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追回万件国宝，反被故宫开除，却玩儿成了比钱钟书还难得的一代大家

清梦

“世好妍华，我耽拙朴。”
——王世襄

《大家》节目采访王世襄，

见到主持人第一句话，王老便说：

“我婉拒你们这个节目好多次了，

就因为不喜欢你们这个名字，

感觉一上你们节目我就成大家了，

我哪儿算是什么大家呀。”

玩蟋蟀、养大鹰、训鸽子、刻葫芦，

王世襄从小喜欢调教鹰狗的游艺，

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小学玩儿到大学，

我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

然而，若没有王世襄，

那些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玩物”，

将永远无法跟“文化”二字关联起来，

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彩，

以至于曾有人评价说：

“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

但再也不会出现王世襄了。”

父亲抱着一岁的王世襄

王世襄是个标准的世家子弟，

其先祖曾是福州城内的望族之一，

父亲王继曾一度担任张之洞的秘书，

后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

母亲金章娴雅高贵，曾留学欧洲，

身为鱼藻画家，持家之外寄情绘事。

大舅金北楼则是民国北方画坛领袖。

儿时，家中有私塾老师教经、史和诗词，

为王世襄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

出生于这样的望族，若自幼勤于诗书，

王世襄真有可能成为“钱钟书式的人物”。

有一年，王世襄得了猩红热，

传染给大两岁的哥哥王世荣，

结果王世襄命大，

扛过去没死，哥哥死了。

那时的王世襄淘气，每次去舅舅家，

不是捅马蜂窝，就是上房揭瓦，

亲戚们都劝金章好好管教王世襄，

金章却对王世襄万分宠溺，说：

“只要于身体无害，就随他去吧。”

10岁时，王世襄就开始养鸽子，

举着大竿子赶鸽群。他还养蝈蝈，

学八卦和太极，跟清宫摔跤手学摔跤，

自己学习驯鹰和放狗、捉獾、逮兔。

由于家境优裕，王世襄活得自由自在，

京城里各种杂七杂八的传统玩意儿，

他很小的时候就一个个玩儿得有板有眼，

混迹于前清的遗老遗少之间，

很快成了北京城内有名的少年玩主。

小学时，他就读于北京

一所美国侨民学校，

每周老师布置英语作文下来，

王世襄全把自己玩儿鸽子的心得记下，

气得英语老师怒而掷还，斥道：

“汝今后如再不改换题目，

无论写得好坏，

一律给P（poor，即不及格）！”

就这么一路玩下去，

王世襄根本不把学业放在眼中，

考入燕京大学医学科后，他仍不收心，

沉醉于种葫芦、养鹰、养狗、养鸽子，

他甚至臂上架着大鹰跑去上学。

怀中揣着蝈蝈在课堂鸣叫，老师听见了，

一声令下让他滚到课堂外面去。

这种“玩家”派头被同学视为不务正业，

教授们一个个都很是为他感到心痛：

“你若再这样下去，前途就毁了！”

王世襄听不进去，没多久，

功课自然落下，一考就不及格，

加之理科基础并不好，愈发读不下去，

只好转到了国文科。因为国学基础好，

王世襄到了国文科如鱼得水，

甚至帮着全班学生吟诗作赋写作业，

教授不知所以，还当全班人称赞：

“你们是我教得最好的一批学生。”

王世襄自觉得毕业不成问题，

从此就玩儿得更欢了。

还记得哥哥王世荣死时，

对于王世襄的不听管教，

亲戚们都哀叹：“可惜死了个好的。”

幼年的王世襄听见大家这么说，

并不往心里去，只管玩儿自己的。

人生的转折，发生在1939年春，

一直疼爱他的慈母金章突然去世，

王世襄经受了出生以来第一个打击。

他深知母亲对自己的期盼，只因宠爱，

才不肯将他的自由困在诗书之间。

“母亲的去世，使我醒悟，

觉得自己愧对父母的关爱和期望，

于是，我开始认真念书。”

王世襄母亲金章

这年，他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

从此摒弃一切玩好，专心学业。

因受家庭影响，对中国美术史感兴趣，

以《中国画论研究》一文，

王世襄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园被日军占领，

王世襄回到家中，在父亲鼓励下，

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元明清部分。

论文撰写极其艰难，前后历时五载，

直到1943年夏，才完成这部

洋洋洒洒共70万言的立志成才之作。

《中国画论研究》完成后，父亲说：

“你已经到了自谋生活的年龄。

北平沦陷，自然不能再呆下去。”

深思熟虑后，王世襄决定去往西南，

立志要开拓一片自己的天地。

王世襄辗转跋涉，

来到中研院所在地，四川李庄。

在这里，他遇到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

梁、王两家是世交，

梁启超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的门生。

梁将王世襄推荐给

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

傅斯年上来就问：“你是哪里毕业的？”

王世襄回答：“燕京大学。”

傅斯年说：“燕京毕业的

不配到我们这里来。”

据说傅斯年看不惯

王世襄身上的“纨绔之气”，

知道他曾是少年玩主，断定难成大事。

梁思成想了想，对王世襄说:

“你志愿是美术史，若对古建筑有兴趣，

可以到中国营造学社边学习边工作。”

王世襄就此留下，在营造学社期间，

一面进行野外调查工作，

一面饱览古建筑典籍，

为日后从事髹漆、

明式家具研究打下基础。

王世襄书法

1945年8月，日军投降，

王世襄干了人生中第一件“大事”。

经梁思成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推荐，

他被派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文物。

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古玩商，

一番调查，得知多数文物

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

王世襄整日往返于北、津之间，

查出杨宁史是禅臣洋行经理后，

立即到他公司去暗访，

恰好看见一个外籍女秘书在打字，

文件内容正是青铜器目录。

王世襄一把将目录抓到手中，

女秘书只得招认。

王世襄随即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

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

之后，王世襄又在天津接收

溥仪保险柜中的一批珍贵文物，

多达20匣，价值连城。

杨宁史捐献收据

更为艰难的“追索之路”，

是要从日本人手中拿回国宝。

战后，“文物清损会”在重庆成立，

当专家组要去日本追讨文物时，

国民政府却连一个翻译钱都不肯出。

考古学家李济在日本碰了一鼻子灰后，

追讨文物的重担便落在王世襄身上。

“抗战”期间，曾有一批善本书运去香港。

日军侵略香港时，

将这批善本书全部劫往日本。

除中央图书馆善本110箱外，

还有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

岭南大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

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

东方学图书3箱。

有28种可谓“国宝”，

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

《后汉书》、《礼记》、

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

这批善本事关中华文脉，郑振铎曾说：

“若是以后这些书落在日本人手中，

那中国人要研究中国的文化，

岂不是得跑到日本留学了！”

当初傅斯年看不上王世襄，

可王世襄去日本前，他说：

“你去日本追寻文物，应和在平津一样，

要非常非常的aggressive(敢作敢为)。”

然而到了日本，王世襄也四处碰壁，

当时联合国规定写明：要求偿还的文物，

必须经证明确为“抗战”时被劫被盗，

还要列举损失文物的名称、制作年代、

形状、尺寸、重量等，最好附有照片…

可王世襄哪儿去找那么详实的材料？

王世襄十分气愤，一方面大声疾呼，

一方面通过美国

在日所设文物机构寻找资料。

1947年2月，王世襄经过多方努力，

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把107箱善本书，

用汽车运到横滨码头，

再用轮船运回上海，

使这批国宝完整回到中国。

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

王世襄为国家追回共6批文物，

加上追回的107箱善本书，数以万计。

这是王世襄人生中最自豪的一件事，

没想到，这却将他推向了深渊。

1952年，王世襄正在广西参加土改，

突然被急电召回，下火车不准回家。

因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

王世襄成为故宫“三反”中重点清查对象，

理由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

在东岳庙被轮番“轰炸”四个月后，

他又被公安局看守所拘留审查10个月。

审查结果并无贪污盗窃问题，

王世襄被释放回家，谁曾想，

刚一到家，他却收到原单位公函，

被故宫开除公职，养病一年后，

王世襄到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

又在“音研所”被划为右派。

王世襄几度想要回到故宫，均无果，

到了十年浩劫，终于梦碎。

对此，王世襄从未有一句抱怨、诋毁，

但可以想象，一个视文物为生命，

对故宫和文物研究如此深情的人，

一个将追讨国宝，

视为平生最得意之事的人，

被无端猜疑、审查，

最后被撵出故宫，

内心会是多么的悲凉…

谈到这段不公正待遇，王世襄说：

“这是我人生第二个转变，

故宫把我开除了，

我只好把终生为故宫服务的志愿，

改为终身研究中国文化。”

然而，故宫开除了王世襄，

却逼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

民俗文物、文博大家。

离开故宫之后，他每天起早贪黑，

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

开始收藏、研究明清家具、

鸽哨、竹刻、葫芦…

王世襄常常骑着自行车，

穿梭在大街小巷，

与工匠、民俗艺人混在一起。

他待人谦恭，跟底层人打交道非常多，

民间工匠也愿意跟他交流，传技于他。

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

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

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

甚至在特殊时期，他夜里偷偷写作，

面对着政治风潮上的巨大压力，

王世襄却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

他觉得自己的研究，于民族有益。

为了得到心爱之物，

王世襄不顾时间和财力，

甚至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在所不辞。

“那时候，我整天弄一个车，

车后边有一个大架子。

大桌子、椅子我都骑车子载回来。

全北京城我到处跑，

春节我还跑到京东宝坻县。

大年三十晚上，在小店里睡觉。

小店里很冷，没有火。

我拿两只鞋鞋底对鞋底一扣，

放到炕沿上当枕头。

只有这样才能买到极便宜的物件。

那时候的古琴，全是用东西换的，

用我母亲的首饰换的。 ”

浩劫期间，王世襄蹬着自行车，

走街串巷地搜集旧家具。一次，

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老太太家，

王世襄看到一对杌凳，明朝的。

老太太要价20元，他便马上掏钱，

老太太见他没还价，马上改口不卖了。

两天后，路过东四挂货铺，

王世襄看见打小鼓的王四坐在杌凳上，

上去就问：“这个多少钱？”

王四要价40，他一摸，

才发现没带钱包。

等他带着钱回到挂货铺，

杌凳被人买走了。

王世襄辗转找到那人，

想把杌凳买回来，对方就是肯不卖。

王世襄锲而不舍，隔三差五登门拜访，

软磨硬泡了一年，跑了二三十次，

最后花了400块钱收下！

人家说他傻，可他觉得一点也不亏：

“搜集文化器物总有一个经历。

越是曲折，越是奇巧，越使人难忘。”

正因为有这股“蠢劲儿”，

王世襄虽然长时间囊中羞涩，

一路却藏下了诸多名器珍宝。

比如最让他得意的“天下第一紫檀案”，

是明末清初宋国仲祠堂里的珍品，

他只花了80块钱便买了下来。

论数量，他一人收藏明式家具多达79件，论质量，其弟子，古家具专家田家青说：

“如果要选12件全世界最好的明式家具出一套邮票，代表中国文化，那王（世襄）先生的收藏就占了5件。任何其他领域，比如瓷器、绘画、书法，不可能一人的收藏占其中半壁江山，所以这收藏能力太可怕了。而且是一个人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不可不说是传奇。”

为了收藏和研究这些文物，

王世襄可以说是散尽家财。

当时王世襄穷到何种程度？

收藏家马未都曾回忆说：

“王世襄有一张黄花梨方桌，

购于北京通县，价格仅5元，

舍不得运输费，自己一手扶车把，

一手扶桌腿，将桌扣在背上，

骑车运回家，因此获‘穷王’美称。”

不过，他费尽心力收藏，

到底是躲不过时代的洪流。

1966年，浩劫风暴来临，

目睹红卫兵“破四旧壮举”后，

王世襄预感到家中藏宝或将不保，

那些明式家具、佛像、铜器、善本，

都会被划入“四旧”，随时遭到毁坏。

王世襄想了想，居然“自我革命”，

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抄家。

幸好当初文物局派来的都是行家，

对王世襄的藏品多加保护，

这才使得各种珍品躲过一劫。

后来，王世襄也收回了

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凡与王世襄亲密交往的人，

都要提到他的一个口头禅：不冤不乐。

这句北京老话，王世襄曾做过一番解释：

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历尽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亦即心花怒放，欢喜无状，感受最高享乐之过程。倘得来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乐而言。

1969年，55岁的王世襄，

被下放到 “五七”干校。

在那里，王世襄牧牛、放鸭、种菜…

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吃，

看上去俨然一位村野老夫。

面对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

王世襄一直表现得极其乐观。

他一有闲暇，就跟老乡学采集野生菇，

也常跑到向阳湖边向渔翁求教打鱼，

“未曙出湖，日上而返”。

文革中，老舍跳湖，陈梦家自杀，王世襄却选择要坚强地活着，对此，马未都评价说：

“他是一个对生活非常豁达的人，旧社会他可能是贵族身份，后来没落了，不断遭遇打击，无论人生多么低谷，他一直都坚持一口气，这一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王世襄不是灰暗的，是阳光的，否则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成就。”

2000年，86岁的王世襄，

将一生文章结集为《锦灰堆》出版，

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

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

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

这套奇书出版后风行一时，

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

不得不说，少年时代的游乐艺趣，

最终都成为王世襄研究的对象。

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心得，

架鹰走狗斗蛐蛐本是游手好闲之徒所为，

经他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

就变成了一种民俗文化。

王世襄一生著述30多本，

学识之广博，意义之深远，

前无古人，恐怕亦后无来者。

其中《明代家具研究》、

《明代家具珍赏》，乃举世公认的

中国古典家具领域里程碑著述，

此书一出，更是开拓了一个产业。

王世襄几乎是以一己之力，

推动了明式家具的研究与收藏。

《髹饰录解说》无疑为古代漆器研究，

开拓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领域。

80岁以后，他又重拾儿时经验，

注释写作《蟋蟀谱集成》、

《秋虫六忆》、

《明代鸽经·清代鸽谱》、

《北京鸽哨》、《说葫芦》、

《冬虫篇》、《大鹰篇》、

《獾狗篇》等…

可谓门门绝学，令人叹止。

对于王世襄的著述，启功先生说：

“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

一字字，无一不是

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20世纪90年代，

王世襄的名声越来越响。

尤其得知他的出身和藏品后，

许多人都好奇这位奇人：

“生活中岂不是考究至极？”

然而，与锦衣玉食的想象不同，

王世襄早年虽出生于望族，

后来却与街上的老大爷无异，

身上穿的衣服，手中拿的碗筷，

几乎都是随街可买的大路货。

甚至平时用的瓷器和日用器皿，

连一个成套家用细路瓷器都比不上。

唯一讲究的，是王老爷子爱吃，

不但自己挑口味，而且烧菜一绝，

出门时，常挎一个菜篮子在身上。

王世襄在京城有“美食家”之誉，

对食材半点糟蹋不得。

比如吃完老玉米，玉米皮绝不扔掉，

将之洗净、擀平、晾干后，刷洗碗筷用。

出门请客吃饭，绝对去那些好吃不贵、

有真手艺且不讲铺张的餐馆。

这样朴素平淡的生活态度，

正应了王世襄老人的案铭：

“世好妍华，我耽拙朴。”

生活上，王世襄过得去就行，

在做学问上，却来不得半点马虎。

每天早上4点，书房就已亮灯。

平日，他惜时如金，很少接待客人。

住的大院儿外贴着一张毛笔告示：

“工作繁忙，恕不见客，请见谅。”

外人来敲门，他半开门，

探出头来说一句“我很忙，没时间”，

就把对方打发回去了。

曾经，为拍摄一件康熙紫檀多宝格，

因不能移动，并须一日内完成，

王世襄请了三批专业摄影师，

用汽车载运器材，到馆依次拍摄，

只为一张可用以出版的彩色照片。

十几年来，他先后拍摄

近千件明清家具照片，

几乎花掉了家中一大半的积蓄。

王世襄可以在吃穿上素淡，

可对学问，他是“锱铢必较”。

王世襄有个外号，叫“柜人”。

1976年唐山地震，震后第一天夜里，

王世襄东厢房掉下一块屋脊。

次日，周围居民在院子里搭床过夜，

王世襄不愿离开家里的珍宝，

便在紫檀大柜的搁板上铺上毯子，

人钻进去，勉强能把腿伸直，

数月之间，当起了“柜中人”。

彼时，他的老宅早已变成大杂院儿，

放置明式家具的屋后面便是他人厨房，

他向有关部门反映，

说这是宝贝，毁了就完了，

有关部门反问：“我们能怎么办？

总不能把其他的住户给撵出去吧？”

于是挂了几个灭火器在墙上，

就这么把王世襄给打发了。

马未都和王世襄

王世襄为此忧心忡忡，

想来想去，他打算捐给故宫，

可故宫方面没有家具专馆。

直到上海博物馆完工，开了家具展厅，

香港商人庄贵仑想要买下他的家具，

王世襄提出条件：“你买我的家具，

必须全部给上博，一件也不能留；

如同意，79件家具我也一件不留。

我不讲价钱，你给多少是多少，

只要够我买套公寓就行。”

就这样，王老手中那批明式家具，

以当时国际行情的十分之一的价格，

于1993年2月全部藏入上博。

旁人得知此事，骂他是大傻瓜，

王世襄却毫不在意，他说：

“我对任何身外之物，

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

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

就很满足了。遣送得所，问心无愧，

便是圆满的结局。想永久保存，

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才是大傻瓜！”

79件藏品中，有四把明代紫檀木椅，

是举世知名的最精品，价值连城。

《珍赏》一书中只用一件，出现两次。

按协议，王世襄只需交出一把即可。

但是他却把四把全交了，原因是：

“四把明代精品在一起，太难得了，

我不愿拆散它们。还有在我家中多年，

四把椅子从未按应有的格式摆出来过。

到上海可以同时摆出，多好的一件事！”

这便是散尽家财收藏珍品的王世襄，

在他看来，这些珍宝并非一人所有。

这是人类的财富，它们真正的价值，

无法用金钱衡量，亦非一人可占有，

让所有人去了解它们的美和底蕴，

才是让文物传递真正的价值。

在王世襄的心底，让珍宝代代相传，

让中华传统文化被更多人知道，

恐怕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2003年，

因为明式家具研究，

89岁的王世襄，

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

用以表彰跨文化交流领域

杰出成就的最高奖，

当时，著名英国汉学家柯律格说：

“王世襄属于20世纪初，

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这样一群人，

他们冀求将构建中国的过去，

作为构建中国的未来的途径。

作为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

他们又冀求在不低估其他文化的同时，

给予中国文化更高的重视。”

打心底里，王世襄热爱这个民族，

也珍视从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文化，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若没有他，

许多中国民间文化都将被时间遮蔽…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曾经为这位多年至交赋诗一首：

“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

少年燕市称玩主，老大京华辑逸文。”

学人张中行也曾评价他说：

“我年略长于王先生，

在北京住六十年以上，

见闻中学术界的人不少，

还没有一个既读《说文解字》

又养鹰兼斗蛐蛐的。

此之谓天生的奇才，世间罕见者也。”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与世长辞。

直到去世前，他还在为传统文化奔走，

希望中国“观赏鸽”能被世界所知，

不管上哪个节目，都在为鸽“发声”。

被故宫除名、历经坎坷后，

王世襄老人曾对世人说过：

“我很坚强，蒸不熟、

煮不烂，我就是我。

我一不自寻短见，

二不铤而走险，

全力著书立说，

做对民族文化有益的工作。

我照我的道路走，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总有一天，应该得到公正的认识，

我能做到，这就是我的胜利。”

果然，老人用自身学识、专注和匠心，

完满地走过了后半生这段胜利之路，

留下了比传奇更厚重的文化宝藏。

待其离世，香港作家董桥闻听噩耗，

连连摇头，只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亦足以总结王世襄的一生：

“这样的老人，以后没有啦，没有啦！”