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45：军阀、汉奸、老兵的别样人生 2017-08-21 10:30

紫蝶

72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21日，日本乞降使节今井武夫一行四人飞抵湖南芷江，正式向中国代表洽谈投降事宜，八年抗战终于迎来停战胜利的曙光，然而有谁会知道，1945年，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又将是一个怎样不平凡的年份：对于“云南王”龙云、汉奸周佛海、老兵王建堂来说，他们的生命转折，又将在这里，开启。
1945年10月3日，凌晨四点多钟，云南昆明城。
酣睡之中，统治云南已达18年之久的“云南王”龙云，被一阵阵尖锐的枪声惊醒，他迅速起床后发现，蒋介石的心腹、派驻昆明的中央军杜聿明部队，已将他的住宅围得水泄不通，正在和他的卫队发生激战。
此前一天，10月2日，杜聿明亲自将蒋介石的手谕转交给了龙云，手谕中明确：撤销龙云在云南的所有党、军职务，改而调任龙云离开云南老巢前往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议长，当晚，就在龙云尚未对“调任”表态之际，杜聿明率先发难，试图以武力强行制服龙云。
没有办法，龙云只得化装成平民，从一所边门偷偷溜出，三天后的10月6日下午，眼见增援无望，在牺牲数百人的亲兵部队后，龙云只得被迫接受“任命”，从昆明飞往重庆“就职”，从而结束了他为时18年的“云南王”生涯。
军阀：“云南王”龙云
龙云，中了蒋介石的调虎离山计。
1937年抗战爆发后，作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和云南党政军实际一把手的龙云，与川军首领刘湘一样，并未惜存实力，而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遣派滇军奔赴前线抗击日寇。八年抗战期间，滇军共有22万人开赴前线，前后经历20多次重大战役，其中10多万将士阵亡在了抗战前线。
在龙云的治理下，抗战期间的云南，是中国的重要后方之一：龙云在建设云南大学的同时，还安置了西南联合大学等多所大学，并包容社会各界人士，修建滇缅国际公路，使得云南成为坚固的抗战大后方。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停战后，蒋介石随即指派龙云的滇军前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龙云并未多想，随即派出自己的表弟卢汉，率领滇军最后的精锐5万人，前往越南河内受降。
滇军精锐前脚刚离开，10月份，受命于蒋介石的中央军杜聿明部队，在密谋多时后，就向龙云下手了。
交战由此而发。
尽管多年来一直对中央军心存芥蒂，但对抗战全身心投入，可以说是赤胆忠心、毫无保留的“云南王”龙云，尽管也知道国家统一、结束军阀割据是大势所趋，但没想到自己最终的结局，竟然是被迫这样黯然收场。
▲“云南王”龙云（左一），最终被蒋介石算计软禁。
龙云前往重庆后，开始被软禁起来，他后来回忆说，他的住所对面的冷饮店，实际住的，都是监视他的特务。而滇军，则在完成前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的任务后，又被调派往东北打内战当炮灰，
1948年秋，龙云在老朋友、原“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等人的帮助下，偷偷前往香港，并开始公开反对蒋介石，并协助策反滇军；1948年10月，继此前隶属滇军的第60军184师起义后，第60军剩余部队又大批反正。
就在起义通电中，作为龙云的老部下、第60军军长的曾泽生在起义通电中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设下骗局，借口接受日本人投降，把我们全军派到河内，而他趁机发动昆明事变，为了清除他的政敌，可以不惜牺牲云南的百姓。”
1949年12月，龙云又劝说他的表弟卢汉（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起义，最终云南和平解放。而回归大陆的龙云，则于1957年被划成“右派”；1962年，龙云在北京去世。1980年，龙云的“右派”问题被改正，并恢复名誉。
一代“云南王”，至此烟消云散。
汉奸：无耻周佛海
作为知名人物，大汉奸周佛海，在1945年，也是风光一时。
1945年日本投降后，作为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长的周佛海，不仅没有被抓，反而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一时举国舆论哗然。
对此民间人士纷纷逼问国民政府，一系列汉奸纷纷被捕，为何“独头等汉奸周佛海不知其何以久无消息？”
蒋介石无奈，只得下令将周佛海抓了起来。
周佛海，是汪伪政府中，除了汪精卫、陈公博外的第三号人物。
这位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的所谓才子，曾经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又叛投国民党，并一度成为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在中统和军统中都担任要职，并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8年9月，周佛海又与汪精卫一起叛投日本，成为举国唾骂的大汉奸。
▲大汉奸周佛海：一生卑鄙、反复无常。
作为汪伪政府的干将，周佛海一手参与了汪伪政府各院、部的组建，对此周佛海非常得意，在日记中洋洋得意地说：“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
周佛海不仅政治上卑鄙反复无耻，而且在感情上也是下作浪荡：在上海滩，为了迎娶上海总商会主任秘书杨卓茂年仅20岁的女儿杨淑慧，周佛海不惜抛弃休掉了已为他生下一子一女的结发妻子郑妹，改而重纳新欢；1939年，他去日本又弄了个秘密情人、19岁的护士金田幸子，然后回国，又瞒着杨淑慧，跟名伶筱玲红一起姘居，一直到抗战结束被捕。
在敛财方面，他也颇有“心得”。
周佛海先后曾以耐劳、慎独、宁远、百忍等20多个化名，在上海数家银行存款近3000万元（约合当时黄金7500市两），据周佛海自估存款“为数虽不多，今日之蓄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亦应自足矣”。
1943年，眼见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形势不妙，这位一生入共叛共，入国民党又叛国民党，跟日本人又叛日本人的无耻小人，又接受了戴笠任命，秘密加入军统，并为国民政府秘密提供有关汪伪政府及日本人的情报。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佛海以为自己暗中反正有功，可以逃过一劫，不禁洋洋得意，但无奈民愤汹涌，蒋介石无奈，只能下令将他拘押起来；1946年11月，周佛海在南京被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汉奸罪名判处死刑，但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
由于心脏病引发多种并发症，1947年后，周佛海开始痛苦挣扎，死前一两个月，他不能睡、不能坐，只好将被褥高高叠起，趴在上面日夜喘息呻吟；尽管他的二任妻子杨淑慧试图将他争取保外就医，但国民政府予以了拒绝。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最终口鼻流血不止，在痛苦哀嚎中，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他的罪恶一生。
老兵：“死字旗”王建堂
同样在1945年，33岁的抗战老兵王建堂，则被派往天津接受日军投降。
作为四川安县人（今北川县曲山镇），1937年抗战爆发时，当时25岁的王建堂是小镇上的小学教员。跟其他热血青年一样，感慨于国家危亡，王建堂和所在的曲山镇青年也纷纷请缨杀敌，一百多位年轻人自建了一支“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并公推王建堂为带头人，向县长成云章提出前往杀敌报国。
听说儿子请缨杀敌，将士们出征之际，王建堂的父亲王者诚，特意从曲山镇寄来了一份包裹，里面是一面正中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的旗帜。
▲保存于博物馆的“死字旗”摹本。
“死字旗”中内容如下：
右边写的是：“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左边写的是：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本欲服役，奈过年龄，
幸吾有子，自觉请缨，
赐旗一面，时刻随身，
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永往直前，勿忘本分。
父手谕”
带着父亲王者诚寄来的“死字旗”，王建堂此后八年间，一直跟随部队战斗在抗战的第一线。起初，他被编入国民革命军二十九集团军野战补充二团，抗战期间，他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大小战役数十次，先后负伤四次，由于作战勇猛、指挥有方，王建堂先后两次获得战区长官部授予的甲级勋章。
抗战期间，王建堂在一次重伤后，随身携带的“死字旗”不慎遗失（建国后，王建堂曾经根据记忆摹写了一面）；1945年，他跟随部队被派往天津受降，但王建堂没想到的是，此后他仍然不能解甲归田，内战爆发后，最终他跟随部队，于1949年在四川反正起义；1950年，王建堂请求退伍回家。
▲抗战老兵王建堂、晚年相片。
从军前，王建堂原本有一段婚姻，由于常年从军、抗战杀敌，妻子离他而去，退伍后，他原本想另外娶妻生子，但作为原来国民党部队士兵，实际生活中他却是作为“残渣余孽”处处碰壁，改革开放前，他经常被批斗殴打，按照他的自述，日常生活只能靠着“在批斗之余打零工、做苦工，打杂工乃至包埋死人以糊口，娶妻成家顿成泡影。”
1980年，王建堂被列为五保户救济，但补助微薄，生活艰辛，无奈下，有一次，他写了封名为呈《有关负责同志均鉴》的信恳求救助：“目前，百物飞涨，二十三元实不能维持我一个孤老的生命。县有等级，民政救济亦有规定，须（虽）本县政协及文史委员会，时时看顾，亦不过口头慰藉、叹息而已，他们一再表示无能为力。故我一再考虑，不顾羞愧，写成此信，唐突上呈贵部，希有关同志，根据党的政策，多方考虑、了解，给我一个能维持孤老一人的最低生活的出路，则泣感无陈。呈此籍叩。”
1992年，时年80岁的抗战老兵王建堂，最终在孤老寂寞中死去，而他的死，也意味着1945年，那个民族伟大时代的最终尾声和消逝。
历史远去，只留下王建堂的“死字旗”，在时空中无言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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