限之馋吻，夺不可限之儿肉，填不可限之鸡壑，而欲民之不畔，国之不亡，胡可得也？！”
三曰司法腐败，徇私枉法。在古代中国的皇权社会中，各级政府既是行政机关，也是司法机关。从古装电视剧中可以经常看到古代官员坐堂问案的场景。坐堂问案是审判机关的职能。因此可以说，封建专制政体的特征之一就是行政、司法合一。先不说皇权法律的“私”法性质，地方官员也基本上将法律作为谋取私利之工具。阳谷知县因收了西门庆的银子，尽管武大郎被害证据确凿，却不肯立案，终于迫使武松走上了杀人维权的“非正当途径”。负责审理此案的东平府尹陈文昭，只因对武松的些许好感，遂勾结省院刑部，上下其手，在司法文书上作手脚，武松的死罪变成了活罪，只判了刺配孟州牢城。那位“为官清正，作事廉明”的郓城知县，在宋江杀害阎婆惜命案中，官官相护，故意纵放，真正的杀人凶犯宋江逃之夭夭，却将旁观者唐牛儿作了替死鬼。县级官员如此，府州官员也好不到哪里去。作为孟州驻军军官的张都监、张团练，勾结黑恶势力，为争夺快活林，当了蒋门神的保护伞。在北宋司法腐败的链条上，小说中有两类人体现的更为直接与明显。一类是当案孔目。孟州的叶孔目之于武松案，登州的王孔目之于解珍解宝案，大名府的张孔目之于卢俊义案，都是吃了原告吃被告，以游戏法律程序，玩弄法规律条为能事。只有开封府的孙孔目在林冲一案上，其表现尚可圈点，他不仅一语道破了北宋司法的实质，而且对林冲本人以实际帮助。再一类是押解公差。如果说押解武松的公人是出于敬佩武松的为人而不曾为难于他，押送宋江的张千、李万因收受了宋江的银子而擅自为其开启枷锁。江州知府查问时，两位公人还曲为遮掩，“于路上春雨淋漓，却被水湿坏了。”（第三十六回）最为恶劣的押送公人是董超、薛霸。林冲、卢俊义充军均由此二人负责押送，因分别收受了陆虞候、李固的贿赂，一路之上对林、卢二人百般折磨，图谋陷害，只因鲁智深、燕青的及时出现，二人最终死有余辜。通览全书，最大的司法不公体现在林冲冤案中。高俅作为北宋最高军事长官，只为满足养子霸占林冲之妻的邪恶目的，竟然对林冲栽赃陷害，并对具有管辖权的开封府颐指气使，直接干预案件的定性与程序，不仅酿成了《水浒传》的最大冤案，而且在林冲刺配沧州之后，又几次三番派人谋害。正是由于高俅的徇私枉法，才制造了一起名副其实的“逼上梁山”。有执法权的如此，无执法权的也是如此。武松孟州入监，施恩为之上下打点；宋江郓城杀人，朱仝为之上下打点；宋江充军江州，吴用为之上下打点；卢俊义北京蒙难，柴进、李固都要打点，不过，一个是要他活，一个是要他死。只要有案子，就会有打点；只要有打点，就会有冤案。每起案件，都会有涉事官员盆满钵满，都会有无辜百姓啼饥号寒。
四曰狱政腐败，黑狱邪恶。狱政腐败是司法腐败的组成部分。由于在小说中狱政腐败特别突出，有必要对此单独提起。狱政是司法体制的基层单位，大体限于牢城营内。书中有一段韵语专门描写了监狱的恐怖：“推临狱内，拥入牢门。抬头参青面使者，转面见赤发鬼王。黄须节级，麻绳准备吊绷揪。黑面押牢，木匣安排牢锁鐐。杀威棒，狱卒断时腰痛；撒子角，囚人见了心惊。休言死去见阎王，只此便为真地狱。”（第十二回）狱政腐败的人格化是管营、节级与差拨，他们是北宋司法体制的末梢神经。不过，这些人决不可小觑，所谓“县官不如现管”，任你是高官富商，任你是英雄豪杰，一旦落到他们手中，不死也会脱层皮。宋太祖武德皇帝当初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新发配到牢城营的囚犯，都必须打一百杀威棒。这个规定不仅赋予了管营、差拨合法的加害权，也为其榨取钱财留下了自由裁量空间。打与不打，打轻打重，端看孝敬的银子是否到位，以致于这种银子成了“常例钱”。林冲刚被押入沧州牢城，同监犯人就告诉他：“此间管营、差拨，都十分害人，只是要诈人钱物。若有人情钱物送与他时，便觑的你好；若是无钱，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个七死八活。”（第八回）果不其然，林冲只因掏银子的动作慢了半拍，就被差拨骂了个狗血喷头。银子刚刚到手，马上变换面孔。林冲这个落难的八十万禁军教头不禁感叹道：“‘有钱可以通神’，此言不差！”（第九回）武松被押到孟州牢城，从囚徒那里得知一个杀威棒之外的黑刑：“他到晚把两碗干黄仓米饭来与你吃了，趁饱带你去土牢里，把索子捆翻，着藁荐卷了你，塞了你七窍，颠倒竖在壁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你性命；这个唤做‘盆吊。’”“再有一样，也是把你来捆了，却把一个布袋，盛一袋黄沙，将来压在你身上，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这个唤‘土布袋。’”（第二十七回）这比“躲猫猫”、“喝开水”可就恐怖多了。这个施管营不仅在开发黑狱方面不乏创新思维，而且纵容其子非法经营。只因碰到一个拳头、后台更硬的蒋门神，武松这个囚犯才被当作打手来利用。（第二十八回）北宋监狱管理人员的权力有多大，在江州牢城节级戴宗身上得到了验证。戴宗尚未认出宋江之前，只因宋江没有及时送上“常例钱”，于是有了如下对话——宋江说道：“节级你要打我，我得何罪？”戴宗喝道：“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宋江道：“你便寻我过失，也不到得该死。”戴宗怒道：“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第三十八回）即便是黑狱也可卖放人情。林冲是高俅制造的千古冤案。然而，从形式上毕竟代表了国家权力。只因柴进的条子加银子，太祖武德皇帝定下的规矩（杀威棒）就被豁免。高俅作为中央大员，他的条子加银子显然更值钱，陆谦一个招呼，林冲险些葬身于草料场的火海之中。

五是社会腐败，官匪同流。所谓“社会腐败”，其实不确，本意是指腐败已经超出了官场的范畴。只得姑妄言之。三阮上山之前，属于典型的草根阶层，受尽官匪双重盘剥。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梁山草寇占山为王，对三阮的生活影响很大，阮小二却说：“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第十四回）可见，“苛政猛于虎”并非妄言。何涛带人缉捕劫持生辰纲的要犯，晁盖等人藏身石碣村的芦苇丛中。官兵一到，首先抢劫民船（第十八回）。金圣叹就此批道：“今读何涛捕贼一篇，……夫未捉贼，先捉船。……殊不知百姓之遇捉船，乃更惨于遇贼，则是捉船以捉贼者之即贼，百姓之胸中久已疑之也。”也就是说，在百姓的生活体验中，官匪原本就是一家，官府对百姓的祸害，一点不亚于盗匪。偏偏在《水浒传》中，官匪勾结、警匪勾结司空见惯。小旋风柴进身份特殊，他本是大周皇帝柴世宗的子孙，赵匡胤陈桥兵变夺了皇位，便给柴家敕赐丹书铁券，罪不加身。柴进利用这一特殊身份，专一结交犯罪分子，且与水泊梁山来往密切。用他的话说，“遮莫做下十恶大罪，既到敝庄，俱不用忧心。”“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务，柴进也敢藏在庄里。”（第二十一回）宋江、武松犯罪后都曾受到其庇护，他甚至为林冲开具了上山为寇的介绍信。梁山泊后来成为朝廷心腹大患，柴进罪莫大焉。我们说朝廷官员腐败，其实梁山中人也绝对不乏腐败分子。宋江、朱仝、雷横、戴宗、李逵、蔡福、蔡庆等人，哪个不是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敲诈勒索，残害百姓？宋江本是郓城县押司，大小也是个公务员。宋江专一结交盗匪山贼。晁盖等人劫持生辰纲事发，济州府派人督办缉拿，宋江不是恪尽职守，协助破案，而是快马加鞭到东溪村通风报信。晁盖一伙落草为寇，宋江仍然与之联系密切。朱仝、雷横曾是郓城县都头，大约相当于公安局长或刑警队长。警匪勾结，吃拿卡要，早已司空见惯。晁盖等人劫持生辰纲，犯下弥天大罪，朱仝、雷横在实施抓捕时，却争先纵放朝廷要犯。戴宗原是江州两院节级（相当于监狱长），宋江被刺配江州，戴宗见有老友吴用的关照书信，不仅不把宋江当作囚犯，还整天与之称兄道弟，觥筹交错。
2014年广东省政协《同舟共进》第一期


孔庆东：《水浒传》说略
为《水浒传》冠序者，半千年来夥矣。无论李贽钟惺金人瑞，皆一代才俊，其文玑珠锦绣，人所共钦。今有贤达再翻新版，索序于洒家。孔某后学，特一《水浒》爱好者耳，何德何能，敢于崔灏诗后舒腕续貂？辗转思之，不若拈出《水浒》八大问题，与天下豪杰并切磋，供世间学人同斟酌，或可聊献一愚，间道塞责也。
《水浒传》八大问题，一曰作者，二曰版本，三曰史实，四曰主旨，五曰流别，六曰艺术，七曰影响，八曰观念。以下不避繁琐，挨板言之。
第一，作者问题。
《水浒》作者，主要有三说，施耐庵说，罗贯中说，施耐庵罗贯中说。
其实，诸说虽各有依据，但皆不完全准确。元明之际，长篇白话小说尚未进入文人独立创作时期，一般皆为长期流传演变，集体创作加工后，由一二独具慧眼者集合大成，编纂完工。《水浒》亦不例外，其故事于民间长期流布，宋元说话讲唱艺术中版本甚多，元代水浒戏亦复不少。如施耐庵（或谓即《拜月亭》作者施惠施君美）者，不过合百川为一海。其中肯定有施耐庵本人之独创部分，但像“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一类套语，分明乃万书共享之公众资源也。《水浒传》之伟大，正在于它是千万人民群众的“独创”联合起来之结果。虽然施耐庵罗贯中集其大成，但此后仍有其他人继续加入创作，例如金圣叹。集体创作虽有众口不一纷杂矛盾诸缺点，但毕竟汇聚了数百年间的人民智慧，其浑然浩瀚的生命力是纯粹个人创作难以达到的。当今武侠小说个人创作取得最高成就的金庸虽然号称“武林盟主”，其小说精心结撰，更经十载修改，几度润色，公认脍炙人口，独步天下，但与《水浒传》相比，仍觉气魄上略逊一筹。“文革”期间曾盛行“集体创作”，但那种“三结合”原则下的集体创作更多的属于拉郎配式的“乌合”之作，不能充分发挥创作个体的才情。《水浒传》的作者问题说明，伟大的经典艺术一方面来自长期积淀的群众智慧，另一方面又要经过代表群众思想情趣的高明作家来综合熔铸。成型之后，其他人仍然可以继续修改。这就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法。艺术如此，其他领域又何能外？一部壮丽的人类文明史，不就是普通民众与圣贤英豪共同合力的杰作吗？
第二，版本问题。
《水浒传》版本，主要有三种，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另有百一十五回本，百十回本，百二十四回本、七十一回本等罕见版，倘非专业研讨，不必细论。
经历代学者多方考证，百回本为最早定本，百二十回本乃是在百回本基础上“插增”了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二十回，从而凑齐了宋江集团招安后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的“征四寇”的四大武功。一般认为所插增的二十回艺术平庸，时序乖谬，专家多予鄙夷。但普通民众往往贪多求全，有百二十回的版本绝不买百回版。多看几段故事多过几天瘾，虽然跟书的其他部分比确实平庸，但谁能要求一部书处处精彩？恰像谁能要求一张歌碟里每首都是妙曲。买了一台彩电另外赠送一台黑白的有啥不好？再说，征四寇部分的平庸，不也正说明了英雄一旦被招安，就丧失了精彩的生活吗？“文革”中“评《水浒》”运动期间，中国全民再一次普及了《水浒传》，那时大多数民众读的就是百二十回本，封面印的是《水浒全传》。特别是对于那时候尚在读小学的孔庆东之流而言，实在不觉得征田虎王庆的部分有多么平庸恶劣，比起那些动不动两阵对圆乱打一气，“阵前苦斗貔貅将、两侧呆看草木兵”的胡编乱造的战争文学来，觉得还是写得很高明的。
至于七十回本，乃是金圣叹的杰作。金圣叹老师才高运蹇，乃古往今来第一鬼才。他看出《水浒》精华俱在前七十回，故而拦腰一斩，以求完璧。但他标举的旗帜是反对招安，假托莫须有的“古本”，其实书中多处做了窜改。当然，金圣叹的窜改往往对原文有点铁成金之效。我们一般情况下反对擅自改动原文，但事实上，谁知道我们今天所读的“原文”经过了多少番改动，就连《诗经》，我都怀疑俺家老祖宗未必不暗暗混了几首自己的情诗进去。只要改动得好，人民就欢迎。而且改动其实也是一种创造。所以，我倒是建议喜欢《水浒传》者，可以先读百二十回本，再读百回本，再读七十回本，一定大有收获。特别是，读七十回本伴随着金圣叹的评点，读百回本伴随着李卓吾的评点，等于在跟最好的《水浒》专家同读水浒，免费雇一院士级的梁山泊导游，其乐何如也。
第三，史实问题。
“传”是一种历史文体，名曰“传”者，当有所本。《水浒传》被金圣叹等赞为可与《战国策》、《史记》同不朽的宇宙杰作，其史实究竟如何，历来为学者兴趣关注点。
《宋史》之侯蒙传、张叔夜传等载有宋江三十六人作乱事，但规模显然不大，很快被张叔夜平定。其实整个北宋时期，都没有规模太大的农民起义，不论王小波李顺还是方腊，前跟唐朝的黄巢比，后跟元朝的朱元璋比，都是小巫见大巫。所以《水浒传》只是借了宋江等人现成名字，踵事增华，夸大其威，扩展其势。而梁山泊“八百里”的规模和浩大的水军、激烈的水战，则不免令人想到南宋的洞庭湖一带的钟相杨幺起义，甚至想到朱元璋的洞庭湖大战。而《水浒传》中的地理错误也明显比《三国演义》要多，山东山西都搞不清。其实在山东的梁山地区根本没有发生过宋江起义，也没有另外的大规模起义，只有一些小规模的盗贼（参见《宋史》之蒲宗孟传、许几传、任谅传）。不过，梁山却因《水浒》一书名声大震。而历史上三十六人横行的“河朔”、“京东”却跟宋江渐渐断了关系。可见，《水浒传》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但在演化过程中，超越了历史之真实，做强做大了文学之真实。前人谓《三国演义》是“七虚三实”，我看《水浒传》连“九虚一实”也达不到。因此，虽然名曰“传”，但早已摆脱了“史”。叙事者自由地塑造人物，表达情感，不存在《三国演义》里“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弊端，在塑造人物方面达到了空前的境界，谓之“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恰如其分也。所以，读者不要再去山东梁山寻觅历史上的武松林冲鲁智深，而应在心里铭记他们的形象。史实问题，交给学者们去爬梳清理可也。无论文学还是历史，谁也不能保证其纯粹的真实性。艺术作品只要忠实于人民的利益，就会是永恒的。
第四，主旨问题。
《水浒传》的创作意图究竟是什么？文本所呈现出来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么？数百年来，莫衷一是。或曰愤元朝之暴虐，或曰叹当道之昏庸；或曰农民起义的雄伟画卷，或曰民主政治的先觉预言；或曰诲淫诲盗，或曰利国利民。恨之者咒骂施耐庵罗贯中“子孙三世皆哑”（见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及铁珊《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谓“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一）。爱之者将施罗二人比诸屈原、庄子、司马迁、杜甫、卢梭、西乡隆盛、达尔文（见《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比诸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狄更斯（见王钟麒《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甚至比诸释迦牟尼、孔子、华盛顿、拿破仑（见狄平子《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其实，大凡经典杰作，往往旨趣繁复，非三五语所能概括。尤其大面积反映人生之说部，世间百态尽在其中，谁知“人生之主旨”究竟为何？有时不过贞者见贞，淫者见淫耳。当然贞者见淫、淫者见贞亦可。从创作方面言，有感而发，象形指事，此乃通律。水浒故事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人民必将民族义愤和反抗情绪融入其间。说它歌颂起义或者说它鼓动作乱其实是一个汉堡包的两面。梁山泊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的生活确实表达了某种理想，但毕竟不是晚清革命者所向往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平等社会，更不能硬套概念，锁定《水浒传》是“社会主义小说”也（见王钟麒《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及黄人《小说小话》）。
倒是历代都有高人看出了《水浒传》的一个关键要害：投降。金圣叹就因投降而腰斩了《水浒》，后来又有俞万春不许梁山盗贼投降，另写了《荡寇志》，将梁山好汉斩尽杀绝，以表明“忠义非可伪托，盗贼断无善终”（东篱山人《重刻荡寇志序》）。延至现代，鲁迅指出宋江等投降后就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毛泽东继续鲁迅的思路，把投降问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于是引发了全国批判宋江的热潮。其实由此政治视角出发，恰恰可以看出农民起义的根本性矛盾，只有少数起义者能够改朝换代，“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大多数反抗社会秩序者，都面临着一个“如何下场”的问题。所谓“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未必就是一个道德上应予谴责的选择。反抗秩序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为了换来一个好一点的秩序。不能指责那些未能从体制上根本推翻一个社会的革命就是假革命。在政治性的焦虑中，包涵了人生的根本性矛盾：德才兼备而沉于下僚的英雄豪杰，应该怎样生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社会应该推翻、改造还是顺应？《水浒传》其实跟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一类小说具有情怀上的相通之处。《水浒传》得到社会各界的喜好，大多数人并不是要去造反或者杀人或者先作乱后招安，而是从中看到了人生的困境，看到了快乐与痛苦、自由与束缚、理想与现实的残酷矛盾。可以说，这才是《水浒传》更为深远的“主旨”。
第五，流别问题。
《水浒传》属于什么流派、什么类别的作品，似乎也存在不同认识。我所学过的文学史教材里说《水浒传》是“英雄传奇”，这固然是没错的。但仅此一个视角，不足以概括《水浒传》全部的流别归属。《水浒传》跟《三国演义》的产生年代大体相同，首先属于中国最早的长篇白话小说。考虑到《三国演义》的语言属于“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那么《水浒传》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也。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就是章回体通俗小说，所以《水浒》与《三国》同为中国长篇章回体通俗小说之滥觞。今人将《水浒》与《三国》、《西游》、《红楼》并列为四大古典名著，阅读者与研究者，均视为雅事。其实当初所有的白话小说均属于下里巴人，不登大雅之堂。总体上小说戏曲跟经史子集相比，就是“通俗”的。但通俗类的作品不一定在美学品格上就不高雅。大量的通俗小说被时间的长河淘汰了，“四大古典名著”成了最高雅的文学。这一认识上的变迁经过李卓吾、金圣叹等人的竭力标举，至晚清渐成共识，最后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得到了固化。明乎此理，则知俗可以变雅，雅可以变俗。公主王妃可能沦落娼门，通俗小说亦可成为顶尖精品。
既然《水浒传》属于白话通俗小说，那么在通俗小说家族的内部，则不难看出，它属于“武侠”类别，与《三国》属于“历史”、《西游》属于“神魔”、《红楼》属于“言情”并列。说《水浒》属于武侠，是因为其主要故事情节有武有侠、以武行侠。“非特武松、鲁达等人，英风动山岳，高义薄云天；即水泊之喽噜，酒店之火伴，亦隐隐有侠气。”（《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这与从“英雄传奇”等其他角度概括《水浒传》并不矛盾。可以说，《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武侠小说，跟今天最好的武侠小说比，也仍然傲居上游。当然，武侠小说经过了千百年的演变，形态观念都发生了相当大的迁移。但应该看到，无论《三侠五义》、《江湖奇侠传》还是《七剑下天山》、《书剑恩仇录》，都跟《水浒传》保持着精神上的血脉关联。特别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肝义胆和上不畏官府、下不媚庸众的冰雪英姿，是《水浒传》照耀千秋、冠绝所有武侠小说的核心根源。所以，论及武侠小说，《水浒传》无愧为第一范本也。
第六，艺术问题。
《水浒传》得到广大读者的喜好，显然只有侠肝义胆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其艺术上的高妙。一是人物，栩栩如生。金圣叹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水浒传序三》）。虽然并非一百单八将个个都达到了“典型人物”的层次，但一部通俗小说能够让读者毫不费力地记住其几十个人物，这真是“下里巴人”令“阳春白雪”大为窘迫之处，套用旧时理发店的一副对联，“虽谓毫末技艺，居然顶上功夫”。当今中国文学概论里讲到塑造人物时，《水浒传》是不可或缺的经典例证。晚清小说大师苏曼殊认为“《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而《水浒》又高于《红楼》，原因是“《红楼》所叙人物甚复杂”，不重复比较容易，而《水浒》中一百零五条好汉“同是莽男儿”，“同是强盗”、“同是壮年”，“故不重复也最难”。（《小说丛话》）
二是结构，金圣叹总结了诸多叙事技巧，什么倒插法、夹叙法，什么横云断山，草蛇灰线，什么正犯略犯、什么绵针泥刺，背面敷粉，足可写成一部《小说创作学》。一般人以为看《水浒》只是消遣，金圣叹却说“及至看了时，却凭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晚清人评价《水浒传》与《石头记》云：“以文章论，《水浒》结构严整，用字精警……以结构论，《水浒》较《石头记》严整有法。”（眷秋《小说杂评》）我看《水浒传》之结构，大处宏伟庄严，开合舒展；小处细腻严谨，变化多端。“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象征“乱自上作也”（金人瑞《水浒传回评》）。而“临了以梦结局，极有深意。见得从前种种，都是说梦”（李贽《水浒传回评》）。这种包罗万象、地负海涵的现实与象征融为一体的结构，是中国小说的正宗，显示出堂堂正正的中华气象。
三是文字，“情状逼真，笑语欲活”，“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也写不出来。（无名氏《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这文字既来自人民群众的鲜活语言实践，也是加工创作者精心提炼打磨之结果。如武大郎的故事，倘若在历史文体中，只有“妻潘通于西门庆，同谋杀大”二句耳，而小说中“不过就寻常日用琐屑叙来，与人人胸中之情理相印合，故自来言文章者推为绝作”（夏曾佑《小说原理》）。李开先说：“《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一笑散•时调》）读者不论是否喜欢《水浒传》的思想，对于《水浒传》的文字没有不肯定不佩服的。李渔说：“若《水浒传》之叙事，吴道子之写生，斯称此道中之绝技。”（《闲情偶寄》卷三）金圣叹说：“《水浒传》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子弟稍识字，便当教令反复细看。看得《水浒传》出时，他书便如破竹。”（《读第五才子书法》）应该肯定地说，《水浒传》上承古代史传艺术精华，下开中国小说顶天立地囊括四海之境界，洵为中国小说第一不朽之杰作也。
第七，影响问题。
《水浒传》的影响，一是影响文学，二是影响社会。
《水浒传》以原汁原味的白话塑造人物，铺排故事，并取得巨大成功，这给了后世作者以极大的鼓励和启发。三言五语的白描就活画一个人物，成了此后中国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为江湖人士树碑立传，始自司马迁，但大规模地创作江湖题材的长篇小说，则始自《水浒传》。“史统散而小说兴”（《古今小说叙》），堂庙衰而江湖盛。《水浒传》一直影响到现当代的英雄传奇和武侠文学，连《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一类的革命文学中也分明能够看出梁山泊好汉的遗风。以“盗贼”题材而居然成为文学的“正源”，天道巍巍，人心昭昭也。
《水浒传》影响社会，则更为人所共知。不但正式的农民起义都向往梁山泊模式，一般的小股“盗贼”也如此。很多起义者直接取用梁山好汉的名号，如宋江、燕青、插翅虎、一丈青等。（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水浒传》的许多观念深入人心，如“替天行道”，“反贪官不反皇帝”，“大丈夫一刀一枪，博得个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王法若还依得，便不造反了”等。这些混杂的观念表现出强烈的人民自主性，不但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心理凭藉，而且给统治者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惧。《水浒传》里一些具体的情节也影响深远，例如毛泽东就对“三打祝家庄”非常感兴趣，专门以此来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折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矛盾论》）从中国小说的影响深远上来说，《水浒传》无出其右。关于《水浒传》的考证研究和评价争论的文字，其规模也是首屈一指的。
第八，观念问题。
由上述诸问题，自然可以确认《水浒传》乃中国第一流的小说，第一流的文学，与唯一堪比的《红楼梦》互有轩轾。但由于时代观念的演进，不断有保守或者激进人士对《水浒》提出猛烈批评。兹略举数项。
其一是招安问题，或从革命立场出发，认为招安便是投降，招安便非好汉，投降便是叛徒，先起义后招安更是伪君子，招安后当了朝廷鹰犬，又去屠杀其他起义者，则是坏上加坏，恶贯满盈。此类论述虽然抓住了要害，但未免责人过苛，不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或从朝廷立场出发，认为对于盗贼焉能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金人瑞《水浒传回评》）颠倒体统，王法何在？授盗贼以高官，岂非诱使天下歹徒皆来效仿？此类问题见仁见智，难以定于一统，端在个人对人生体会之差异耳。
其二是暴力问题，当今许多热烈鼓吹法制建设的人士指出，《水浒传》宣扬暴力，破坏法制精神，通篇充斥着打打杀杀，对少年儿童具有毁灭性的负面影响。例如民营屠户镇关西，生活作风略失检点，但未犯死罪，鲁达作为一名基层警官，凭什么擅自将这位优秀企业家殴打致死，破坏招商引资的大好局面？而且书中用了那么长的篇幅，大肆渲染血腥场面，明显具有变态心理。再如黑旋风李逵动不动手提两把板斧，不分官军百姓，排头砍去，明明是个变态杀人狂，金圣叹却赞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读第五才子书法》），还有人赞李逵“谓为梁山泊第一尊活佛”（怀林《批评水浒传述语》），真不知何等心肠。还有武松打虎，属于杀害珍稀野生动物，手段残忍。李逵更是连幼虎都凶狠杀害，连“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这一基本公民常识都不懂得。武松杀害阳谷县商会主席西门庆、林冲杀害政府公务员陆虞侯，杨志杀害自由主义青年牛二，都未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一部《水浒传》，就是一部野蛮杀人的教科书，是中国人不如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的罪恶铁证……这类大批判文字其实古已有之，历代统治者焚毁查禁《水浒传》的理由之一也是因其“自掌正义”。不过现在的这类大批判，基本属于不懂文学不懂历史也不懂人性不懂法理的驴唇不对马嘴之言。李逵说得好：“王法王法，若还依得，天下便不乱了。”《水浒传》从来不曾宣扬破坏法制而另行暴力，而是提出了一个法制已经被破坏的情况下如何争取和恢复正义的问题。要求走投无路的起义者投鼠忌器，面面俱到，等于黄世仁要求杨白劳成为圣人。李逵之所以被看作梁山泊第一尊活佛，是由于“为善为恶，彼俱无意”（无名氏《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赤条条一颗童心。把法制建设的责任转移到遭受压迫的苦难者身上，正如把环境破坏的责任推卸到发展中国家身上一样，是典型的霸权思维和洋奴思维。一切暴力都既有明暗之分，又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不去反对强势集团的软刀子暗暴力，却一味打压弱势群体反抗强权的明暴力，这种论调本身就是暴力的。倘若该论能够成立，则一切武侠文学、战争文学皆可废矣。
其三，女性问题。20世纪末以来，女权主义在中国烟尘四起，许多巾帼英杰挥笔做刀枪，痛批黑心郎。一些喜言是非又不敢谈论政治的男性公民也寻到了新话题，跟着邹七嫂在人群里乱钻。如同“文革”期间在所有的作品里发现了阶级斗争的秘密一样，如今在所有的作品里发现了男性压迫女性的罪恶真相。其中罪大恶极的便是《水浒传》，因为一百单八将中，居然只有三个女性，可见女性被压迫到什么地步！更有那无厘头的书商，居然将《水浒传》改名为《3个女人与105个男人的故事》。而且仅有的三个女性，都不在三十六天罡里，最厉害的一丈青扈三娘，在七十二地煞里仅列在第23名，位居她丈夫矮脚虎王英之后，而那矮脚虎明明是被扈三娘“轻舒猿臂”、“提离雕鞍”给活捉的。母大虫顾大嫂位列倒数第八，母夜叉孙二娘位列倒数第六。一百单八将之外的女性，则基本都是淫妇、媒婆和妓女。阎婆惜给宋江杀了，潘金莲给武松杀了，潘巧云给石秀杀了。而这些男性杀害几位美女的动机都是嫉妒人家的自由恋爱，阎婆惜爱上了张三郎，潘金莲爱上了西门庆，潘巧云爱上了裴如海，于是这些封建专制的刽子手就残杀了这些女权运动的先锋。所以，《水浒传》在阶级问题上，在法制问题上，在女性问题上，都被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古代朝廷查禁《水浒传》，看来执法力度还太轻了，应该挖开施耐庵罗贯中的坟墓，鞭尸才行。
不难看出，这都是用今天的观念去衡量古代的人情事理所导致的偏狭论点。如此批判，世间将无一部可以读的作品，昨天以前的一切都可以随口否定。这在文艺批评上是犯了“跨元批评”的错误，跟晚清某些学人盛赞《水浒传》具有“女权之思想”、“巾帼压倒须眉”（《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在思路上是如出一辙的。我们必须先按照对象自身所在范畴的标准去批评对象，然后再与其他标准参照，才能确定对象的价值。否则，总是根据当下流行的观念去批评一切，那我们自己就成了流沙，在无情淹没一切生命之后，最后淹没在自己的烟尘里。
《水浒传》并非没有缺陷，如“说梦、说怪、说阵处”，都有败笔，前后文字不够匀称等，都已有论者点明矣，兹不赘叙。
《水浒传》八大问题略述如上，此心惟危，挂八漏万必矣，不过藉此试扫茅径，洁樽候教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